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驾马车”驱动延缓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基于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需求侧核算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大体遵守了"库兹涅茨事实"的规律,但仍呈现出一些独有特点。可发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三个典型问题":(1)为什么中国农业、工业劳动力份额不是一直下降、上升,而是呈现出"波浪式"的有升有降特点?(2)为什么中国农业劳动力份额在某些时间段能"企稳回升"?工业劳动力会一部分"逆向"流入农业,而非转型至服务业?(3)为什么中国服务业劳动力份额增速会忽然"降档"?而工业劳动力份额增速会忽然"提档"?本文建立了包含非位似偏好和差别化生产率的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将"两驾马车"纳入其中,并对其进行需求侧的核算分析。结果发现,"两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解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三个典型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两驾马车"依赖度,实现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才是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根本手段。     

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研究

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得到了许多实证支持。部分对我国农村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相互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建立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通过金融中介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资产泡沫、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了资产泡沫发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理论方面,本文构建了符合我国经济典型事实的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中,企业家在为研发筹集资金时面临融资约束。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导致资本市场的资金供过于求,发生资产泡沫可促进企业平均的研发投入增加,研发成功的概率相应上升。实证方面,本文采用FF-TVP-SV-VAR和TVAR模型以及我国2000-2016年的月度数据分别对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资产泡沫发生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但该效应依赖于融资约束。此外,本文识别了融资约束的两个门限值。低于下限值时,资产泡沫可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高于下限值时,资产泡沫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弱,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     

金融集聚影响实体经济机制研究

金融集聚通过金融集聚效应、金融扩散效应以及金融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金融集聚效应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效益、网络效益、创新效益、加速技术进步效益、自我强化机制效益影响经济增长。金融扩散效应通过"涓流效应"和"极化效应"促进经济活动。金融集聚通过金融的风险管理功能、信息揭示功能、公司治理功能、储蓄集聚功能和便利交换功能影响和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流动视角分析

人力资本由外资生产部门转向国内生产部门或建立新企业时,FDI内生的技术溢出将成为可能,而新企业的建立需要向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因此金融市场将对FDI溢出起到重要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通过模型分析和数据检验,本文认为,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人力资本学习水平上升意味着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增加FDI的边际社会产出,FDI的溢出效应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但受金融发展程度所限,现阶段我国FDI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外溢拉动国内经济的效应尚不显著。文章最后针对如何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以获取正向FDI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直接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的问题日益严重,大量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优化问题成为企业融资决策的普遍难题。本文致力于研究直接融资结构即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然后,基于2002-2019年间中国的相关数据,对技术创新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验证直接融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直接融资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效应;直接融资结构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国仍处于需要提高股权融资占比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     

我国国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兼论国债负担对国债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

本文研究国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Greiner提出的一个包涵国债、赤字的内生增长框架内,建立了我国国债和经济增长的模型,实证研究对理论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基于扩展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国债的主要用途是公共投资,而非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国债显著的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结果均表明国债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在于公共投资领域,而不是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同时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国债负担与国债的经济增长效应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水平还没有构成太大的国债风险,其对国债的经济增长效应影响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就国债政策提出政策建议.     

大同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通过分析衰退期资源型城市三次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发现处于衰退期的资源型城市现有产业结构的构成缺陷。并根据实证分析提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整体思路和具体建议。     

基于Panel-VAR模型的我国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计量检验

本文采用1997-2010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总人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效应;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发展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总人数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金融业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就业总人数对金融业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式及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通过引入金融行业的信用放大机制,推导了存在金融中介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均衡路径,刻画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资本投入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在稳态经济增长中,金融发展具有正向的作用,在非稳态经济增长中,只有保持适度的增量资本投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才具有推动作用.     

对外开放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新路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不应过度追求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相一致的转型路径,对外开放带来的国际分工造成了当前发展中国家转型路径的多样性。本文在一个两国、三部门模型框架下,使用中、美两国数据,分析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路径的影响。文章发现,1992~2014年我国农业占比的下降主要来自国内因素驱动,而对外开放对解释这一时期内我国制造业占比的迅速增长和持续偏高起到了重要作用,是造成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区别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趋势上看,对外开放效应的重要程度逐渐减弱,本国效应的重要程度逐渐增强,长期内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仍需立足内需。     

发展战略、休克疗法与经济转型

本文构筑了一个两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施"休克疗法"转型后产量大幅下降以及产业结构深度重组的现象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解释。在转型前,政府采用扭曲性政策扶持重工业部门,新上台的政府试图采用"休克疗法"尽快取消这些扭曲性政策。结果是,失去政策扶持的重工业部门回报率下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从该部门流出,导致其他非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出现闲置和废弃,最终可能导致总产出下降。我们给出了"休克疗法"以后经济转型的数值模拟例子,结果表明,一个国家在转型之前的经济扭曲程度越高,其产出下降的幅度就越大;而且,在相同的扭曲程度下,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转型后的经济恢复速度会更快;另外,我们的模型也能预测转型后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     

