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市场扩张与外资竞争的视角

以往文献对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探讨主要基于Barro(1990)的公共支出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率可以产生溢出效应(或外部性),但并未对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做更细致的分析。本文从基础设施可以带来市场扩张和竞争这一基本功能出发,研究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理论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一方面促使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实现企业研发行为的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也鼓励企业"走进来",加剧了市场竞争,这对企业的市场规模形成压缩效应,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省级层面的基础设施数据,借助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解决基础设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尽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生产率,但市场扩张效应是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研发,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更重要因素,这使得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本文为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机制上的解释,有利于深化公共支出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理解。     

基础设施供给与效率对“中国制造”的影响研究

本文考虑到基础设施的准公共品性质、内生性和效率问题,基于生产函数一般均衡模型,采用中国2002~2010年30省市面板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和非径向非角度动态DEA方法以及松弛量分解,实证检验基础设施供给与效率对"中国制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利用地区投入产出表测算的基础设施行业供给对制造业具有显著的产出促进作用,基础设施与其他私有部门具有产出和就业互补性,但资本效应不确定。为控制模型内生性,本文加入清代驿站工具变量,发现基础设施行业完全供给效应大于直接供给效应。从基础设施细分行业来看,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通讯基础设施的作用并不显著。基础设施供给效应不仅取决于自身行业效率;还取决于基础设施对制造业的供给效率。能源基础设施以实物衡量的行业效率较高,而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则存在资本产出的高估偏差。技术效率低下和基础设施投资无效是造成供给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交通基础设施、金融约束与县域产业发展——基于“国道主干线系统”自然实验的证据

在产业升级和发展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1999～2007年中国县—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借鉴Faber(2014)"国道主干线系统"的自然实验,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探究了金融约束不同而导致的产业发展异质性。研究发现:(1)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带来了县域产业增加值、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从业人数和投资的增长。(2)金融约束显著地影响了各行业从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中获得的市场机遇:金融约束越弱的行业,从整合的市场中获益越大。上述发现在增加控制变量、更换度量指标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都是稳健的。我们进一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提升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且对金融约束较弱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强。     

高铁开通与股价同步性:信息效应还是治理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经济主体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影响信息传递效率的重要因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重塑空间结构来减少由于地理距离造成的信息损失.本文利用中国高铁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了高铁开通影响股价同步性可能存在的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沿线企业的股价同步性,采用安慰剂检验和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信息效应而非治理效应来降低股价同步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初始交通资源匮乏和信息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高铁开通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为新经济地理学和资本市场会计与财务领域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为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实现区域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提供参考.     

高铁开通与股价同步性：信息效应还是治理效应?

经济主体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影响信息传递效率的重要因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重塑空间结构来减少由于地理距离造成的信息损失.本文利用中国高铁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了高铁开通影响股价同步性可能存在的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沿线企业的股价同步性,采用安慰剂检验和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信息效应而非治理效应来降低股价同步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初始交通资源匮乏和信息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高铁开通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为新经济地理学和资本市场会计与财务领域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为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实现区域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提供参考.     

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本文以2015～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优化通过改善宏观层面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法制环境及商业信用环境，促进微观层面人力资本升级、员工权益保护和提升员工信任度，从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拓展性检验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重点关注了宏观制度软环境优化产生的正向人力资本效应，进而改善微观企业生产经营。这不仅丰富了相关研究文献，拓展了宏微观整合的研究视角，也对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方言、移民史与区域间贸易

语言和文化差异是影响企业跨国和跨地区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方言距离对企业跨省份销售行为的影响。为了有效地识别因果关系及其深层历史根源,本文利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跨区域移民信息构造了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研究表明,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影响中国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企业所在城市与销售目的市场之间的方言距离越大,企业进入该市场的可能性越小。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地域文化差异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经济遗产。     

