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

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利是公民社会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利益为联系纽带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力具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强制性、与职责相对应性;权利体现自主性、公认性、与义务相对应性。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代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转变。     

普遍利益与公共利益批判

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矛盾的求解由来已久,在长期的历史中,这一矛盾被转化为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问题。黑格尔希望以理性国家来升华市民社会,卢梭寄希望于个人的心灵默契,哈贝马斯等吁求在公共领域中对公共权力进行批判和监督,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需要实现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双重超越,达致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今日中国,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的理想为旨归展开公共性批判,尽可能地达致普遍利益的实现。     

论私法与市民社会

私法特定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它与社会的本质联系 ,即私法不仅决定市民社会关系本身 ,而且决定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概言之 ,构成社会之人 ,在社会中无非扮演两种角色并对外发生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关系 :一是市民社会角色并直接与其他市民成员发生的市民社会关系 ,二是政治社会角色并通过国家中介而与他人发生的政治社会关系。就政治社会关系与市民社会关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言 ,政治社会关系是为市民社会关系的需要而存在的 ,其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并促进市民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而不是相反或其它。因此 ,政治社会关系必须避免自己的过度膨胀与扩张并由此产生的对市民社会关系的限制和剥夺 ,从而为自己与市民社会关系正确定位     

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以社会制约权力——试论托克维尔的宪政思想

托克维尔认为,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平等对自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其主要体现为国家权力的膨胀和多数的暴政.鉴于正式的国家制度不能彻底消除这一威胁,托克雏尔提出了以多元社会制衡权力,即"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宪政构想,注重寻找抵抗专制的诸种社会因素和力量,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为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的宪政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均衡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它的主体不仅包括个人与国家,还包括许多社会组织横亘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在利益的驱动下,市民社会、公民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展开博弈,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配置的过程,即博弈均衡过程.     

社会如何制约权力--多元主义民主的解析及其困境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学者托克维尔、罗伯特·达尔等提出和发展了权力的社会制衡理论。他们认为,有效地制约国家(政府)的权力,必须有一个脱离于政治国家的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利益各异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和集团,权力被高度分化,国家(政府)不再是惟一的权力中心,共享权力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也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的制定,从而达到制约国家(政府)权力,避免权力失控的目的。然而,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却不可避免地陷进了理论初衷与客观现实矛盾的泥潭。     

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刑事诉讼中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分析

人类社会充满着利益矛盾和冲突,出于对正义和秩序的不懈追求,人类在处理各种严重的利益冲突时,经历了由“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转变。而权力介入对犯罪的处理以后,也经历了权力扩张(权利萎缩)到权力受制约和权利被张扬和保障的演变。由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为解决冲突主要装置的刑事诉讼,应当追求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利,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以此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论市民社会理论中解决公私矛盾的不同方式

公与私的关系是贯穿于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奠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基础之上。因此,公与私矛盾的解决,必然成为国家与社会现实架构中的内在关照。围绕着如何解决公私矛盾这一问题,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大致提供了三种思维模式。这些模式无疑为我们培育现代市民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

基于对亚洲地区日本、韩国、印尼、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政治发展状况为期5年的考察和调研,可以发现,政体结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是构成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其中政体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规制作用,利益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建构作用。亚洲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集团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其获取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力的努力导致政治体系的变化。而相对于美国政治发展中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开放,亚洲国家普遍采取了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对冲"发展策略,以防止权力开放导致的社会政治冲突,旨在发挥推动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生产性激励"效应。"快亚洲"与"慢亚洲"的差异表明,传统社会结构限制了国民的平等权利,且易于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因此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程度较高。权力集中程度较高的政体更倾向于优先推进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而权力分散程度较高的政体更顾及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更适合于发达国家。     

论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一中国当代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新的基础上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学界有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当代中国首要的是应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或者说改革应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取向作为其总体目标模式。总之，社会须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解脱出来，以获取相对于国家的完全独立地位。这里有必要回顾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社会中，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政治等级与市民等级合而为一，…     

