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C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自成立以来对推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发布的许多报告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对国际气候谈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直接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重要国际气候法律文件的制定。在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任务艰巨的形势下,IPCC需要对自身暴露出的一些局限进行改革,才能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内涵审视与适用研究 ——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为视角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认的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但是在后京都谈判进程中,面临着被重新解释和修正的挑战。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谈判情境,发展中国家要坚守共同但有区别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需要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气候正义内涵重新审视,正视原则适用中面临的问题,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社会气候变化谈判。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失败的制度原因初探——以全球公共物品为视角

气候环境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目前《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利益分化而形成的集体行动问题,且此行动问题直接造成了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由于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存在着多重障碍,造成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陷入了不合作博弈的行为模式。这种策略选择直接导致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失灵。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前景探析

《京都议定书》第4次缔约方会议计划在2009年底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全球协议计划,但是能否顺利地达成新协议的预测则比较困难,后“京都”时代的前景依然模糊原因在于：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显然没有给涉及到众多国家利益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谈判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现实中很多阻碍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如各方利益分歧难以协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不到彻底的落实、《京都议定书》内容的缺陷、理论上的争论不休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     

气候变化立法动向分析及中国对策——以国际民航业减排为视角

选取欧盟实施2008第101号指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原因分析、目的分析、合法性分析的方法,对欧盟充任"气候领袖"、引领国际气候谈判的战术、战略和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欧盟充分利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体制和机制,以推进国际民航减排为突破口,成功地将国际碳减排压力引向中、美等国,且极大地削弱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国际法律力量,从而为其布局2012年后国际气候立法安排赢得了主动权。而中国民航产业发展以及中国谈判基本立场均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中国亟需从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高度进行科学应对。     

欧盟航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评析及中国的应对

2012年1月1日起欧盟通过征收航空碳税的形式将民用航空领域纳入其碳排放交易体系之中,这一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欧盟这一单边、强制性、未经其他国家同意的做法违反了规制气候变化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也违反了规制民用航空的《芝加哥公约》,不仅损害了国际气候谈判取得的成果,也侵犯了非欧盟国家的合法利益。面对其产生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已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亦应当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京都议定书》的集体行动困境

20世纪末期，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社会为防止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积极行动。由于其成员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各成员对于《京都议定书》这一国际集体行动承担了不同的行动成本，各国的收益也有较大差异。笔者试图利用奥尔森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京都议定书》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其自身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担机制和选择性激励机制能够分担不同国家的履约成本，在增进全球公共利益的同时，增加各成员个体履约收益，但同时还需要外部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发达成员履行其国际义务的积极性，促成《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执行。     

论非政府组织在世界气候谈判中的主要作用

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环境问题进入公众视线以及全球治理观念的不断演进,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有机会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他们在世界气候谈判中扮演先导性角色,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提供了新的决策资源。非政府组织经历了里约热内卢会议、“京都议定书”谈判阶段和后“京都议定书”阶段。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具有群体性,有助于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用公民的群体意志间接影响政府间的决策;非政府组织由具有专业知识的有识之士组成,为环保领域提供专业支持,从而间接影响环境决策;尤其非政府组织具有灵活性和独立性,在各国间的环保问题谈判中起到桥梁沟通作用。     

2012年后CDM走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CDM项目最大的受益国,但是国际社会对CDM的运行及作用存在诸多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第一个京都承诺期期满的临近,国际社会展开了2012年后气候协议的协商和谈判,其中也针对CDM进行了若干调整。根据现有的发展状况,CDM可能具有在2012年后加以延续、重新定位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发展趋势。该发展趋势一方面会完善其在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使CDM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同时,从长远来看,CDM对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局限性。     

气候博弈中的中美国际形象

从1991年各国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纷争．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曲折生效历程,都注定了2009年末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仍旧是一场以全球气候为焦点的各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的博弈。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从这场博弈一开始就处于全球的聚光灯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9年的纷争、沉淀之路让中美的国家形象逐渐趋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低碳经济研究学术报告(2011)

2012年《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国际社会将正式步入后京都时代,但无论气候谈判进展如何,向低碳转型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与去年相比,今年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更为细化,但总体而言,主要包括碳交易、碳税、低碳能源、节能服务产业和低碳城市等5个方面,学者们围绕着这些主题,并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通过梳理,也发现了低碳经济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供学者们参考。     

近期国内外大事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2005年2月16日,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也许在与全球气候变暖的斗争中,它的作用比较有限,但它的确标志着一段不确定时代的结束,也昭示了国际社会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法可依     

清洁发展机制法律风险规制研究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国际社会进行的诸多努力中,最卓有成效的当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选取京都三机制中,与发展中国家直接有关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作为讨论对象,以当前该机制在中国井喷式发展的现状为背景,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风险的成因及应对之策,能对这一国际环境法律新制度进行较好的把握。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重塑——京都模式的困境与蒙特利尔模式的回归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是公平分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环境治理责任的基本原则。《京都议定书》适用该原则的基础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资金技术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比较《京都议定书》和同样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并分析气候变化谈判截至2010年底的最新进展,本文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合法性基础应当重塑为自然资源主权和无害国外环境原则,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利益的公平分享。     

图片新闻

“小个子”对抗“大块头.绿色和平组织开特一艘橡皮艇在印尼巴厘岛附近拦截一艘装有1 .53万吨燃煤的大型运煤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12月3日至14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共，80多个国家参加。大会将决定是否启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工业     

人权保护与气候变化——基于环境正义与人权义务的理论考察

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社会生活安排造成了巨大冲击。合作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议程。由于根本哈根气候大会取得的成果有限,全球气候谈判几乎陷入停滞状态,需要从新的视角思考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问题。在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当今世界,基于国际人权法的性质探索国家在气候变化语境里应该承担的尊重、保护与实现人权的义务,从而构建起人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互动关系的理想图景。     

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性思考

通过回顾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认识到形成国际法律规范，最终成为政治家和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的演变过程，概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及框架；重点说明了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法律规范灵魂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理性精神；同时分析了对待《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度及其根源，说明了那些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非理性表现，进而探讨了一个科学问题背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博弈的表现及其根源。最后说明了中国在非理性意识的影响下备受世人关注的原因：理性地表达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应当坚持的原则立场和行动方向。     

《哥本哈根协议》的国际法解析

旨在为《京都议定书》2012年第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签署新协议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在达成了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后落幕。《哥本哈根协议》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双轨制的谈判机制,就全球升温上限、资金、技术以及透明度等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其制度框架为进一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开创了一个新起点。由于协议的形成机制、实体内容和制度约束力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法律局限性,因此,如何将协议中的政治意愿变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与义务将成为后续谈判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浅析我国碳税制度的构建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相关制度,其中碳税的征收被国际社会公认是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有效手段。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中国一直积极推动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任重道远,我国可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碳税制度的构建。     

金砖国家气候合作:动力与机制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同一性是国际社会必须削减人为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多样性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国家利益差异。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使得全球层面的气候谈判艰难前行,因此有必要在特定国家之间展开小范围气候合作以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金砖国家需要积极建构未来国际气候秩序以维护自身发展权利,同时需要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崛起,这分别构成了金砖国家气候合作的外生动力和内生动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为金融支持五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未来应完善这一机制使金融更好服务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金砖国家低碳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