数据要素利用、智能技术进步与内生增长

数智化转型是驱动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已有文献讨论了数据要素或智能技术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但忽略了数据要素利用推动智能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基于此，本文将数据要素利用与智能技术进步同时纳入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以探究其对经济增长的联合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利用通过促进智能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模型存在两种“制约效应”和一个“增长陷阱”。数据要素利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消费者隐私侵犯厌恶的制约；智能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人口增长的制约。数智化转型时期先后的差异可能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后转型经济体陷入增长率持续低于先转型经济体的增长陷阱。本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宏观增长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产业领域的激烈竞争提供了理论阐释。     

二氧化碳排放、人力资本和内生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二氧化碳排放，并将二氧化碳作为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得稳态时经济增长速度、二氧化碳增长速度，分析了稳态时实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双重目标的条件，证明人力资本可以克服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负效用，实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参数校准等方法研究了稳态时各增长率的变动趋势。随后本文考察引入二氧化碳排放后内生增长模型的动态性和稳定性，笔者分别通过相位图、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系统的动态过程，证明了系统的稳定性。     

开放经济中内生增长的多重均衡: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

建立一个开放经济中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政府通过征收税收补贴各阶段人力资本的发展,证明人力资本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多重均衡关系,采用标准的经济参数值进行数值模拟,结果支持理论分析.     

一般均衡理论视角下绿色金融的减排效应研究：从模型构建到实证检验

绿色金融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碳减排？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代目标下,科学、严谨地回答这一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将经典理论与最新前沿相结合,提出绿色金融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帮助碳减排的理论假说。构建带有碳排放约束并内生减排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技术进步实现碳减排的内在机制,并提供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影响,指出支持技术创新是绿色金融发挥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而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注重金融资源的实际用途,有效支持减排技术更新,比单纯限制高排放行业的金融资源获取更加有效。同时,理论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最优规模。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依然需要注重统筹规划,避免金融“过绿”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本文通过分析制造业产业集群衍生的专业化、技术进步和知识溢出并与内生增长的知识、技术的内生化理论相结合,建立两者之间的相关模型框架,并分析产业集群的衍生因素促使地区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因此,适宜地发展产业集群,是实现制造业内生增长的一种有效方式。     

金融安全、国家利益与外汇储备优化管理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以金融安全与国家利益为视角,首先,根据外汇储备需求理论,将外汇储备划分为金融安全储备和国家利益储备.其次,尝试性地引入安全第一准则,构建基于金融安全的外汇储备优化配置模型.再次,通过对理论模型求解和数值模拟,测算出外汇储备的金融安全规模和国家利益规模,并对其进行优化配置.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可将65%左右外汇储备用于满足金融安全,而其余35%左右可用于实现国家利益.本文认为,外汇储备作为国家金融资产,应主要用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及经济利益.外汇储备可通过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和支持企业"走出去",以及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等国家战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自动"冲消"过多的外汇储备.因此,当前外汇储备管理中,外汇储备过多过少的问题已不是讨论的重点,管理部门也不用主动抑制外汇储备增长,而更应关注如何提高其使用效率.     

生态文明下的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以福州市为例

当前,具有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海丝核心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四区"累积效应的独特优势,福州产业结构绿色转型面临难得机遇。"腾笼换鸟"式、融合式、集聚式、创新提升式发展已让福州初尝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甜头。未来福州要坚持做优、做强第二产业、发展"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现代服务业效益,在把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中,实现福州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条件与动力机制研究

本文以多部门熊彼特模型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纳入"经济增长导向、需求结构内生、异质性劳动分类"三大假设,综合运用1993~2014年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论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简单仿效西方的特征事实,陷入市场与政府之争;而应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系统认识"在不同结构的实施条件下,后发赶超国家供给侧的主导性动力机制发生结构性演变"的内在机理。其中技术结构和需求结构是推动供给侧阶段演变的两个基本实施条件,劳动则是中国供给侧实现增长的根本动力。当经济增长处于索洛区域,技术结构远离技术前沿面且需求结构以基本需求为主,供给侧的经济增长以生产性劳动为主导性动力机制;当经济增长处于罗默区域,技术结构远离技术前沿面且需求结构以非基本需求为主,供给侧的经济增长以研发性劳动为主导性动力机制;当经济增长处于熊彼特区域,技术结构离技术前沿面较近且需求结构以非基本需求为主,供给侧的经济增长以认知性劳动为主导性动力机制。当前中国供给侧的结构特点正从罗默区域转向熊彼特区域,因此,发挥以企业家群体为主的认知性劳动引领作用将是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