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架构及实现途径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愈益突出。社会的发展、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变化中的公众期望使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可以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政权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确立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并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把政府转变为公共政府;建立广泛的协商机制等。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政府合法性问题研究

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中,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印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能否说服公众、能否获得民意认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府要构建新时期的合法性基础,需要把推进公民社会转型作为自身合法的历史依据,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改善来提高公众对自身的接受程度,需要获取民意资源来增强自身的正当性.     

法的合法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文化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当前我国存在的法的合法性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法治要唤起并维持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信仰就必须重视传统法文化的作用.如何从法的合法性视野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一套融合传统观念与现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文化,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贡献.     

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代官僚制再设计

现代官僚制的合法性稳固无疑是社会有效治理实现的重要基础。韦伯根据其形式合法性理念对现代官僚制进行了构建,认为理性设计下的现代官僚制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中法理型权威的理性统治需求。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理性设计的现代官僚制出现形式合法性不断丧失和实质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其合法性危机不断扩散。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中国官僚制度改革的设计理念仍存在缺失现象,只有正视官僚制合法性获取中的价值维度,通过将理性设计的合理思想与社会设计理念相融合,强调基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意识,获取实质合法性,方能稳固其合法性基础。     

"三个代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系统工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社会支持基础变迁的情况下,强化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系统的思想工程."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强化"经济绩效合法性",但"经济绩效合法性"不是真正的合法性,只是合法性的体现形式;"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抓住了"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个关键,因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合理性;"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继承无产阶级政党革命传统的合法性资源,又适应执政地位的现实要求,立足于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格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建设

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都建基于一定的合法性信仰 ,意识形态活动是统治系统增进合法性信仰的重要手段。然而 ,现代社会面临着合法性的全面危机 ,意识形态甚至被判定为已经“终结”。本文认为 ,意识形态并未终结 ,克服合法性危机端赖于建构先进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 ,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论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及消解

传统公共行政受合法性问题困扰由来已久,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形成于对代议民主制权力结构之上的现代理性官僚行政的持续改革中.传统公共行政以政治-行政二分作为其理论成立的根据,其官僚体制的特性使得民主与效率之间产生了深层对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各个层面冲击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表现为合法性危机.我们应该从深入理解合法性危机中学习如何巩固公共行政的合法权威.     

合法性悖论:淘宝村民间团体的生存困境

大量淘宝网商在农村集聚,新兴"淘宝村"成为农村转型发展的模式之一,随之带来的是村内代表行业共同利益的民间团体不断涌现,这类新生团体的合法性建构及其面临的困境引人关注。一方面,自下而上发育的民间团体具有公众合法性能达致正常运转,却因无法获得体制合法性而陷入生存困境;另一方面,民间团体在获得体制合法性后却没有如预期般长期享受发展优势,反而动摇了先前的公众合法性,进入体制铁牢笼,同样也陷入生存困境,由此造成"合法性悖论"。公众合法性与体制合法性的冲突造成的"合法性悖论",反映了政府"体制控制"过强而民间团体自身对两类合法性的定位模糊,同时也体现了在市场转型日渐深入的背景下所凸显的"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淘宝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淘宝村"的未来前景息息相关,如何破解"合法性悖论",在当前背景下发挥民间团体的活力,其路径选择和发展模式也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问题。     

合理性与合法性视角中的近代社会治理

治理体系及其过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近代社会建构的基本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主要是反映在公共生活及其框架的确立之中的.绝对国家中可能最早出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但它只是潜在地包含着这一问题,并没有自觉地去追求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否定绝对国家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包括议会主权、三权分立与人民主权在内的几种追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方案,并最终通过一种妥协的形式化民主制度完成了对问题的"解决".由民主制度解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属于政治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它们之间是相统一的.到20世纪,由于官僚制的建立,公共生活走上了片面追求技术合理性的道路,这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分离的状态,即合理性被归于技术,而合法性依然从属于政治.由于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分离,使近代社会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也使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陷入了"危机".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逐步流失,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与观点进行梳理,分析了政治合法性的含义及其基础,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党政治合法性的演进过程,指出当前我党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的现实挑战,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初步建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梳理、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而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却使这项工作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其中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文化特质、如何看待西方学术规范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显然是从理论上阐明上述工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     

多元价值反思中的西方合法性理论

西方合法性理论发展到现代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的分庭抗礼,也已持续了数个世纪。无论是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对“统治绩效”与“行政效力”的关注,还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对“价值规范支撑”与“统治权利论证”的重视,西方的政治思想家们都面对了一个无法轻易克服的理论困境,即“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的规范主义回归已经成为该理论今后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如果理论家们还是带着西式眼镜看待这个世界、观察合法性问题,那么,他们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所谓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了,而是西方文明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变及其重构

合法性关系政权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合法性资源则是可以证明政治系统统治合法性的有形的物质利益或无形的价值符号。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变迁的加快,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巨大变迁,带来潜在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必须从多个角度维护和重构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中,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作为当前争论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论根源以及历史根源。其中,当代中国哲学未能承担起为化解时代问题提供意义诠释基础的责任是造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中国乃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在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     

公民意识与社会领域内"合法性"的建构

从社会领域的角度来看,"合法性"问题指代的是社会制度、规范与秩序本身的正当性及其社会认同程度,其基本范畴包含五个层面的内容;公民意识的培育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来看,公民意识的增强对其社会领域内诸多"合法性"的建构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为其提供思想基础与民主实践的动力.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难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当代性"是传统文论的资源价值意义与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理论资源诉求相适应的一种理论视域,是传统文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建设的切入点,也是传统文论与当代文论互相融通的内在结合点."当代性"实际上体现、渗透在现代阐释之中.从本质上看,经过系统的整理与阐释,回到古代文论的原生形态,寻找其新的理论视野和理论生长点,既能超越百年来学界谈论古代文论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又可以克服当前文艺学研究繁荣景象背后所显露的文化无根性困境,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我党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挑战与重构

执政合法性本质上是指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现代化变迁和政党转型,要求我党必须及时地、合乎逻辑地回应现代社会关于"合法性"的追问,深化对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实施新一轮合法性资源的调整与重构工程,不断巩固和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