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

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 ,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有关这两个党争的性质的探讨却不够深入 ,本文在分别分析了牛李党争与新旧党争的性质后 ,又对比了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期的这两次党争的异同 ,指出牛李党争是封建前后过渡期士庶混一政治斗争的产物 ,而北宋新旧党争则是封建庶族政权内部为维护皇权的稳固和强化中央集权 ,采取不同的政治措施的态度和观点的争论。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黄庭坚处世态度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黄庭坚的一生基本上处在北宋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之中,以至两遭贬谪,最后病死在蛮荒。政治,对于山谷来说是一个悲剧。然而,他平和而又耿介的为人处世和超尘绝俗的文学创作,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     

大历史与小人物： 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

北宋中央官署石工多来源于地方石工家族以及荫子授官，属伎术官，被视为杂流，晋升甚难，他们难以直接参与高层党争活动，在北宋党争叙事中显得寂寂无闻。相比取湮后世的官署石工，民间石工安民、李仲宁却因谨守忠义而名盛后世，其实二人拒刻党籍碑并非全为公理，亦有一定的私情所在。从民间石工拒刻行为看党争舆情与党争叙事，可知在“崇宁党禁”高压下士人集体失语时，小人物却做出了正义之举，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体现了当时社会舆情对旧党的同情。同时也体现出南渡后入籍党人子孙在党争叙事上是旧非新的总体趋势，他们为了弘扬祖德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反攻。透过石工行为看党争，说明看似与政治无关或处于政治边缘的小人物并不能完全独立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亦会不自觉地参与党争或被党争洪流所裹挟，甚至也会在政治斗争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辞赋创作视野下南宋初期士人心态探微

在兵荒马乱中,南宋政权仓促建立,广袤的中原土地被外敌侵占,人民痛失家园,被迫南迁。士人们的心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变化,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作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士人心态,映射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期待和价值取向。南渡士人经历丧家失国之痛后,对高宗一朝寄予希望,在辞赋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描述四夷来贺的场景,大肆宣扬高宗即位的合理性。而南宋初期仍延续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面对敌军进犯,无论支持主战还是支持主和的士人,他们的言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中多有表达经历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但出于党争或实现政治安稳的需要,士人少有勇气去理性地反思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宋代眉山苏氏婚姻与党争

北宋中后期的眉山苏氏姻亲,多与苏轼、苏辙兄弟的政治倾向相同或相近,一定程度上都反对新法,或在变法中持中立态度,并因此在激烈的党争中遭受了党祸的牵累,或落贬夺职,或遭受罚金,或文集被毁,从而使眉山苏氏婚姻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自觉不自觉地打上了党争的烙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北宋党争中,眉山苏氏与“声气”相同的姻亲互相援引、祸福与共,为谋求家族的发展空间在婚姻上做出了努力.     

试论“洛蜀会同”

洛学和苏氏蜀学（简称苏学）是崛起于北宋中期的两大学术流派，因学术思想的严重分歧而导致了一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即洛蜀党争。党争之后，二学继续相斗，并在南宋中期达到高潮，其标志就是以洛学为衣钵的朱熹做《杂学辨》，力攻苏学。伴随斗争的同时，二学也在逐渐地融合，尤以刘光祖、李壁、李埴、魏了翁等人为代表，其表现形式是，以洛学为基准，吸取苏学的部分思想，统一到理学的轨道上，这就是“洛蜀会同”     

论文官群体在20世纪英美两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本文从对政党政治的"超脱"、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和对社会利益的"调和"等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了文官群体在20世纪英美两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作为英美两国民主政治两大支柱之一的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不仅解决了此前由于两党轮流执政而带来的政府官员大换班和政治的周期性震荡、政府工作的无序、行政的低效及政治腐败等问题,同时伴随20世纪英美两国历史的演进及文官制度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在这一制度保障下的文官职业群体,由于其地位和身份的特殊性,则对英美两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与宋代中枢权力格局的地域之争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不仅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领域影响巨大,而且对宋代中枢格局的地域变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神宗时期宰辅进退的南北地理格局变化,还是王安石主持变法前主要交游对象的地域选择,以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而引起的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地域因素,均可看出王安石变法对宋代中枢南北地域格局和南北地域之争的重要影响。由此可知,地域因素是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南北地域观念一直影响着宋代的政治格局。     

北宋党争影响下的历史琐闻笔记创作

北宋党争频仍.在党争影响下,北宋笔记形成了四种创作趋向:或平实尚典,褒贬不扬；或关注时政,忠义爱君；或宣泄愤懑、追忆师友；或挟私违公,曲为回护.从文学和史学发展来看,北宋党争为历史琐闻笔记的成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其价值和成就深受后世史学家、文学家的推崇,对后世影响深远.     

