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不破的“家族化怪圈”：家族主义文化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吗

我国家族企业渐进式的职业化变革受到家族主义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本文考察了家族主义文化对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家族主义文化越浓厚,职业经理人离职后企业越倾向于重新聘回家族经理人,且优先家庭核心圈层成员;职业经理人任期内代理成本高或处于非高技术行业环境的家族企业,家族主义文化更容易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在家族主义文化与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关系中起到抑制作用,这意味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影响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中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理解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财务舞弊、家族控制与上市公司高管更替

文章选取2004年至2011年家族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以外聘职业经理CEO为基准,比较分析公司财务舞弊发生后家族CEO更换情况,检验家族CEO更换是否具有明显的壕沟效应,力图找到影响我国家族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事件频发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家族CEO舞弊后更换比例显著高于职业经理CEO;并且,我国家族公司也没有采用为保留家族CEO而更换公司CFO的"替罪羊策略"。文章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多数家族CEO兼任董事长,两职兼任的家族CEO在财务舞弊后的更换比例又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CEO。这表明在牢固掌控公司控制权的前提下,舞弊后更换家族CEO实际上是我国家族公司应对外界监管和市场压力的权宜之计,是另类"替罪羊策略"的表现。文章最后指出控制权过于集中是造成家族企业财务舞弊盛行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家族成员在董事会中的角色研究——基于家族非执行董事的视角

本文研究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担任非执行董事的治理效果。本文发现,家族非执行董事能够监督高管提高投资效率、实现更好的会计业绩,而家族执行董事不具备上述治理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家族持股比例较低或CEO由非家族成员担任时,家族非执行董事的治理效果更能突显;机构持股比例较低时,家族非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更强。本文研究表明,合理安排非执行董事的比例有利于提高董事会效率。尤其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家族成员担任非执行董事更有利于家族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生存之道

正家族企业是民营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和数量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家族企业为职业经理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不同的家族企业中,因权力结构、文化差异、企业主(老板)本人观念的不同,对职业经理人的期望值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即使辛苦寻觅的职业经理人在各专业方面的表现都符合企业需求,在企业主看来代理风险依然存在,毕竟职业经理人是在外招揽的,不象家族成员那样对企业有高度的使命感,故此对职业经理人的信任与授权     

控制性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

本文在“控制性家族—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企业价值”假说基础上,将2004年212家上市家族企业分为创业型家族企业(FFB)和非创业型家族企业(N-FFB)两类,发现虽然两者都属于家族企业,但面临着不同的代理冲突:FFB主要面临着第一重代理问题——业主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尽管业主权威能降低代理成本,但家族内部的利他主义加剧了业主和家族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没有证据表明控制性家族存在系统性侵占社会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反,N-FFB主要面临着第二重代理问题——控制性家族和分散的社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控制性家族通过隧道行为侵占外部股东利益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这类代理冲突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扩大而恶化。     

家族成员组合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成员内部的组合是家族治理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家族成员组合模式将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假定家族成员具有利他主义动机、趋同性与行动一致性,但也具有自利动机、目标与偏好差异性.基于此,本文将家族成员的组合模式分为核心家庭成员主导型、远亲家族成员主导型、复合家族成员主导型,并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家族持股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对这些家族成员组合模式的功效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不同家族成员组合内部,其冲突与代理问题是存在差异的,核心家庭成员内部的冲突与代理问题最低,这种组合能够创造最优的治理效率;远亲家族成员内部与复合家族成员内部存在显著的矛盾与代理问题,这种组合明显不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2)家族成员为了其自身的家族财富最大化能够凝聚在一起,采取一致性的监督管理者或侵占其他非家族股东利益的行为.但家族成员的一致性行为主要体现在核心家族成员内部以及以核心家庭成员为主的复合家族成员组合中,而远亲家族成员很难采取一致性的决策行为.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家族公司治理机制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新任CEO特征、管理团队调整与企业绩效——基于ST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

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针对以往CEO更换研究的关键问题,探讨ST公司新任CEO特征、高管团队调整以及企业绩效提升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选择了沪深两市2000-2010期间被ST特殊处理后更换CEO的110个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ST公司新任CEO的继任年龄、受教育水平对企业短期绩效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过去未担任过CEO的新任CEO继任后企业短期绩效的提升明显好于过去担任过CEO的,内部继任的新任CEO继任后企业长期绩效的改善明显好于外部继任的,高管团队调整对企业短期绩效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新任CEO特征对高管团队调整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为绩效下滑企业转型战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中国企业选择和更换CEO提供了决策的依据。     

利他主义、代理成本与家族企业成长

家族管理模式的代理成本是高还是低?这是国外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研究领域争论的焦点。本文分析了利他主义对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动态影响作用,本文认为:在家族企业发展的初期,利他主义有利于降低家族管理的代理成本;在家族企业发展的后期,利他主义会增加家族管理的代理成本。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学术界关于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争论进行整合,并从代理成本的维度提出了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相机选择的原则。     

家族身份维持、正式组织制度与泛家族化管理

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是我国家族企业实现治理转型的关键。本文基于组织身份理论认为泛家族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家族身份泛化和家族成员对家族身份控制的冲突和矛盾,通过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主家族主义观念较强、家族股东涉入程度较高以及具有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具有较强家族身份控制需求,导致在经营上表现较低的泛家族化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组织制度有利于提高泛家族化程度,同时正式组织制度的完善也减弱了核心家族身份维持、企业所有权家族身份的控制与延续对泛家族化的负向效应。研究结果厘清了家族企业中阻碍实现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的家族身份因素,揭示了家族身份色彩越浓厚,其越难以打破原有家族边界进行泛家族化管理,对我国家族企业制定治理转型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CEO继任、业绩偏离度和公司研发投入——基于战略变革方向的视角

