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直接影响其企业价值。选取2012年12月31日前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26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9年至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以及基于概率投票模型的股权控制度指标衡量企业的股权结构,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企业价值,结合多元线性、非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企业价值与股权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价值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回归式抛物线关系,企业价值随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最后再降低,第1大股东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及建议对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有一定借鉴意义。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最优专利授权———基于不对称信息的寡头博弈

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公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对技术创新传播、产业发展以及社会福利状况产生的影响,是评估改革效果的重要因素.基于不对称信息混合寡头模型,从专利授权角度讨论部分民营化对企业技术推广决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排他性合约、分离合约和混同合约3种合约类型中,前两者更受公有专利持有者青睐.民营化程度更高的专利持有者为提升资本增值能力,更倾向于排他性合约;授权方式上更倾向于特许权收费,而不是固定收费.民营化比例选取不当,将无法引导企业内生选择社会最优的技术传播路径.从技术传播角度,对理解民营资本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作用,合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混合所有制发展的企业SWOT分析

正2013年11月,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认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简单的说,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资本与其他非国有的所有制资本的混合,然后混合后的资本共同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其实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在上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期,就曾经提出过在国有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雇员激励——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

雇员是企业创造财富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如何有效改善国有企业的雇员激励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雇员激励的影响作用.本文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可以提升国企雇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并且这种效果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股权制衡程度较高以及内部控制较好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单纯的持有股权则无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还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情况和雇员工作环境,最终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生产效率.本文不仅对雇员激励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而且对决策高层在国家战略层面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参考价值.     

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基于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应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深交所78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两方面研究了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与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不同,本文在计量高管持股比例时包括了高管人员通过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股权。本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不同引起的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导致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高管持股比例在8%—25%之间,高管持股的壕沟防守效应占主导,而小于8%或大于25%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占主导。研究结论对以激励为主要目的或以股权结构优化为主要目的的高管持股方案提供了经验证据。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怎样的股权结构最能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及控制地位突变对创新的动态影响。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权与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对于全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平均意义上对企业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2)一旦区分企业规模,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企业创新。对于规模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国有资本取得终极控制权反而更有利于创新。(3)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终极控制地位的强化并不能进一步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坚持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应予以坚持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他领域继续推行。     

西藏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西藏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持股比例和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法人股对公司绩效更多呈现负面影响,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国家持股对企业的绩效具有两面性的影响。     

高管激励、制度环境与高技术企业探索式创新

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技术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而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干预在高管股权激励和探索式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并且政府干预和法制水平能够对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的曲线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根据产权对样本进行分组划分,检验了组间主效应影响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结果表明,仅在国有高技术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负向阻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而在非国有高技术企业中起正向促进作用。     

股权结构与企业资本支出决策:理论与实证分析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企业资本支出决策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和流通A股比例与资本支出水平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股比例与资本支出水平负相关;法人股比例与资本支出水平基本无关。此外,研究还发现,公司年龄与资本支出水平显著负相关;内部现金流和企业规模与资本支出水平显著正相关;经济周期因素和行业效应可能也是影响企业资本支出的重要因素。没有证据表明资产负债率和成长性是影响企业资本支出的重要因素。     

政府补贴、管理层激励与技术创新能力——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面板数据为例,运用熵值法测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政府补贴、管理层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政府补贴、管理层持股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层持股正向调节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显著增强了政府补贴资金的创新支持效应。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看,政府补贴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对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管理层持股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在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正向调节作用显著。研究结论对政府精确定位创新补助目标和补助时机,引导企业探索管理层持股计划、改善创新决策机制具有启示意义。政策建议是：坚定施行政府补贴政策,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制定政府补贴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避免“一刀切”的补贴;最大化发挥政府补贴政策的创新效应。     