国家平衡父母、子女权利的法理基础及困境

父母、子女权利的本质和来源是不同的,二者常常处于矛盾和冲突的状态,父母、子女的权利实为互相限制和制约的,任何一方权利的行使都以另一方权利的行使为界限。探讨国家权力如何平衡和协调父母、子女权利的冲突问题实质上就是探讨国家权力介入父母、子女关系的法理问题,国家权力介入父母、子女关系存在着介入本身的任性、介入程度、介入手段以及国家资源支持等方面的困境。     

民主:一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深化对民主理念的认识

民主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或层次的发展:第一是古典民主,即"多数人统治",解决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归属的政治制度层面;第二是近代民主,即"精英选拔机制",解决的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配置的政治体制层面;第三是现代民主,即"利益均衡机制",解决的是资源和财富占有与分配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运行的政治机制或政策层面。在当代,应当特别强调民主的第三层理念。以分工、竞争与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分化和利益的不均衡。因此,需要通过民主机制进行利益再分配,实现利益相对均衡,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数字权力的兴起、扩张及治理

数字时代引发了新的社会变革,尤以新兴权利和权力新形态为主要标志。数字技术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产生了新的权力基础。在数字技术与权利和权力的深度融合中,数字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形态得以诞生,并进一步改变了原有权力的组织形态和法律形态。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数字权力具有高度私人化、高度弥散性与监管脆弱性的特性,相较于传统权力形态,其扩张倾向更为显著,由此引发了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的危机。数字权力扩张的理论与实践现实,需要在把握数字社会权力动态的基础上重塑权力格局,以新的治理方式应对当下的权力变化与扩张后果。。     

论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

当下流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观念对人们长期形成的“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形成了冲击。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的政治理论不同,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私混合领域的中间层面,并力求建构一种把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公共管理关系,这其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着不同;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也存在重要的区别。我们必须通过对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的考察,来确保行业协会改革过程中“权力”获取渠道的畅通和“权利”保障方式的有效。文章通过对“权力”和“权利”概念的分析,以及我国行业协会现状的简单描述,揭示了困扰行业协会行使和享有“权力”与“权利”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了在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的对策建议。     

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元素与取向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颠覆:一次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当中分离出来,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另一次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翻转,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市民社会因素对于国家、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市民社会构成了不同法治道路的分水岭,我国因为并不存在独立的、体制性的市民社会力量,必然会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然而,参照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理想和目标,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看,建构具有我国特点和价值判断的市民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是有力的推动和完善.     

析马歇尔的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矛盾

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提出了社会权利的概念,把公民资格从过去仅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市民公民资格和政治公民资格拓宽到包含社会公民资格。然而,社会权利并不是毫无困难地融入公民资格理论体系中的。最主要的困难是：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几乎必然相互冲突。本文介绍了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中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容,比较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不同的来源和原则,揭示它们可能存在的冲突。     

市民社会:民法本位取向的社会根基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论政治变革的价值导向与现实选择

政治是同权力、利益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任何政治变革都必然涉及权力的移位、利益的调整。因而，在专制类型的国家中不可能实现政治的革命性变革。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追求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制度前提。而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的现实又使这类国家的政治变革面临着不得不正视的困境，要求得政治的真实性进步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价值导向。市场经济不仅为这类国家提供了经济繁荣的钥匙，也为其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政治必须接纳经济力的冲击，接纳市场经济的价值通则，自觉地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     

"存量政治资源"与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

当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现代,政治权力必然由一体化混沌状态,转向日渐清晰的权力分化状态: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种权力必然存在"交往-互动",从而形成一系列差异性权力制衡形式.中国权力监督不可能照搬西方特定国家的权力制衡形式,而应充分发挥政治场域"存量资源",以"权利-效率间均衡"为价值导向,充实与发展两大支柱:人大制与现行八二宪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