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承诺研究的逻辑演进与未来趋势

组织承诺一直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高组织承诺能增加员工创造力,增强企业凝聚力,同时也是其他企业所无法模仿的杀手锏,是企业致胜的法宝。本文对不同时期组织承诺的概念、结构维度以及测量方法进行了新的梳理,揭示了组织承诺研究的逻辑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组织承诺研究的未来趋势。     

民营企业员工组织承诺影响因素及实证

通过对11家民营企业559名员工进行调查,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员工组织承诺整体水平一般,理想承诺水平显著高于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经济承诺及机会承诺几个因素的水平;不同性别的民营企业员工在组织承诺各因素及总体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年龄与组织承诺正相关;个人受教育程度与组织承诺负相关;不同婚姻状况的民营企业员工在情感承诺、经济承诺、规范承诺及总体组织承诺上差异显著,已婚者显著高于未婚者;个人职位与组织承诺正相关。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对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河北省高校教师组织承诺现状调查研究

文章运用组织承诺结构的五因素模型,采取问卷形式,对河北省高校教师的组织承诺水平进行了调查研究,定量描述了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五个构成要素的现状,并对其成因进行了简要分析.     

双组织承诺研究述评:1980-2006

本文在58篇国外文献的基础上,回顾了双组织承诺研究的崛起和复兴,分析了在中国背景下进行双组织承诺研究的前景,介绍了双组织承诺形态分布的主要测度方法及不同方法的优劣、双组织承诺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结果。最后,本文论述了双组织承诺研究在跨国企业经营和专业化组织管理等方向的延伸。     

集体主义对组织承诺的影响研究

对336位中国企业的员工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探讨国人典型的文化特征———集体主义倾向对组织承诺的影响。采用Meyer的划分方式将组织承诺分为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和持续承诺三种。结论证明,集体主义倾向越强的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越强,对组织的持续承诺越弱。该结论启发管理者应注重企业的文化建设,培养员工的集体主义感。     

企业员工组织承诺表征与测度研究

以企业员工组织承诺表征为切入点,从情感承诺、持续承诺和规范承诺三个方面阐述了企业员工组织承诺的表征变量体系及内涵,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了某企业员工组织承诺及其重要程度二维矩阵。结果表明,通过对组织承诺的表征变量及其重要程度的科学测度,可以将企业员工对组织目标与价值的认同状态,以及员工促进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因客观地表现出来,此项研究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研究

本研究首先在访谈、项目收集、多次预试和科学检验的基础上 ,研制出一套“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问卷” ,然后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采用多元统计解析方法中的因素分析 ,探讨了中国企业职工组织承诺的心理结构 ,提出五因素模型。这 5种基本的承诺类型是 :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文章还采用相关分析、交叉分析等方法 ,探讨了中国不同组织承诺类型职工的工作行为表现。最后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检验、交叉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方法 ,探讨了影响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的因素模型 ,从而为正确处理中国员工与企业 (组织 )的关系 ,改进人事管理 ,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的借鉴。     

情绪劳动对组织承诺的影响研究

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人员的低组织承诺、高离职率逐渐引起了学界和实践界的重视,服务业一线员工高情绪负荷的工作特征是导致员工低组织承诺的一个重要原因.本研究探讨了情绪劳动对组织承诺三个维度(情感承诺、继续承诺、规范承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情绪劳动越多工作倦怠的程度也越高;(2)员工的工作倦怠对继续承诺、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皆有负向作用;(3)工作倦怠在情绪劳动与三种组织承诺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     

非营利性组织激励绩效测量:工作满意度与组织承诺研究述评

有关非营利性组织激励绩效测量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本文通过对该领域的理论文献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整理,发现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是影响非营利性组织激励绩效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对有关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和分析,对既有研究局限性进行归纳总结,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工作-家庭文化、组织承诺与离职意向的关系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和角色累积理论,探讨了工作-家庭文化、工作-家庭增益、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工作-家庭增益作为工作-家庭文化的三维度(上级支持、时间要求、职业顾虑)和组织承诺、离职倾向之间中介关系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南京、苏州、上海、北京的674名员工的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增益在上级支持和组织承诺之间,时间要求和离职意向之间存在着部分中介作用,在职业顾虑和组织承诺之间;职业顾虑与离职意向之间存在着完全中介作用,而对于时间要求与组织承诺之间以及上级支持与离职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则没有得到实证支持.     