在CEO变更的情境下,董事会对新任CEO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督与考核,这使新任CEO面临着离任威胁进而产生"速胜"的动机,影响了新任CEO继任后在战略变革方向上的选择。本文将研发投入作为公司战略变革方向的维度,以2006-2012年1884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运用PSM模型、普通OLS回归以及Heckman二阶段模型,检验了CEO继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业绩偏离度对CEO继任和公司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CEO继任对公司的研发投入具有负效应;公司行业业绩偏离度由于提高了董事会的监督强度,强化了新任CEO追求"速胜"的动机进而增强了CEO继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负效应;公司历史业绩偏离度由于使董事会将不良业绩归因于前任CEO而降低了新任CEO的离职威胁并弱化了新任CEO"速胜"的动机进而减弱了CEO继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负效应。本文深化了CEO继任对战略变革影响的研究,同时丰富了CEO遴选过程的研究,对公司在CEO继任情境下科学确立战略导向、确保研发投入以提升长远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职业高管遇到老板亲戚

家族企业中有关职业经理人与家族成员的话题，一直引人关注。最近一位转投民企不久的职业经理人朋友，跟我聊起了他现在的境遇。他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发展了近16年，已具备一定实力，在当地和同行业中口碑不错。但遗憾的是，这位职业经理人朋友与该企业的一位核心家族高管，     

家族控制与对价支付——一项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随着家族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多,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也越发显得迫切和重要,然而目前在我国,对于家族控制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理论界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全面的评价.本文借助股权分置改革的契机,以"对价"这个囊括公司表现、市场评价、投资 者预期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指标为切入点,利用该指标的综合性与预期性优势,重新审视家族控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影响.以2006年底进行股改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家族控制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市场给予良好的评价,其在全流通过程中支付的成本较低;对家族分样本进一步分析得出,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比买壳上市的家族企业总体表现更好;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比家族成员直接参加管理的上市公司市场评价更高.     

从公司治理看王朝政治

正如果我们将"家天下"时代的郡县制帝国想象成公司,那么它显然是一个巨型的家族企业。皇室是这个家族产业的唯一股东,皇帝为董事长,宰相则是皇帝聘请的CEO,率领一个由官僚组成的职业经理人团队替皇上打理天下。这样的权力框架,在秦汉时已经成形。汉武帝是一个对独裁权力具有特别嗜好的皇帝,他当然不     

职业经理人如何应对家族势力？

许多职业经理人进人家族企业, 大都是临危受命,对他们的业缋,家族核心人员的心理承受期限一般都是一年。纵观中国家族企业的整个发展历程,职业经理人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频频跳槽者却屡见不鲜。那么,作为职业经理人来说,人职家族企业后,如何应对关系错综复杂的家族势力,让自己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家族命名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反映.搜集整理了控股家族创始人和重要家族成员的姓名等相关信息,将企业划分为有较高声誉维护动机的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和有较低声誉维护动机的非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研究家族命名会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结果发现,家族命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负面影响关系在存在家族成员涉入管理、家族股权中仅有核心家族成员参与时表现得更强.此外,家族命名的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水平、股权质押、战略激进度等实际的风险行为,家族命名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中,家族命名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最后,还发现家族命名方式在子公司的使用范围也会负向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挥民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家族二代继承人的经营表现：基于性别差异的考察

随着越来越多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阶段,家族二代继承人,特别是不少女性二代继承人的经营表现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和热议。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性别差异视角分析并检验了家族二代继承人的经营表现。结果发现,相比女性二代继承人继任的家族企业,男性二代继承人继任的家族企业具有显著更高的经营绩效,表明男性二代继承人的经营表现要好于女性二代继承人。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模型等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稳健成立。本文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先天方面,由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强的冒险倾向,使得男性二代继承人经营的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即具有显著更高的研发投资水平和负债水平,从而更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表现;后天方面,由于中国“重男轻女”“传男不传女”等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二代继承人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培养,即在企业历练的时间显著更长,更可能在本土而不是到海外积累经验和资源,从而有助于其更好地经营企业。此外,本文发现女性“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是女性家族二代继承人相比男性继承人经营表现更差的另一个后天因素。本文的研究工作不仅丰富了相关文献,而...     

对家族企业管理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思考

国美"黄陈之争"发人深省,呈现出的不仅仅是家族企业管理人的权力之争,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族管理模式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博弈。经济体制转轨期间,家族管理模式的发展弊端逐渐显现,家族制改革刻不容缓。在家族管理模式中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促进两者的协调和融合,是解决国美之争,进而推动民营企业家族制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论在家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继承模式研究

如何引进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家族企业,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详细分析了在家族企业继承中职业经理人的优势与劣势,并提出一些改进措施,以便更好的管理家族企业。     

经理人市场失灵与家族企业治理

经理人市场是一个特殊的人力资本市场 ,在一定意义上 ,这是一个“职业”企业家的雇佣市场。家族企业的高速成长带来对于职业经理人的需求增长 ,但在不少情况下 ,经理人的引入是不成功的。企业和经理人双方的家族主义取向导致双方缺乏相互信任 ,家族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的“隐私”经营给企业从外部引入经理人带来风险。同时 ,经理人的非职业性 ,或在自己创业与作为经理人之间转移的成本很低 ,导致经理人市场的不稳定性。但在竞争和国际化中 ,对传统家族企业的改造势在必行 ,但在经理人引入上是谨慎的 ,较为普遍的模式是家族和经理人共同分割企业的控制权 ,这一模式在这里被称之为“折中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