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内官制度杂考

由于史料甚少，对北魏内官制度很少有人问津，有些问题模糊不清。本文则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探究，如对“三夫人”、“九嫔”以及宫内诸女官等作了一番考证，提出了与前辈学者不同的看法，或可为一家之言。     

唐代选官制度与中国古代判词文体的成熟

本文结合有关史料,对文学史研究者涉及较少的判词进行探讨。指出唐代是中国古代判词的成熟兴盛期,并结合唐代的社会历史状况,进一步详细论述,指出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和文化风尚,直接促成了判词本身的成熟。     

再论西夏的官与职——以西夏官当制度为中心

本文利用新译《亥年新法》等西夏文法典,对西夏职官制度中"■"(官)、"■"(职)问题作了系统梳理,指出西夏中晚期官阶复杂,仅六品以下至少可分五个层级,280多阶;"■"(职)即职事官,共七个层级。西夏以职定阶,次等司正(■■■■)以下各职所对应官阶一般为四到两个。在革职时,通常以该职所对应最高官阶算。恩荫制度中,只继承官阶,而不任职。     

魏晋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演变与起家官制度

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制度的嬗变,魏晋时期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曹魏和西晋前期,它指一品至三品;在西晋后期和东晋南朝,它指一品和二品。在晋惠帝元康中期,政府出台了"以二品系资"的规定,即清显官职需要由乡品二品者出任。此后三品逐渐被挤出上品的行列,只有二品以上才属于上品。"灼然二品""二品之精""灼然""门第二品""二品才堪"等并不是二品的别称。在曹魏和西晋,门第高低不同的士族也并没有同列二品。门第高者其乡品相应就高,其起家官品相应也高;门第低者其乡品相应就低,其起家官品相应也低。士族的门第、乡品与起家官品三者基本一致,这才是当时基本的社会规则与制度规定。     

唐代职官制度之使职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唐代职官制度之使职的产生是唐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因素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加强中央集权与君主权力的需要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职官制度的自身因素是其产生的直接原因,使职自身的优越性是其产生的关键原因。唐代使职具有普遍性与广泛性、复杂性与多样性、固定性与系统性、主导性与重要性的历史特点。     

汉代省官制度述略

省官制度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产物。汉代在秦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宫省制度。省宫与宫省不同 ,与中朝官也有很大的差别。秦汉之省官、宫官、朝官的权势有一个相互不断消长的过程。汉代的省官和省官制度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 ,并对以后王朝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唐代的内供奉官

唐代内供奉官是一种适用范围颇广的任官形式 ,相对于供奉官和里行官 ,内供奉官是唐代五品以下 (含五品 )供奉官和近亻幸侍从官员编制之外的特殊任职形式。内供奉官就其实质而言大体分为二类 :一类是供职于中央、实履其任的内供奉官 ,虽属员外供职 ,但职事、待遇、迁转资序与正员基本相同 ,这一类终唐之世始终存在 ;另一类是供职于地方的 ,或为使府幕佐 ,或为三司巡院官 ,衔内所带之御史也有内供奉的任职形式 ,但一般不履行所供奉的职责 ,性质近似于假借官 ,这一类别出现于唐肃宗至德以后。内供奉经五代 ,至宋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明代内官社会交往关系管窥——以内官墓志撰写为视角

内官本为服侍帝王而产生,活动范围限于宫墙之内,历代帝王严禁内、外官相互勾结。相对于前代,明代内官活动范围较为广泛,与文官、士庶等社会群体的交往也更为密切。从内官墓志的撰写可以窥见明代内官与文官等若即若离的复杂社会关系。内官墓志因传主身份的特殊,其传主多集中于上层宦官,内容围绕该传主的生平履历展开,较其他文献记载全面具体。有关撰者与传主的关系,墓志中较为隐晦,很难断定二者关系究竟如何。明代内官墓志的流传亦较为有限,多集中在文集与传记资料汇编中,然数量很少,今人所见多依靠考古发现的出土墓志。明代内官墓志的特点与内官本身关系密切。     