心理契约破裂与心理契约违背研究分析及展望

目前对于心理契约破裂和违背的内涵界定已经相对清晰,但不同学者观点仍存在一定分歧。组织有意违约、无力兑现和契约双方对承诺的理解差异是导致心理契约破裂与违背的三大主因。对心理契约违背与心理契约破裂的形成过程分析,学者主要将两者合并为同一个过程模型进行分析,这种分析适用性受二者内涵差异的制约。关于心理契约破裂和心理契约违背的后果研究主要是单层次同方向的,交互影响作用的多层次研究较少,影响了对心理契约破裂和心理契约违背的后果的全面科学认知。现有研究在联系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这也成为未来心理契约破裂与心理契约违背的研究发展方向。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文学研究会的社团运作与整体文学倾向

从“社团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看,文学研究会社团的基本姿态是“著作同业公会”。这不仅是它能迅速壮大并推动新文学第一个高潮到来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与创造社论争的起因。这种“公会”式的社团运作,还导致了文学研究会对各种流派和“主义”所采取的兼容包并主义态度,以及对于“为人生”和“为艺术”两不偏袒的折衷主义文学倾向。从而为我们对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局限加以了澄清。     

论组织变革与组织文化塑造的动态统一

组织变革与组织文化塑造是一个动态的统一过程,在该过程中,组织变革以组织文化嵌入机制为制度载体,决定于"兼容"、"有利"、"努力"和"时间"四个变量,是这四个变量的函数。     

Psychophysical measurement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rn economic approach: A presentation of methods and preliminary experiments

The modern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rgues that people maximize the subjective theoretical quantity utility. This primary presupposition has resisted all empirical tests and a consensus has developed that it is unfalsifiable. A promising new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is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psychophysical measurement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money and commitment. The research reported here suggests that the utility function for money conforms to the power law and has an exponent of about .43. The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advisability of broadening the utility function to cover social variables. An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mmitment was examined using psychophysical techniques with the result that people appear to have utility for commitment, that a power function is involved, and that the exponent is in the vicinity of .36.     

非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

近年来,非形式逻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合作。非形式逻辑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法律”的研究领域。一系列范畴和分析工具,如论证概念、论证型式、可废止论证、对话类型、相干性、对话中的承诺等,既从非形式逻辑领域传输到人工智能研究中,又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得到深化。非形式逻辑启发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而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了非形式逻辑的巨大潜能。     

唯物史观中“个人”概念的三维递进生成路径

"个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唯物史观建构的基础性概念。然而,学术界多在社会性维度下阐释这一概念,也即把"个人"放在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中进行理解,对"个人"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和不足。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概念应该包含这样两层内涵:其一,社会性的"个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个人"概念的主要维度;其二,自然性的、社会性的和关系性的"个人"是依次递展的三个维度。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个人"概念的真实历史面向。     

科斯定理与国家理论——权力、可信承诺与政治企业家

权力与可信承诺是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引入权力因素导致科斯定理不再成立: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权力的不可转让性消除了趋向最优谈判的压力;而有限承诺加大了谈判结果偏离帕累托最优效率的程度。因此,为了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需要分析那些拥有权力的个体的行为。这些人包括专制国家中的君主以及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等。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扮演着政治企业家的角色,发挥着关键行动者和“第一行动集团”的作用。权力和可信承诺是政治企业家理论的重要构成要素,对于把握政治企业家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民生保障体系建设

现有"社会基础设施"概念,大多是指有形的或实体形态的基础设施,而无形的或非实体形态的基础设施,迄今仍未受到足够重视;把包括民生保障体系在内的作为现代社会支撑基础的制度性设施,纳入"社会基础设施"概念的定义域,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理依据。"社会保障"概念已有历史形成的固定模式,且侧重于社会保障类传统项目,未能涵盖或容纳民生领域诸多重要方面,难以应对由当代风险社会所催生的诸多重大民生保障议题。依据基本民生需求内在逻辑来界定的"民生保障"概念,无论从保障对象还是从保障内容来看,都是一种既全面又普遍的相对平等的保障;有必要对目前归口不同部门分管的各类民生保障事项,进行系统化的整合和制度设计,避免因条块分割而导致制度缺失或空隙,形成面向所有社会群体或全体国民的可普遍分享且相对平等的民生保障体系。受传统经济发展观甚或"GDP发展观"影响,我国在民生保障领域的财政投入份额长期偏低,且原本有限的投入大多花在各类"民生工程"或硬件设施上,它们只是民生保障的必要物质条件或载体,而各种非实体形态的制度性基础设施,才是民生保障体系的核心所在;应从现代社会重要基石或基础设施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民生保障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民生领域资源投入的生产性或创造性。     

论欧盟反垄断承诺的比例原则与自由裁量权

承诺制度作为欧盟反垄断执法的一个重要工具,主要的优势体现比一般裁决更快地恢复市场竞争以及节约执法成本。而这种便捷的背后也带来一定的局限性,不用实际去发现侵权行为和通过"谈判和解"的方式可能会降低反垄断执法的威慑力,同时也赋予了欧盟委员会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执法产生任意性和范围的模糊性等问题。通过构建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内核,在内容上考虑"比例性原则"以及"损害原则"的影响,使得救济的选择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完善了承诺制度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