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集体行动、制度变迁与公共精神的培育——贵州省习水县赶场坡村组自治的个案研究

村民自治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困扰着中国学者和实践者的重大问题。村民自治是农村公共治理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制度基础。通过提出研究村民自治和自主治理的制度框架,对赶场坡村村组自治实践的分析,提出村民自治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村民能否通过自主治理来解决自身的公共物品供给和维护,社会规范的提供,以及社会冲突的解决和处理。赶场坡村组自治的实践,它意味着中国村民可以在小范围内成功自发和自主治理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其试验的示范意义甚至高于试验本身,它预示着只要具备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国村民也拥有自治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公共问题。     

乡村公共物品供给项目制的“马太效应”及破解策略

乡村公共物品供给项目制存在着明显的“马太效应”,即富裕村庄得到更多的公共物品,贫困村庄的公共物品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种情况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地方政府项目制的选择性,会产生劝退效应、需求效应、累积效应;二是乡村禀赋与能力、资源与能力分化影响着地方政府选择,进而出现“马太效应”。乡村公共物品供给项目制的“马太效应”会造成消极影响:偏离项目制设计初衷,增加实施项目村镇压力,消解贫困乡镇治理秩序,不利于乡村社会和谐发展。基于此,应转变传统资源配置方式、改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方式、促使地方政府树立公平理念,从而增强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基础。     

城乡一体化取向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以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验为指导

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吹响了农村改革的集结号,我国总体上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而城乡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水平上,农村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瓶颈。本文对我国目前的公共物品供给现状进行分析,在借鉴德国地方政府供给乡村公共物品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路径选择。     

“科斯灯塔”VS“私人社区”: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探析

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新古典公共物品理论倡导的政府供给思想已广受诟病,逐渐被人们抛弃。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初见端倪,因其可以弥补政府供给的缺陷而备受瞩目。科斯的私人供给模式也日益受到人们垂青。本文在"科斯灯塔"分析基础之上,通过探讨私人供给的制度安排,得出结论: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政府自身存在的资金短缺问题使私人供给成为可能,同时,私人对于物品产权确定至关重要及竞争意识的存在也使私人供给成为必然。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区域公共物品供给难题及其破解之道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区域合作愈发成为区域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保障。地方政府希望分享公共物品供给后的收益,但不愿承担供给成本,这种理性行为导致区域整体的不理性行为,使得区域公共物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因此,要使区域公共物品得以有效供给,必须从变革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出发来寻求破解之道。     

论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以陕西省农村公路通畅工程为例

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必然选择,市场化供给的高效率、高质量极大程度地弥补了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府失灵,减少了经济人作用下的资源浪费和公共物品质量低下。本文通过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的理论、实证分析,进而给农村公路这一公共物品的市场化供给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路径选择

<正>一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属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即政府决策机制与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相结合。在村民自治下,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村级公共产品的提供,必须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进行,即由广大村民自主决策本村的重大事务。     

技术治理情境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体制重构

在当前简约治理转向技术治理、间接治理转向直接治理的大背景下,乡村两级的实际治权在不断弱化,由此衍生出诸多问题,主要包括行政力量过度下沉、乡村工作软指标的硬指标化、乡村两级责权利不对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缺乏、村民自治演变为村干部自治、谋利型上访的"刁民"增多。为维护乡村公共利益,探求建立一种公共规则之上的、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简约高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成为当今乡村治理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公共物品供给引入市场机制的理论探讨

在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中出于垄断地位的纯政府型供给模式由于其垄断产生的低质量和低效率,加之政府本身的内部性因素,使得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不稳通过对公共物品供给引入市场机制可能成效的分析和预期,提出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方向与措施。     

关于社区公共物品管理的研究

自从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后,原来由单位供给并管理的公共物品旁落到社区,政府成为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但是由于社区公共物品的产权归属不清和管理主体不明,居民的搭便车行为失控等原因导致社区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和管理困境。     

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就是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可以被我国政府所借鉴,均衡我国关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加快和谐社会的进程,完善我国的公共服务体制。本文通过对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进一步的得出产生问题的原因,从根源进行剖析,针对问题提出政府管理上的策略与建议,对于政府有效的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能否充分有效的提供是农村城镇化的突破口,是我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提出了创新供给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制度保障等对策改善和提高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促进农村城镇化。     

由公园免票看市场条件下准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市场条件下公共物品的供给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本文通过对公共物品本质、供给方式、效率等问题的探讨，分析市场条件下我国准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问题，探讨政府如何有效提高公共管理水平。     

推进村民自治难在哪里?

村民自治是我国政府提升国家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必将在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然而,村民自治的继续推进在目前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如果我们真正想推进这一事业,必须认清困难所在,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来。 根据我的调查和其他人提供的文献看,大部分地区的村民自治工作徒有形式,农民不认为自己的政治权利因为村民自治的开展而获得有意义的改善;在乡村知识分子活跃的中部地区,村民自治具有激烈对抗的形式,大部分县乡干部不支持村民自治选举。党支部和村委会     

我国公共物品管理中政府行为的问题与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公共物品管理都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因此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以及管理方面与经济发展相脱节。文章在回顾公共物品理论发展的同时,借鉴国外政府有关公共物品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和看法。     

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服务创新——以绍兴县夏履镇为例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乡镇政府直接面向村民自治组织和广大村民,那么加强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夏履民主程序”以及村级社会管理模式是夏履镇与村民自治组织合力探索的创新成果,借鉴其创新成果有助于推动其他地区的社会管理工作。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政府行为——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水利设施建设无疑占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总结北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先进模式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建立政府、市场、志愿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联合模式,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应该有的行为。     

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乡村治理的困扰 村治,即乡村治理.村民自治是新时期村治的一种有益探索,但是遭遇重重困扰.首先,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从理论和法律上讲,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其经费也来自村民,循此毋庸置疑的合法性逻辑,自当对下负责,其主要任务在于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等.而现实中的村委会,难以避免地,将更多精力用于为上级政府"要粮"、"要款"、"要命(抓计划生育)",实际充当着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履行着类似于"村公所"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村"的称谓倒也切中实质.     

乡村振兴中的“政经分开”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实施的制度基础,而要促使目前封闭、排外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就必须以"政经分开"改革为先导,并由此推动中国的农村民主实践由村民自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以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为引领,通过"政经分开"改革以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以社区治理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推动以生活共同体为范畴的、超越单一行政村为治理单元的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