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文化视域下“婚内强奸”行为的罪与罚

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婚内强奸"行为持一定程度的默许态度,文章探究这一现象背后蕴藏的法文化肇因,评析婚内强奸行为反对论者的观点,鉴于我国该制度法文化肇因,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应该将婚内强奸行为应列为亲告罪并按强奸罪定罪量刑。     

中国婚内损害赔偿制度析论

中国现行法律虽然只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但并不否认婚内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也不排斥婚内损害赔偿.承认婚内损害赔偿以夫妻别体主义为理论基础,是对夫妻独立人格的确认.我们应该允许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竞合,请求权人在配偶方行为构成侵权时,既可以选择不离婚请求对方承担婚内损害赔偿责任,也可以选择离婚而请求对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婚内强奸法”的本土化研究

本文以婚内强奸作研究文本,探讨把西方女性主义本土化的方向与策略,指出女性主体与传统中国文化并不必然对立。本文提出情理兼备的法律改革方案,建议调动主流社会人伦网络之资源及机制,从而重建及发展女性主体,以达到性别解放的本土化方向与策略。     

论醉驾犯罪化的多维限制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论情节轻重,一律以犯罪论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醉酒驾驶的情形千差万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宜一律入罪。醉驾犯罪化不仅要受到刑法补充性的限制,也要受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限制,最后还要受到刑法典第13条＂但书＂规定的限制。     

河西走廊古代少数民族收继婚初探——以乌孙、匈奴为例

本文通过《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料中对乌孙、匈奴这两个少数民族风俗的描述以及他们与中原使者的对话、汉朝公主与其通婚情况的叙述等,简略分析河西走廊少数民族所盛行的收继婚风俗及其原因与影响。     

青少年犯罪原因剖析——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分析视角

本文以社会学的“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少年的宏观支持系统(国家支持子系统)、中观支持系统(群体支持子系统)、微观支持系统(个体支持子系统)的缺陷,再从社会支持的性质角度分析了支持现状的不足。重点分析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犯罪的直接关系,提出通过完善青少年社会支持系统来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策略。     

人工智能体犯罪主体资格证伪——以刑事责任之实现为视角

人工智能体的犯罪主体资格认定不能单从责任能力的有无中得出结论,而是应当从犯罪主体资格具备的实然角度,即刑事责任之实现角度进行分析。从刑事责任实现的实体角度看,现有刑罚体系对人工智能犯罪的制裁效果阙如,而增设新型刑罚种类的观点又面临逻辑悖论;从程序角度看,人工智能体因缺乏基本人权而在诉讼资格以及制度设置上面临着难以突破的瓶颈问题。因此,否定人工智能体的犯罪主体资格,而在既有法律框架内区别处理相关案件,才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刑事风险的应有之道。     

转型社会青少年犯罪成因剖析——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

社会控制理论是当代犯罪社会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工具,其为预防和遏制青少年犯罪作出了重要贡献。该理论在结合我国转型社会的现实国情基础上可为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提供一种路径。本文以社会控制理论为核心,通过对犯罪青少年自身因素,国家公权力对青少年犯罪的引导、预防、处置之道,以及影响青少年犯罪的诸种社会环境情势等的深入剖析,发现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主要是个体身心失衡、政府防控缺位和社会环境失序等因素。     

环境权法律属性分析——以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视角

我国司法实务部门自生自发开展的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环境权理论研究和探讨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在理论基础、被害人确定、赔偿范围等方面不可避免涉及环境权问题。环境权利说、环境法益说和环境义务说三种理论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的运用各有利弊,但环境权利说更能有效适应我国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以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视角,区分抽象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权,从主体、客体、内容和性质等方面反思、重构环境权理论。     

传播邪教的犯罪化研究

邪教犯罪是威胁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颗毒瘤,邪教的传播是邪教犯罪产生的原动力,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威胁.中国刑法对传播邪教行为的规制具有空白地带,导致了部分该类行为无法得到刑法的惩治.根据刑法社会危害性理论和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刑事立法应当将传播邪教的行为做犯罪化处理.     

试论中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商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日趋严重,其中典型的就是商业贿赂行为.本文拟结合我国已经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来探讨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     

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修正——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

对毒品犯罪的惩处一直存在重刑化倾向,应予适当修正。司法实务中认定运输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不利于实现量刑均衡。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具体适用时难以区分,可考虑合二为一。     

探析公法的私法化：以行政法为视角

公法私法化是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区分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是公法与私法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必然产物.公法私法化的产生有其深层的法律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原因.在公法的私法化潮流中,出现了私法原则引入公法关系和公益事业的私营化管理,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现代政府行使经济管理职能手段的多样化,它的理论基础仍然以坚持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前提,但同时肯定了私法对公法的渗透、私法原则对公法原则的影响.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融合”、“渗透”,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调整手段的多样化.行政法作为公法的典型代表,私法化的表现最为明显.     

同城化视角下的区域合作研究:广佛同城化例证

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区域合作将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主导方向。同城化是一种实现良性区域合作的新型制度安排。文章以广佛同城化为例,首先分析了同城化生成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和动力机制,进而对同城化内置的一些基础的制度设计问题做了分析。     

应对“首要威胁”的起点:网络犯罪管辖研究

互联网的应用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却也使得网络犯罪愈发泛滥,已被发达国家看作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由于犯罪行为不受时空限制且具有虚拟性质、损失难以弥补等特点,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在应对该类犯罪行为时几乎处于失灵状态,这首先表现在犯罪管辖的确立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该问题的挑战。在比较法的视野下,类型化的区分具体问题可能会对明确司法管辖有所裨益,例如提高网络犯罪地的确定标准,进而协调安排。     

挑战与应对:犯罪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及其研究

犯罪全球化表现在不同的维度,其对民族国家政治秩序和刑事司法体制形成了挑战。当代犯罪全球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对于思考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但它们也存在某些缺陷和不足。在应对犯罪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只要深化刑事司法制度改革,通过加强犯罪治理制度的创新研究,积极参与全球犯罪治理的制度建设,就能够有效应对挑战,并对人类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中国封建官吏犯罪惩罚问题研究——以唐律为例证的分析

为保证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行政效率,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注重吏治.盛唐时期,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统治者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完善法律制度,唐律以"一准乎理,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在整饬官吏方面的立法颇具特色和影响.其中关于惩治官吏守职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规范,其设禁之严密,法条之详尽,集前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世立法之先河,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视角下的同城化实践探析 ——以成德同城化为例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破解我国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途径。成都经济区区域协同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其中成都和德阳因具备较好的同城化条件,正成为区域同城化发展的示范,但依然存在顶层设计不足、产业协同和政策协同难度大等问题。成德同城化需要在确立共同发展目标的基础上,通过着力打造区域协同示范区、先进制造业引领区、现代服务业高地、成都城市发展空间后备区、西部乡村振兴先行区、四川对外开放门户等举措,进一步深化成德同城化,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创新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借鉴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国际经验,创新性地提出湖南省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的“321”模式：构建三级矿权,优化矿产资源产权安排;健全两级市场,优化矿产资源的配置机制;优化一级控管,完善矿产资源宏观调控和管理。希望能为湖南省及其他省市矿产资源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参考借鉴。     

中国内地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路径——以香港特区知识产权制度为参照

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的基本法律制度。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内地应与香港特区加强各方面包括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横向交流。通过对香港与内地知识产权立法的有关问题进行比较、借鉴,完善中国内地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路径,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刑事正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