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首脑外交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中日关系迎来了两国复交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首脑互访频繁,互访次数位居大国之首,极大地推动了双方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中日首脑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发挥了显著的管道作用。可以说,这一阶段中日关系迅猛发展,首脑外交是双方关系得以实现的重要推进器。     

福田赳夫内阁的“全方位外交”及其中日缔约实践

福田赳夫内阁积极奉行＂全方位外交＂,一方面积极谋求与苏联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力图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不至于开罪苏联,超然于中苏对立之外。这种在日苏及日中之间开展＂全方位外交＂的举措终因苏联方面缺乏应有诚意而失败。福田转而在美国的支持下将推动中日缔约作为自己任内的重要课题。实践证明,福田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全方位外交＂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很难真正贯彻落实。     

从近代中日建交看日本外交风格的演变及原因

日本在幕府统治时期所执行的外交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导致日本面临重重危机,最终使幕府退出了历史舞台。幕府之后的明治政府为了树立其在国内外的新形象,试图改变日本所面临的困境,由此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中日建交是其积极外交活动的第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也是日本外交风格变化的起点。中日建交过程中体现了这种积极的因素,并推动着日本去寻求改变现状。形成这种不同于幕府的外交风格,除了明治维新的推动,还与日本的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除了中日两国自身利益关系因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受到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这一点很值得研究。以分析中日经济关系在冷战后所发生的变化为中心,进而考察中日经济关系中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并在探讨这一变化的发展趋势的同时,研究中日经济关系的互动及其影响因素问题。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景看,两国经济发展都需要对方。预计在今后十年内,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两国关系会在摩擦中继续发展和加强,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繁荣。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在经历池田内阁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到佐藤内阁时期出现突然的降温和滑坡。导致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出现突变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日本战后在亚洲的贸易结构,使得中日贸易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为下降;与此同时,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和升级,美国要求实现日美远东战略换肩,这促使日本对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加强对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配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之研究——交涉停滞与进展的原因分析

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当时进行得异常艰难漫长.双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谈判陷入了长期化.导致这种对立产生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推行对苏缓和政策.缓和不仅打破了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平衡,使中、美"准同盟"发生了动摇,而且带来了远东地区大国政治构图的变化,使中、美对苏联的政治对决重新返回到只有中、苏紧张对立的状态;缓和还使日本的对华外交路线发生了改变,三木内阁为了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把外交坐标从田中时代的追求与中、美建立两等边三角形关系转变到与中、苏保持等距离的轨道上,使在建交联合声明中得到确认的反霸条款问题化了.     

浅论汉代诸子学与经学的界限

辨析了汉代诸子学的发展源流,证明诸子学是汉代学术文化的一种主要文化现象,同时又对诸子学与经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诸子学与经学存在一种互通并存的状态,这实际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多元化并存的一个缩影的体现。     

南北朝时期与朝鲜半岛诸国的交往

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诸国就与南北朝频繁地交往。朝鲜半岛诸国遣使贡献方物，而中原王朝的使节 也出使诸国，并多次授诸国国君以封号，在此基础上，文化交流也开始了。     

中日文化交流的"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从日语中的常用字入手

对日本文化而言,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因此,在这近两千年的时段里,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由中国流向日本。在这种“文化的生命运动”中,自然也要发生“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汉字融入日本文化这本身就是文化空间的一种伸展现象;日本文化吸纳汉字,而吸纳是有选择的,所谓在空间上有“伸缩”,在内容上有“消长”,这从“店、馆、房、屋”四个汉字中可以得到验证。     

试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所有权或占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就是参与收入分配.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决定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合理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将长期共存,二者配合、互补,既可以较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可以较好地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劳动者有权参与利润分配.     

论中日近代社会变革中的若干特点

近代中日两国社会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改变了自身运动的发展方向,被强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然而,两国社会变革走向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之所以中日两国在西为东渐后形成不同的历史走向,除了两国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差异之外,历史发展的选择性、历史主体的能动性起了主导作用,以致于在中日两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确保其军需民用资源,供应其本国、伪满及在华纺织业所需原料,特别重视华北的棉花生产与运销,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棉产指导奖励机构——华北棉产改进会,采取种种措施,力图增加棉花生产,而且注意调整棉花政策,以吸引农民种棉。但是,日军的入侵,日伪的暴政,严重破坏了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此,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远没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水平。由于日伪对棉花实施输出许可制,由日军控制下的华北棉花协会统制华北棉花的流通,使七七事变前建立起来的棉花市场流通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多省份棉花来源,棉花交易中心的地位几乎丧失;上市棉花运输手段的变化,使得除山西省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棉花集散中心;许多中国棉花商沦为日本洋行的附庸,一些经济机能丧失,而纷纷破产。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     

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

历史上看,袁世凯本人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日本的,其对日本抱有极深的戒心。1915年在二十一条交涉的过程中,袁世凯是据理力争的,虽然日本有利用帝制诱惑袁世凯的企图,但这一方策对袁世凯未能产生效果。二十一条的签订不是日袁间幕后进行交易的结果,而是中国积贫积弱以及缺乏有力的国际支持所致。     

论“反对本本主义”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反对本本主义”不仅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认识基础和理论前提,也为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指明了途径,并提供了方法论指南.反对本本主义、坚持和发展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历史任务.     

20世纪20年代美日在中国的角逐

20世纪20年代初,美日在华展开了新一轮的激烈争夺:经济上凭借自己的实力来削弱、排挤对方;政治上不惜代价分别扶植代理人,以求控制中国中央政府;当中国大革命兴起时,美国抓住时机,通过扶植、控制南京蒋介石政权,进而控制中国,在美日角逐中最终胜出。总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防止美日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是不可能的。     

中日律师制度比较研究

比较中国和日本律师制度在性质认定、资格授予、权利义务、执业机构、律师协会等方面的异同。剖析日本律师制度的“混血儿”特色和集团主义特色。阐明中国律师制度仍应是以我为主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