北宋中叶变法思潮总体特征研究

北宋社会充满着危机与变革,本文以唐宋社会变动为宏阔背景对北宋中叶变法思潮进行了考察,总结出四大特征:充满忧患意识的时代特征;高扬批判精神的背景特征;反映社会变动的内涵特征;以及内部党同伐异的演化特征。     

《王遹墓志铭》考释

王遹是北宋临城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王氏一族与北宋大文豪苏轼、苏辙在文学、姻亲等方面有密切联系.新出土的<王遹墓志铭>为研究苏、王两家族关系、北宋科举制度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宋辽战争中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北宋为防御辽朝,赋予边将便宜行事权,令其长期驻守,但多地位低微,领兵数少。在宋辽战争中,依据御赐阵图如果无法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甚至会使己方蒙受巨大损失,则会导致一些有为将领不得不在关键时刻突破将从中御的限制,而采取便宜行事的做法,采取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作战方略。由于宋代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武将畏谨之风日盛,即使赋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也不能发挥应有之作用。而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自宋太祖始就采取诸多措施限制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北宋前期文官的官、职、差遣之名实转换举隅

官、职与差遣分离是北宋前期官制特征之一,但同时在部分官、职与差遣之名实间却又存在可以互相转换的现象。以中书舍人、台谏官以及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知制诰、枢密直学士等为例,对北宋前期文官之部分官、职、差遣间存在的这一相互转换情况,据有关史料例举而探析之。     

宋明武举比较研究

明代武举武学在借鉴唐宋（尤其是宋）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宋明武举的异同,既是文武分途的趋势使然,又是我国＂文治＂社会进一步完善的表现,也是中央集权加强的必然。文章就宋明武举的应考资格、考试程序、考试内容与科目、录取名额、考务进行比较,指出其实效都未能实现其初衷,故遭到严厉的批判,然而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出现时,这一制度却又持续到了清末。     

论“北宋风流”——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看北宋词的特征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极力称赏北宋词,谓之"北宋风流".静安先生自己也承认,北宋风流的本源则来自于晚唐五代,盖因其"真"与"广",加上作词的自然摇曳,便构成了北宋风流的本质.     

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

宋代京畿制度复杂多变。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称开封府界,仁宗皇、至和之际曾一度改为京畿路,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南宋以临安府所辖9县为京畿。北宋对京畿管理体制出现了开封府界路级特区,南宋以临安府长官充任浙西路安抚使兼兵马钤辖,管理京畿、京师和朝廷事务,已形成了路总管府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元朝"大都路总管府"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军镇势力的发展与中晚唐五代县级行政体制的演变

中晚唐五代以来,镇作为军事系统的权力末梢,介入县级政权对地方的管理,导致县司权力的衰退和县级官员的闲散罢废。但对于县级行政体系和整个地方行政体系而言,镇作为最初的军事据点介入地方行政管理,亦为唐宋之际县级行政体制的变化带来了契机。镇的逐步行政区化促进了县域的合并与重组,镇将参与行政事务管理、镇将与县令的兼任,则促使宋初县司实现了新的军政合一。镇的发展某些层面上在唐宋之际县级政权的转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高丽史·乐志》“唐乐”传入时间考

《高丽史.乐志》中的“唐乐”,含有大量北宋年间的曲词,清代以来,一直是词曲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之一。但对其由宋传入高丽的时间,学者们基本同意它大致是宋徽宗年间所赐大晟乐。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则进一步考证了唐乐的确切传入年代,认为应为政和七年二月,该结论在目前学术界尚未见论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又简单论述了该结论的确立对大晟词研究的重大意义。     

宋代甘肃自然资源的开发

宋代的甘肃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北宋王朝为了抗衡西夏,开发经营西北地区,对甘肃地区的水利、森林、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并且设立市易司(务),建榷场,置牧监、马坊,坑冶铸钱.北宋王朝对甘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甘肃地区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