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原因及对策思考

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作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如何有效预防和减少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遏制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上升,是城市管理中亟待破解的难题。通过对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群体与本地青少年犯罪群体的比较分析可知: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家庭与学校教育的缺位、流入地城市社会管理的滞后等因素,是导致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主要原因。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入手,打破城乡户籍制度的樊篱,着力完善外来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体系,消除青少年犯罪的成因,能够实现从源头上预防与减少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缺陷与改善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 ,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 ,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 ,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 ,必须加以重新审视 ,并采取相应的刑法对策实施变革 ,最终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未成年人性犯罪的特点、成因与对策

研究未成年人性犯罪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诱因"黄色"化等五个方面未成年人性犯罪的主要特点,剖析了性道德文化、性教育和立法上的缺陷等三个方面导致未成年人性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未成年人性犯罪问题的若干对象.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一种整合性教育预防体系的建构理路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现阶段的突出社会问题,其社会深层根源在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引起的未成年人的群体性失范。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出现的偏差是诱发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犯罪的重要因素。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特点,整合性应当成为整个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预防体系建构的基点,形成以教育性预防为核心,保护性体系、惩罚性体系等其他措施为辅助的一体性预防思路。在中国,建构整合性的教育预防体系应当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展开,使三者有机结合,真正发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屏障作用。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城市外来民工犯罪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产生城市外来民工犯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形式上决定着“外来民工”和“外来民工犯罪”现象的存在。其次,二元社会结构的身份地位的不平等、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别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同等因素,都会引发外来民工的不满情绪与心态失衡,并迫使他们为生存而铤而走险。更为重要的是,外来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被不法的城市市民侵犯更是促成外来民工犯罪的直接诱因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中“未成年人”的界定相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也大多相同。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之差异表现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不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有一些不同;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量刑制度不同;在个别犯罪上对未成年人设置的刑罚不同等。通过比较得出对完善我国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启示是：调整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增设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量刑制度等。     

“互构”型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与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

近几年来,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在对某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犯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文章从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外来青少年由于缺乏各种社会支持而受同龄群体的吸引,在同龄群体中建立起了封闭而又具有强力关系的社会网络,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是：社会支持不足造成的封闭社会网络,封闭的社会网络导致城市外来青少年主动构建社会支持的能力不足。＂互构＂的社会支持系统对预防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其各方面问题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本文主要探讨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与司法方面的举措,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体系以及健全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议,其中着重研究了少年法院的创设。     

在和谐社会中对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思考

改革开放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导致城乡贫富差距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使得农村贫困人口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涌向城市,特别是沿海、沿边等经济发达城市。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每年大规模递增,给城市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问题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那么外来务工人员流向城市并犯罪的原因是什么?面对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有关政府部门将如何解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也必须以和谐社会理念为指导。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状、特点及对策--中部A省未成年犯调查

多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大面积的统计调查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禁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致使社会及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全面整体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印象,本次调查在得到相关部门允许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统计数据为学术界及社会提供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印象。文章首先描述了未成年人犯罪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特征,并与相应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对照;描述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况及其在社会犯罪中的各项比例,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未成年犯罪者的生活环境,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具体措施。     

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对策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越来越引人关注。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看,主要是犯罪的未成年人主观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差;同时各种外部因素也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不可忽视的原因。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对策看,立足点应放在长期作用于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和思想品德等外部环境上。     

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初探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多 ,危害严重 ,新情况、新矛盾不断出现的现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制度。借鉴国外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法律制度系统化、非刑事化和保护性的发展趋势。我国应从尽快制定法律法规、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三个方面完整构建我国青少年犯罪特殊法律制度。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对策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特殊,坚持"以人为本",深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问题,改革创新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处罚的原则与方法,遵循刑事立法非犯罪化、刑事处罚非刑罚化等原则,采取司法警告、补偿损失、善行保证等非刑罚处罚方法,加快未成年人犯罪实体法和程序法建设步伐,对有效打击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挽救和保护未成年人,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功能实现的阻碍

与犯罪斗争是社会治理永恒的话题,过往有关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修改的争论集中在犯罪趋势、责任年龄与责任能力关系、刑罚适用性三个方面,透露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存在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刑罚功能定位三个方面的阻碍,使其难以很好发挥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功能。对此需要明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原则,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个体评价机制,并对未成年人刑罚重新定位,构建未成年人刑罚制度。     

中小学素质教育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从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揭示出素质教育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心理预防教育是未年人素质教育的主要方式和手段。通过心理预防教育 ,可以培养并提高未成年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心理方面的素质 ,从而达到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分析——以学校教育为例

文章以广西为采样范围,通过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对比分析了未成年人罪犯与普通学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班级纪律、参与不良活动及受教育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学校方面的成因,从而提出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针对性教育策略。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析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有些问题基本已达成共识,但仍有许多问题存在分歧,本文从未成年人犯罪是否适用无期徒刑、是否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否适用累犯及适用缓刑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     

试论有关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若干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是以未成年人为主体所实施的犯罪。由于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这一类犯罪现象有其特殊性，笔者认为，并不应该仅就刑法学中有关未成年人的刑罚及承担刑事责任等方面来看这一问题。毕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内涵是相当广泛的。就其法律方面来说，我国目前针对未人的立法较少，其直接的反映就是在中国，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制定法缺乏可操作性，     

风险/需求评估在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中的适用

风险/需求评估理念旨在预测及估量未成年人再犯罪风险,将有限的未成年人司法及社会支持资源重点集中在再犯罪风险较高之未成年人身上,由此建构和践行相应个别化矫正对策,解决诸上问题或将降低其再犯罪之可能性.但截至目前,我国尚无统一权威的未成年人再犯罪风险及需求评估体系,量表开发、流程规范、技术标准等皆存在较大待补空间.建议整合既往域内外评估研究成果,通过比较及循证视野,从指标体系、精算量表、流程管理及社会支持等四个方面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本土实况之未成年人风险/需求评估体系,从而实现未成年人再犯罪预防个别化及社会化.     

面向新世纪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犯罪学界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应该成为我国新世纪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采取三个方面的预防措施(1)构建市场经济秩序中的良性社会意识,使未成年人能在良性的社会意识环境中健康成长;(2)抑制犯罪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实现社会文化的整合,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3)加强和深化社区教育,充分发挥社区帮教的预防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