近代甘青地区“土官“制度变迁简论

甘青“土官”制度包括土司制度、寺院制度和盟旗制度三种形态。这三种制度的形成路径,由具体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所规定,反映了复杂的民族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政治制度。以封地为基础的土官制度与郡县制不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还包含着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把领地部族关系转变为州县对民户的统治关系,是改土归流变革的根本内容。而这在游牧民族的实施困难重重,反映了社会水平对制度改革的制约。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促成了甘青土官制度改革的急促与近代内容。土官所属的民族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变迁。     

浅议古代应用文及其文学价值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我国古代应用文的产生发展、社会功能、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无可争辩的文学价值 ,指出了古代应用文与文学散文的密切关系 ,并由此说明了我国古代应用文体特别发达、具有真正文学价值的重要原因。     

浅谈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中朝两国由于地缘关系以及长期以来相互交流形成的文化基础,朝鲜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与贯彻不亚于中国人,因而朝鲜的文化发展与农业文明在古代是比较先进的。古代中国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时期都对古代朝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民间群体旅游

旅游休闲是中国古代普通群体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为满足心身解放和精神欢娱的需要,普通民众以时令节日、祭祀礼仪、宗教信仰和庙会活动作为休闲旅游的时间和空间。民间群体的旅游活动具体季节性、地域性、宗教性和非理性为特征。分析他们的行为及特征,对今天城乡旅游休闲服务业的服务群体定位等,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中国古代宗法伦理与爱国主义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以“礼”“仁”等宗法伦理为核心,它以君臣之礼和忠君之德为基本要素,以帝王私有制为物质基础,以人的自爱之心为心理基础。宋明理学主张“灭人欲”,客观上也否定了体现宗法之礼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自爱之心,从而加速了宗法制度的衰落。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意识到对“人欲”(私利心)应当“从而恤之”而不可禁之,并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     

中国古代贞节的结构、演变及其实质

中国古代的贞节观念包含“夫妻之贞”、“从一之贞”和“童贞”三个层面 ;就其产生的过程来看 ,经历了由“夫妻之贞”到“从一之贞” ,再到“童贞”的发展变化 ;就其关系而言 ,“从一之贞”的提倡进一步强化了“夫妻之贞” ,而“童贞”的大力鼓吹又使得再嫁成为困难的事情 ,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从一之贞”的观念 ,最终有利于“夫妻之贞”的维持。国家提倡贞节的本质在于通过女性恪守贞节 ,履行养老抚孤的社会责任 ,来增强家庭的稳定性 ,最终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上古审美文化对日本绳文时代的影响

从中国和日本考古文物、古代文献、古史传说来看 ,中国上古审美文化对日本绳文时代审美文化曾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影响表现为以山东后李文化为代表的“太昊时代”审美文化对绳文时代草创期、早期审美文化的辐射 ;中期影响表现为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少昊时代”审美文化对绳文时代前期、中期审美文化的渗透 ;晚期影响表现为商周时代青铜、玉雕等审美文化因素在绳文时代后期、晚期审美文化中的凝聚。由于接受了中国上古审美文化的影响 ,日本绳文时代无论是在太阳崇拜、火崇拜、凤鸟崇拜、鸡崇拜等深层文化观念方面 ,还是在整体造型、陶塑装饰、抽象纹样等审美形式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从而呈现出由神秘古拙到神奇华美再到庄重秀雅的风格转换     

古代中国版图成因试析

~~古代中国版图成因试析@张正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由最初的救急型举措经由道义性扶贫,最后达到制度性救助,由片面的城市低保制度向农村低保制度扩展进而实现全社会的最低保障.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背后,反映着社会理念和制度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全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正式建立,为构筑国民公平底线,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稳定百姓预期,消除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共享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周易》是一部"关于变易和创造性的著作","变化日新"是其思想精髓,这无异于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之"硬核"的"新奇创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不仅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共同性,而且还可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在西方演化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演化经济学"。     

墨子: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分子群体中 ,墨子发现了 4 1条自然科学原理 ,建立了系统、全面的科学认识方法论即逻辑学 ,并且提出了以“民选政长、贤人治国”为主体的先进的社会政治理论。因此 ,墨子可称为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分子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