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恶搞”

“恶搞”是最近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种创作方式。本文把考察点放在对“恶搞”的解释来源和解析上,并具体辨析了“恶搞”和其他两个相似概念“仿拟”和“戏仿”的异同,对不良恶搞一定要坚决抵制。     

“网络恶搞”的后现代意蕴

从后现代哲学视角看，“网络恶搞”不是偶然的，不会因为网民的欢呼而被每个人所接受!也不会因为网 民的厌恶而消失。在今日，它的影响早已超出了网络，成为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网络恶搞”不仅在中国，甚 至在世界也成为一种潮流。这实际上反映了哲学的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转向。对待“网络恶搞”态度就是对待后 现代的态度。     

"恶搞"的符号政治学阐释

在符号政治学视阈里,“恶搞”是一种符号实践。“恶搞”以方言为策略,抵抗共同语的同质化运动,以确保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恶搞”对人本主义美学的原创幻觉失去了信心,只相信拼贴。“恶搞”将拼贴到一起的符号去历史化、去语境化,在一个共时性的文本空间里重新缔结一种新型的语境关系,另建一种不同于原初语境的新意义,与原初意义形成反讽关系。“恶搞”在精神维度上是对人的自由存在状态的回忆和怀念,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中森严的秩序感及其无处不在的压抑感的颠覆。     

网络恶搞：仪式下的狂欢与抵抗——基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分析

恶搞是当前十分流行的网络文化。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从内、外两个维度分析了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从内在维度看,恶搞运用戏仿的技巧,体现了浓厚的狂欢色彩;从外在维度看,恶搞运用了拼贴的手法,表现的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但是,无论狂欢还是抵抗,都仅仅是一种仪式而已,网络恶搞的实质是在解放的旗帜下宣泄生命的冲动。     

大众传媒恶搞现象初探

媒体恶搞时代的来临标志着大陆大众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恶搞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以戏仿、拼贴、反讽、恶俗化为手段，使传播信息获得意义的新质。由于其自身的繁殖特点，恶搞一方面得以迅速蔓延，一方面亦难以为继，必然走向衰微。     

说"恶搞"

"恶搞"是最近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种创作方式.本文把考察点放在对"恶搞"的解释来源和解析上,并具体辨析了"恶搞"和其他两个相似概念"仿拟"和"戏仿"的异同,对不良恶搞一定要坚决抵制.     

发展先进文化 构建和谐网络媒介环境——关于网络恶搞现象的思考

"恶搞"是一种以文本、声音和视图为表达方式,以消解取材对象元价值为指向的当下流行于网络的特殊现象.一段时间以来,网络恶搞带着伪"文化时尚"的面具,利用了网络媒介丰富的表现形式,并借助Internet的交互性、快捷性、广泛性,在Internet上大行其道.通过对当今人、事的恶搞、对流行、热门元素的恶搞、对古典名著的恶搞、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对道德、传统、法律的庄严进行了解构和消解.本文从网络恶搞现象的存在、认识及判断入手,提出加强网络文化的规范化管理、立法和监督;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唱响主旋律,构建和谐的网络媒介环境,使网络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集聚地和传播地的主张.     

大众文化"肆虐"之下的中国文学现状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关联。在大众文化“肆虐”之下的当下中国文坛现状表现在影视剧将作家的劳动成果进行再创造,将文学写作推向了市场;文学报刊的运营便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城市”成为作家们笔下的叙事符号;消磨了意义深度的庸常叙事大受欢迎;经典文学作品被“恶搞”等。但是热热闹闹的大众文化只能带给人麻醉的快感,而不能最终解决安妥灵魂的问题。     

网络恶搞：仪式下的狂欢与抵抗——基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分析

恶搞是当前流行的网络文化.文章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从内、外两个维度分析了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从内在维度看,恶搞运用戏仿的技巧,体现了浓厚的狂欢色彩;从外在维度看,恶搞运用了拼贴的手法,表现的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但是,无论狂欢还是抵抗,都仅仅是一种仪式而已,网络恶搞的实质是在解放的旗帜下宣泄生命的冲动.     

"恶搞电影"的法律边界

在互联网时代,山寨"恶搞电影"以其模仿特质借助网络助推,迅速成为一种大众流行文化.然而,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恶搞电影"产业整体也面临一定的制度空白.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博弈理论、参考美国恶搞产业的发展路径及其立法进程,可为我国新型山寨恶搞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若干启示.     

