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的影子银行

进入2014年,中国金融市场上最令人关注的热点之一就是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之所以得以热议,乃至监管部门也开始高度关注,主要是因为近一段时期在社会融资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额的90%以上,骤降至近一两年只占50%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份额由影子银行占去。     

地方政府“创新悖论”的机制及警示

<正>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创新历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创新的叠加效应之下,中国仍处在治理创新的试验阶段,合理有效的地方治理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出现了地方政府"创新悖论"。一方面,地方政府创新案例不断涌现,得到频频宣传和推广,其中一些还作为典型被学习、观摩、仿效和"再创新";另一方面,为数不少的地方政府创新呈现"短命"和不可持续的特点,形成"孤岛效应""昙花现象"以及"插     

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中的“观望”行为与治理策略——以租赁房制度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是某项创新制度在大范围内进行传播与推广的过程,其有助于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与治理能力提升。但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观望"行为,即地方政府官员主观性地延迟制度扩展,当创新制度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且中央重视度不足时,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属性就会侵蚀创新制度的社会属性,这是"观望"行为产生的一般逻辑。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中的"观望"行为有违人民利益与社会福祉,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治理。一把手要实现政绩观纠偏与主动学习,同时还要完善创新制度扩散的激励机制、增强创新制度扩散的竞争效应、强化创新制度扩散的监督与巡视,使创新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扩散,推动国家治理目标实现。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治理

在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双重倒逼及地方政府官员机会主义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官员通过融资平台、PPP"马甲"等形式进行违规举债,造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不断提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难以治理,就在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的隐匿性,而区块链技术公开、透明的特征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治理提供了积极的技术支撑。应增强预算部门数据统计能力,有效控制隐性债务规模;强化监督部门财政监督能力,促进多元监督局面形成;优化政府与社会合作,保持社会资本的良性运转;提升地方政府税收征管能力,完善地方政府财政体量。     

元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及多元主体角色定位研究

元治理理论认为"一主多元"的主体结构是适合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转型和发展时期的结构。元治理理论主张由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单元组成主体结构;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担任元治理角色,与多元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只是各自的职能不同;注重多元主体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元治理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充当元治理者角色,社会组织充当协调者角色,公民充当践行者角色。     

协同治理:政策冲突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协同治理是地方政府突破"公共事务政府管理"局限,走出政策冲突困境的新思路,既是政策冲突治理的新探索,也是"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集体决策机制与政策利益协调机制等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政策冲突。     

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工作机制探究

<正>"为官不为"是政府公务人员对待职责、对待工作的一种心态和状态。"为官不为"现象与个人素质、政党性质等因素密切相关,自政府产生之后就不同程度存在。当前,随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不断推行和深化,我国对政府公务人员的管理和约束越来越严,群众对政府公务人员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为官不易""为官不为"等认识和行为,值得高度关注,亟待进行破解。     

协调联动:地方治理结构变革新趋势

正当前"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新态势。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构建地方协调联动的治理结构,政府要主动向社会"放权"并     

对中国政府雇员问题的探讨

如果对目前各国政府雇员制度进行横向比较，中国的政府雇员制度因起步较晚，至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非常大的差距。本文将从中国政府雇员规模以及政府雇员的薪酬情况入手，对中国政府雇员制度作一个较为具体而详尽的分析，从而为中国政府雇员制度的改进提出一些可行的芳法。     

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当前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稳步推进,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思想观念相对落后,条块分割依然存在,社会协同合作不足,"信息孤岛"问题突出。当前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重塑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责任型政府理念,履行政治责任,坚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履行社会责任;构建整体性政府组织结构,推进政府间改革协同,优化政府内部横向协调合作,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有效整合;以数字信息技术助推改革,实现信息共享,畅通政府与社会的沟通渠道。     

流程再造: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路径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地方政府的使命,高效的组织结构设计是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关键,然而当前的地方服务型政府却出现了组织结构的悖论,即高效组织结构设计下运转的低效率.要改变功能性组织设计的反功能导致的地方政府低效服务的现状,可以通过流程再造来实现.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过程流程再造的路径选择主要是从地方政府各机构之间,地方政府与承包商、非政府组织、公务人员之间的关系出发进行分析,并整合成一种耗散结构,以克服地方服务型政府服务过程中的官僚制弊端.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适度政府规模的衡量要素与优化之策——基于行政成本治理的视域