通向繁荣之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旨在从"资源错配和生产率"框架下识别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量化其资源配置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中间投入品这一事实,本文借鉴Hsieh和Klenow(2009)的测算框架,引入中间投入品,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实证探讨了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对3种要素扭曲(资本扭曲、劳动扭曲以及中间投入品扭曲)的纠正程度,并进一步测算了要素优化配置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惊人,2001～2007年每年平均高达13.23%。总量生产率提升渠道主要来自矫正劳动投入扭曲和中间品投入扭曲两个环节。高速公路建设通过优化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分别为4.39%和9.80%。(2)总量生产率的提升与高速公路建设优化要素配置有关,稳健性分析表明企业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每降低10公里,可以矫正中间投入扭曲2.33倍,劳动投入扭曲15.17倍。这些矫正提升了企业平均规模,使得过小企业能够发挥规模经济,过大企业抑制规模不经济。(3)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有很强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东部;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大;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大于大城市;轻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的提升效应分别大于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本文研究有助于认识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区域协调发展效应,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开展高速公路建设方向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保投入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认为,社保投入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成本效应、激励效应两种不同的影响。由于大样本数据的缺乏,现阶段对于社会保险企业投入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其对企业生产的抑制效应。然而,本文运用随机分层抽样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创新性地实证研究。基准回归表明,在充分剔除选择性偏误的前提下,社保投入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激励效应更强。随着人均社保投入每增加10%,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3.5%。进一步地,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创新精神与管理效率是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激励效应的重要渠道;其中,与人力资本、创新精神相比,管理效率更为重要。与大部分基于发达经济体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有所不同,本文发现: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而言,社保投入对企业生产要素投入的成本挤出效应并不明显,社会保险通过激励员工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发展。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与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研究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有所不同,本文基于2015~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管理效率这一重要的微观因素对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运用OLS、PSM和IV等估计策略,本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管理效率每提升10%,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边际贡献约为14.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与"低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相比,"高管理效率"分组企业在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质量、产品质量竞争力、内部知识分享等方面表现更优,上述4个因素是管理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交通基础设施视角下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本文使用2000~2014年西部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集聚的区位熵存在空间分布的一致性,公路密度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知识溢出效应和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能显著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规模经济、资源禀赋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     

心中有数

高速公路增长1％企业存货降低0．16％ 西南财经大学的李涵和香港大学的黎志刚利用我国1998-2002年的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发达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不同影响。     

贸易结构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根据浙江省的经验数据分析

本文从中间需求视角,依据浙江省1990～2010年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并给出了浙江省进一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EG指数分析

采用西部地区2003～2011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数据,从行业细分角度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对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对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小。这与全国层面的研究结论有差异,反映出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特殊性。     

数据赋能、外部知识搜索与服务业企业转型绩效——战略一致性的调节作用

以服务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将数据赋能分为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和分析能力三个维度,探讨三个维度对服务业企业转型绩效的影响,并研究外部知识搜索的中介作用和战略一致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和分析能力均对服务业企业转型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外部知识搜索分别在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分析能力与服务业企业转型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战略一致性正向调节外部知识搜索与服务业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     

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199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现状,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均收入、规模经济、货物贸易水平是影响两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而双方FDI的流入对双方贸易影响不能确定。     

从影响因素看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策略——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引入引力模型,对中国服务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归纳得出影响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本文认为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贸易进出口总额和经济自由度等因素,并在回归分析后得出中国服务贸易水平落后主要受到贸易开放度和国内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此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和建议。     

网络能力、关系学习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服务科学、网络能力理论、关系学习理论,结合已有文献深入剖析服务创新内涵、服务创新绩效。本文构建了包含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并通过对华南地区243家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果:(1)网络能力对服务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关系;(2)网络能力对关系学习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3)关系学习对服务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4)在网络能力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关系学习起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服务业创新活动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进而强化服务业的竞争优势。     

企业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模型

提出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因果关联转化过程,从流程视角建立战略-资源-能力-价值四个维度变量构成的理论模型.突破前人静态"结构化"视角,新型电子商务流程作为连接变量因果关联关系的中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依据177个企业的流程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验证了模型的系列假设,发现和总结了三个推进阶段构成的因果关联进程和阶段特征,揭示了企业从战略规划直至能力产生电子商务价值的作用机制,为企业电子商务价值理论提出了创新性的研究观点和发现.     

贸易成本、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本文在Eaton和Kortum(2002)的基础上,引入劳动力市场扭曲构建开放经济的多部门模型,研究了贸易成本、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1995～2013年中国农业和制造业贸易成本分别下降了0.65和0.60,消除贸易成本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改进空间由64.92%下降至23.12%。另一方面,消除贸易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存在相互影响,样本期间若同时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和贸易成本,加总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67.98%,要高于分别改革两个市场所得到的总效应(仅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或贸易成本,加总劳动生产率平均可以提高20.51%或44.29%)。上述结果意味着在实际改革中,中国需要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才能达到最优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