从“恶搞片”的传播看受众的接受心理

2005年底,网络上兴起了一种"恶搞"短片.随后,这股"恶搞"之风愈演愈烈,"恶搞"对象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以至蔓延到了红色经典、英雄人物.广大受众对"恶搞片"的接受心理也从开始的"一边倒"到后来的渐趋理性.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应明确两个观点一是不能把红色经典等同于历史事实;二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传播方式应与时俱进.     

"网络恶搞"的后现代意蕴

从后现代哲学视角看,"网络恶搞"不是偶然的,不会因为网民的欢呼而被每个人所接受,也不会因为网民的厌恶而消失.在今日,它的影响早已超出了网络,成为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网络恶搞"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也成为一种潮流.这实际上反映了哲学的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转向.对待"网络恶搞"态度就是对待后现代的态度.     

狂欢中的另类理性:中国恶搞文化的话语批判

恶搞,作为一种另类的话语实践,在创设的虚拟话语世界中通过话语混杂张扬了一种狂欢式的另类理性.在技术时代的娱乐性基础上,恶槁文化还彰显着草根性、宣泄性、解构性、对话性、二元性等多重话语质性;同时,恶搞话语在认真的荒诞中所隐蕴的喜剧思维和批判精神敷陈了其去伪存真后在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的存在主义价值,但恶搞话语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多元因素的影响也深深打上了流行文化和机会主义的烙印.     

网络恶搞微观政治经济学解析

网络恶搞是大众抵抗文化工业的一种文化再生产形式。这种形式涉及到宰制与抵抗，大众通过它产生一种新的快感形式，并建构了大众的自我身份认同方式。同时它也是一个斗争和谈判的领域，文化工业和权威通过整合与收编这种文化形式，从而抵消了大众的抵抗。     

迷途抑或归路——抗战电影审美范式的转变

抗战电影的审美范式一直在由“一元”向“多元”裂变,尤其是在娱乐化时代的今天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表现为内容肤浅、没有历史深度的庸俗恶搞。在这种转变中,抗战电影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被大大颠覆和消解,观众的质疑、指责甚至唾骂声也随之而来。抗战电影审美范式的这种转变是大众文化转型、消费领域扩展至媒介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一味地颠覆和消解文化理性的转变也造成了抗战电影经典难现的后果,是误入迷途,而不是折回归路。抗战电影如何找到避免陷入脸谱化、概念化和模式化误区的路径,如何以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表达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这直接决定着其审美范式的走向和大众审美品位的高低。     

别样的“山寨”与“恶搞”:李蔚然电影的创意模式

当下新锐导演李蔚然的电影实践和艺术风格呈现"山寨文化"、"恶搞"特色,尤其是他的电影处女作《决战刹马镇》呈现了导演对喜剧片的特殊理解,如把恶搞、山寨等后现代喜剧元素淋漓尽致地运用到剧情和演员的表演中。这种将商业、创意、戏仿等完美结合,实现了"尽皆癫狂,尽皆过火"的游戏喜剧效果,为喜剧电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模式,同时从电影的角度为大众文化的审美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韩网络实名制之精神分野与网络管理理念更新

网络实名制身份验证制度的技术性、工具性以及伦理特性压缩了实名制的功能。中韩实名制规范意旨以及社会功能存有分野。韩国实名制旨在治理“恶意回帖”、“网络恶搞”等网络暴力行为,以净化信息网络环境,增进社会福利。我国网络实名制作为转型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对网络形成一定的行政约束力,也反映了公共领域对公共决策等行政活动之监督以及回应。韩国过分倚重实名制之工具性价值、伦理导向却在黑客技术面前不堪一击,引发大规模个人资料外泄,也加深了源起于科技负效应的社会、文化裂痕。我国应调整规制网络暴力之逻辑思路,即加强民事立法的赋权,从个人数据资料保护的角度进行制度建构,在一些需要更多技术营养的社会领域发挥实名制之工具性价值。而对网络市民社会的“声音符号”以及“决策监督”,我们要有更多的远见,以宽容、保护、引导其发展。当法律遭遇新兴科技冲击,人们不仅要处理科技与法律之关系,更要关注科技、法律以及文化三者之间的对话与博弈。     

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     

“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     

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