交叉持股、网络位置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2004年至2010年沪深A股中涉及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中国上市公司因交叉持股而建立联系的企业间网络的形态,使用中心性和结构洞两个指标衡量上市公司在交叉持股网络中的位置特征,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嵌入在交叉持股网络中位置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间交叉持股网络属于典型的无标度网络,各节点之间的连接状况(度数)具有不均匀分布性质,上市公司间交叉持股网络具有较低的网络密度(0.002),网络成员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多元回归结果表明,中心性和结构洞指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而言,网络位置特征对企业绩效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网络位置特征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本文首次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中国上市企业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的内生互动关系。遵循内生性的研究思路,选取高科技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用其2001～2004年的数据构建均衡的平行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和广义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GLS)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营者股权激励和董事会组成存在互动的影响关系,具体关系表现为经营者股权激励与独立董事比例存在显著的反向互动关系,而经营者股权激励和非执行董事比例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其次,在考虑到经营者股权的内生性影响下,经营者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区间效应。也就是说,无论以独立董事比例还是非执行董事比例表示董事会的影响,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间都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该结果表明经营者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第三,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间存在显著的负向互动关系,非执行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但是显著性要弱一些。总的说来,董事会组成和企业价值间存在互相影响,但是二者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和显著。根据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在高科技企业中,独立董事侧重于对经营者进行监督,而非执行董事侧重于对经营决策进行指导和修正。这就是为什么经营者股权激励和独立董事比例间呈现负向关系,而与非执行董事比例间却呈现正向关系;以及董事会组成和企业价值间的关系不像经营者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间的关系那样稳定和显著的原因所在。     

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在政策层“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的背景下,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案例逐渐普遍且呈增长之势。考察国有资本影响民营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机理和路径,系统评价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经济效果,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的混改模式,关于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亟须更多的研究关注“反向混改”的模式、治理效应和经济后果。结合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制度背景,基于企业税收负担视角,运用2009年至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的数据,研究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进一步探讨税收征管强度和高管政治关联对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从企业税收优惠和税收规避激进度两个方面考察非控股国有股权影响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非控股国有股权能显著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其次,相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轻作用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相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非控股国有股权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轻作用在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最后,非控股国有股权主要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而不是促使企业开展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减轻税收负担。民营企业通过让渡一定的股权给国有股东,能够建立一定的政治联系,从而在经营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研究结果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税收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国有资本影响民营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机理和路径,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对于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股权结构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2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负相关,而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绿色创新正相关。机制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以降低数字化转型水平阻滞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遮掩效应;股权制衡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另外,异质性分析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负相关性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强;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     

创业型企业高管团队垂直对差异与创业战略导向:产业环境和企业所有制的调节效应

在公司创业过程中,高管团队内部的构成及其运作状况会导致不同的创业战略导向,不同的产业经营领域和企业所有制也会产生差异性影响效应。本文选取2006-2010年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创业型企业高管团队垂直对差异对创业战略导向的直接影响,以及产业环境和企业所有制如何对两者关系产生调节影响。层级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除教育背景测量指标外,高管团队年龄、性别和职业经历垂直对差异均对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分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垂直对差异在动态型产业环境的影响效应大于稳定型产业环境;高管团队垂直对差异在国有企业的影响效应大于非国有企业。本文的结论对于创业型企业高管团队构建、创业战略导向结构设计,以及新业务产业经营领域和企业所有制选择等具有积极的借鉴与启示。     

中国企业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股权的关系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事件的二手数据,探讨并购经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比例决策的影响,并研究文化距离与研发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决策经验,并购经验具有情境边界,跨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股权比例负相关,母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股权比例决策并无显著影响;文化距离越大,使得具有同样跨国并购经验的企业选择的跨国并购股权比例越低;主并企业母国研发能力对跨国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股权比例之间的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在母国并购经验高的企业中,研发能力低组比能力高组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较高的股权比例。     

混合所有制企业差异化管控机制创新探讨

混合所有制企业差异化管控机制是影响和制约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重要因素。如何实施混合所有制管控，包括采用何种管控模式和管控机制仍在理论探索阶段。本文基于国有股东的视角，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管控的理论基础、管控的必要性、管控的内容、管控的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了探讨，提出“明确一个基本前提、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握三个判断标准、创新四个管理机制、强化五个赋能支持”的管理框架，能够为国有企业设计混合所有制企业差异化管控模式和管控机制提供参考。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假说的检验: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对“烟台发展”股权演变与其价值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动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的不同观点．认为控股股东的持股动机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具解释力．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或左半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企业价值与大股东在关联交易下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证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50%,控股股东通过关联销售对企业价值有正影响,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50%,控股股东未通过关联销售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