政府规模是政府履职与行权的物理载体，对其优化已成为新时代推动机构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的必然选择。历经多轮改革，从绝对数量看，当前政府规模的猛增势头得到了有效遏止，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公务人员总量偏多、组织结构不尽合理、行政经费支出居高不下等失当之处，改革空间巨大。为此，应在摒弃数量指标、聚焦存量盘活、落脚政府效能等原则下，以增量控制与存量增效并举优化人员规模，以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并重优化机构规模，以调整结构与强化监督并行优化经费规模，有效治理行政成本。     

转移支付与政府扩张:基于“价格效应”的研究

分税制改革以来,金额巨大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否是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持续扩张的重要推手,国内研究对此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国外经典文献提出了"财政幻觉"等4种假说,来解释转移支付对政府规模的影响,但这些理论解释是否适用于中国,有待检验。通过引入"价格效应"——转移支付导致公共服务的价格下降,本文从微观视角揭示了一般性转移支付产生"粘蝇纸效应"的独特机制,即"价格效应"是转移支付促使地方政府支出较快增长的关键因素,这印证了税收成本假说。基于2000~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以及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上述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建设地方税系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政策启示。     

“文件政治”与中层党政干部人才标准的偏离及矫正

正一、中层党政干部素质的高低之问中国相当一部分公众眼中的公务员既优秀又庸碌。一方面,公务员这个属于"体制内"的"铁饭碗"吸收了大批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并取得了值得赞赏的治理绩效。每年有很多高校毕业生和社会有志之士报考公务员,有时候甚至是上千人竞争一个岗位,其优胜者自然是高素质人才。同时,720多万的公务人员有序管理着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内的13亿多人口的公共事务,     

“动员—压力—运动治理”体制下后发地区的治理策略与绩效——基于昆明市2008—2011年的发展经验分析

后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决定了后发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求。后发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首要动力,就是招商引资。后发地区的发展现实,使得地方政府主导招商引资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后发地区的地方治理,直接受制于地方核心行动者能否通过招商引资,撬动"动员—压力—运动治理"体制,激活其运行机制和功能,满足地方跨越式发展的需求,从而全面提升地方治理绩效。     

杭州政府绩效评估的“国际经验”

7月10日,在由世界经合组织亚洲公共治理中心、浙江大学、杭州市政府三方共同主办的"绩效考评与政府创新国际研讨会"上,杭州成了焦点。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在一份名为《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报告中用独立的篇章,专门阐释了题为"公民实践——杭州模式"的评估体系。报告认为,和以前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相比,"杭州模式"实现了向"公民满意原则"转变,体现了政府工作重心由"政府本位"向公民取向转变;和其他地方的"公众评议政府"活动相比,杭州市的满意评比体现了持续性和发展性。     

企业影子银行融资能够发挥债务治理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过往鲜有文献在微观层面识别企业从影子银行融入资金的规模,因而更多从宏观层面研究影子银行融资的治理效应.本文以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杠杆操纵的程度来识别并衡量微观企业影子银行融资规模,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融资拥有一般银行信贷无法获取的隐性信息而具备融资合约特殊实施机制,因而更能节约融资企业的代理成本.影子银行融资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客观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期限较短、利率高,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的投资项目,因此有效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拓展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低,融资约束越小,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影子银行融资上述治理效应越显著.本文丰富相关研究的同时,能够为影子银行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重要借鉴.     

“五位一体”社会治理体制中的追随力要素研究

我国"五位一体"社会治理体制中的追随力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及公众等社会治理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公共利益至上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以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必备的各种能力的总和,具体包括向心力、决策力、执行力、判断力、协同力、服务力、发展力和创新力八大要素。需要通过加强党委的领导力、发挥政府双重角色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和提升公民能力等途径提高各治理主体的追随力,以形成更强有力的合力来提升党委领导力的效能。     

佛山试水“外籍公务员”

正26岁的乌拉圭人尼古拉中英文双语便签,正中间是两个大大的汉字"政府"。这个词代表了他的新工作。据了解,聘用外籍雇员是从其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而除了满足政府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促进对外贸易投资,还希望外籍雇员能够为机关带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