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以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综合分析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表明,社会参与能够提高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在自评健康与身体健康方面,相比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城镇老年人自评健康和ADL的提升作用更大,但在IADL方面的影响较弱。社会参与能够更有效缓解城镇老年人的抑郁,对农村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有更积极的影响。在鼓励老年人积极投入社会参与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城乡社会环境差异,努力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一方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老年人开展社会参与提供政策和物质支持;另一方面改善城镇环境,以社区为依托,为城镇老年人构建良好社交环境与“半熟人”社群。     

推进福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学分析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下,福建省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决策可以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其考虑迁移城市至市民化与否的经济动因是进行成本收益因素分析,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及收入收益、教育收益、医疗收益、文化收益。作为公共政府应该制定措施,降低市民化总成本,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要以强制性制度创新,构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体系。     

略论中国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

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中间地带,需以公共权力与社会行动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在传统文化遗存、共产党执政、多党合作协商的政治形态与历史背景下,社会行动者作为一种具有复杂、被动变量的社会构成,其成熟对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元社会形态下,利益多样化所形成的社会行动者主要包括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及弱势群体等,他们在公共领域参与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人性私欲性在无法实现利益"帕累托最优"状况下导致公共领域"公共性"畸变与"搭便车"参与;社会民众政治人格在转型期形成的迷茫与偏差造成公共领域参与的失范、失效与政治冷漠;传统家国二元思维、"臣民文化"、权威人格等思维模式使社会行动者陷入公共意识缺乏、主动性丧失以及权威崇拜与追逐之危险中。基于此,社会行动者的成熟需形成以公民道德建设、现代政治人格塑造、公民文化培育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构建体系,以文化和制度的内外双重作用为中国公共领域构建提供独立自主、理性积极的参与主体,即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力将是最终决定中国公共领域构建实效的关键所在。     

农民工流动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对农民工在农村和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流动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工资收入水平、流出地区农民收益差异、非经济成本、社会收益等影响农民工流动迁移决策的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农民工流动的机理。     

结构洞:陷入与社会资本的运作——读《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

罗纳德·伯特(Burt)的《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Competition)一书以“市场生产函数”为起点,将影响市场回报率的“机会”问题和参与博弈的行动者的社会网络联系起来,分析了能够带来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的有效社会网络的构造形式,提出     

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治理过程,而“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是其实践困境.“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不清、公共行动规则和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断裂以及国家行动者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构成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困境的三种内在张力和“症结”所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是:明晰垃圾分类治理对象及其关系,达成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链接,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铬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治理理念的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城市农民工——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

公民参与不仅包括政治参与,而且还涉及到社会参与。农民工在城市的公民参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民工个人权利的实现、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根据在武汉市的调查,当前农民工的公民参与度较低,处于城市的边缘状态。农民工的公民参与状况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生存状况、城市认同心理、组织化水平、公民参与的动员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提高农民工的公民参与水平,必须采取多方面措施建立农民工公民参与制度及其社会基础。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成本-收益角度分析“扶不扶”的社会伦理问题

如今,“扶不扶”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通过从成本-收益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发现,扶人者做好事的收益远低于不扶人者的收益,成本却远高于后者,导致人们对摔倒者选择了围观、漠视.对其背后深层次原因进行解析后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发生改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问题是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关键所在.     

走向混合论坛的科学治理——公众参与科学的进路考察

公众参与科学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治理是社会协作的新形式,它意味着社会机构与个体行动者之间有更多水平互动。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参与以达到理想的结果。治理有其内在的规范维度,又涉及互动过程。基于共生产模型的＂混合论坛＂概念既容许规范的分析,又容许经验的描述,是研究治理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推进“政治参与”有序化——“企业白领”政治参与的实践反思

急遽的社会转型蕴生了"企业白领"这样一种特殊的新阶层。本文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所得结论表明,"企业白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类型,多元化的参与渠道加上多样态的参与类型,并未获得满意的效用。鉴于此,本文提出若干对策,以期推进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政治参与有序化。     

专业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探究——以交通规划为例

交通运输规划过程是政府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但由于受公众自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参与渠道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交通规划专业政策的程度较低.事先没有介入公众参与的规划决策,事后往往会引起不可预测的社会问题.通过借鉴国外公众参与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交通规划决策制定过程特点的公众参与理论,结合国内案例分析交通规划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的内在困境,并尝试性探讨提高公众参与交通规划过程有效性的途径.     

自媒体“技术赋权”背景下公民参与权的特点及法律保障

公民社会参与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构成。在当前自媒体非常发达的背景下,自媒体所拥有的强大技术和丰富资讯对使用者产生了一种“赋权”效应,即不仅扩大了公民参与的范围和广度,也提升了公民参与的层次。但这种“技术赋权”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参与权利资格与权利行为的矛盾和割裂。需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制度框架,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方式进行反思,在认可公民参与权民主价值的同时,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界定与规范;加强自媒体权力的引导,增加公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实现公民参与权提升与网络环境净化的良性循环。     

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功能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扩大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保证了公民获得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并通过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综合,进而维系了社会共同体内部的稳定,而且通过利益表达可以维系公民与政府间的沟通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确保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确保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我国目前正在逐步推广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应通过合理的制度构建,使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有序”的形态下展开,努力创造出既与世界文明潮流相一致,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良好状态。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回溯与展望

中国环境法治发展40年,也是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发展和建设的40年。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形成由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构成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利体系和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规则。总结经验,公众参与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题中之义,是提升环境决策质量的重要保障,是调动公众环保力量的必然路径。面向未来,广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注重提升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狭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通过完善主体界定、推动信息流动、推进协商参与和加强社会监督等实现进一步完善。     

治理理论视域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公众间的相互依赖及合作互动,公众参与是治理理论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体现出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价值,但当前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参与层次较低、缺少全程参与等问题。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应通过重构政府、开发商和公众的角色,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构建多元化的沟通体制,发挥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的作用等措施,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消解公众参与中的问题,以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实现＂民主化＂的和谐改造。     

对“两种置换”与改制成本的思考

国有企业改制的焦点集中于"两个置换"问题上,而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依赖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制成本就是为确保新制度顺利推进而产生的社会交易费用。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存在与人力资源价值、人的本性、以及改制后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有关,其支出有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减少交易量,损害资产经济专门化和资源的利用,影响资源使用的边际等式和使用的密集度,且过高的交易费用会使许多潜在的交易难以转化为现实的交易,导致社会财富的净损失。因此,政府应该对其支出的流量和流向予以把握和控制,按照"支出合理,方式多样"的原则运作,推动"两种置换"的顺利完成。     

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原因探析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切身权益,而且事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政治权利长期受到损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在从农村和城市走向边缘化。本文以政治参与和社会流动理论为研究背景,从户籍制度、边缘人地位、利益关联度和政治效能感四个方面对当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