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内地鸾赋之体裁与记录形态

内地鸾书陆续面世,《救生船》、《起生丹》、《苦海金堤》、《拯世破迷宝诰》等载有扶鸾所得之赋篇,今谓之鸾赋。有《拟东方朔蟠桃会赋》、《东施效颦赋》、《赏春赋》、《张果老倒骑驴赋以题为韵》、《起生丹赋以"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为韵》等长篇及一般教训讽戒之作。其体裁有长篇兴寄、骚体、成相、齐言、杂言体等,用韵或严谨或随俗。鸾书并记录赋篇创作前后之人神交会之对话,如创作因缘、评语、训戒等,不乏活泼之人情事故,皆文学属性之显现。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体的赋,并非由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独立发展而来,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无论是赋《诗》之"赋",还是"失志之赋",都展现了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以及对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上)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赋体衰微与宋赋新变——以欧阳修赋的体制源流为例

赋体自《骚》体演化为大赋、骈赋直到律赋,屡变愈下,及宋人为之,鲜能追踵前代,唯于唐代律赋之后开创文赋一体,对于赋体源流递变的考察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的领袖,其赋作足以影响一代风气,尤于体制源流,典型地反映宋赋的新变。欧阳修赋作24篇,可以确定其中官题赋11篇为律赋,《黄杨树子赋》为骈赋,《秋声赋》为文赋,《哭女师》《述梦赋》为骚体赋,《螟赋》为荀赋,唯无大赋继承。其他诸篇杂用诸体句式,未可指明一体,总体上由体物言情变为即物议论,赋题既小,且为短制,受唐宋古文写作的影响,具有泛文赋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赋体的演化,延续其脉,但缺乏赋之一体的严谨传承与认真创制,显示赋体的衰微。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小说文本视阈中的赋学形态与批评——以《镜花缘》中的赋与赋论为中心

《镜花缘》倡"诗赋取士"之风,既托名武曌之世,习赋、考赋之例与唐初景况大致相符,然亦有不实之处。《天女散花赋》是篇以题为韵的律赋,原作字数有二千四百余字,因小说结构限制,删减为一千一百九十五字,亦当非唐代科考场闱所能立就。小说中的赋论、赋韵探讨较正统赋论之作多了份谐趣和韵味,迥异于正统的赋学批评,在赋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且赋韵论可作《李氏音鉴》"双声"、"叠韵"论的实例补充。李汝珍对先唐赋作经典了然于心,认识到赋是"雅颂之亚",具有"兼才学"、"似类书"、"有韵之文"的特征。小说文本中赋作、赋论、赋韵集体呈现,雅俗结合、韵散兼行,是连缀章回、襄助叙事的自觉选择。援辞赋入小说,有尊体之考量,辞赋以写物图貌的描绘性文体加入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一幅参差错落的"文类互渗图景"。     

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

汉乐府中存有一些当时用于演唱的挽歌曲目,如《薤露》、《蒿里》、《梁父吟行》等。这些挽歌歌辞能够在丧葬活动中实际演唱的情况,一改先秦"禁乐"的丧葬制度,佐证了汉代挽歌送葬的丧葬礼制。汉代挽歌之所以能够纳入丧葬礼制中,一是与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礼乐观有关,他否定旧礼,为民间存在的丧仪风俗争得了合法地位;二是因为汉代挽歌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如安慰死者,规范活人的行为,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等。     

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述论

萧梁皇族本出自寒门,不以文化显名.齐、梁之间,随着梁武帝一支的兴起,在当时士族社会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其家族重视学术文化的积累,在儒家经学典籍、史学、玄学等领域多有著述.在文学艺术领域,如诗文创作、书法、绘画等方面,梁武帝及其子孙也身体力行,造就了其家族文化的繁荣局面.不仅如此,梁武帝父子还大力倡导重文政策,对当时取仕选举产生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当时士风的变化.萧梁皇族子孙后来多有人流落北周、北齐和隋、唐,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梁武帝与梁朝的藏书事业述论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文化繁荣。在此形势下,梁朝的官私藏书事业极其兴旺发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梁武帝的治国理念、躬行垂范与奖励学术研究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后典丽赋》的编选与传播考论

南宋进士试赋制度较北宋更为长期稳固,与此相关的律赋集的编选在南宋也极为兴盛,然今天大多佚没无闻。《后典丽赋》是南宋律赋选集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乃婺学唐氏学派代表唐仲友所编选。该书选文详今而略古,体现出鲜明的趋时特征。此外,该书刊刻所涉及的贪墨行为,凸现了律赋集编选的牟利动机,因而在选文质量上难与北宋律赋集相比。在这样的律赋范本的指导下,宜乎南宋律赋日渐走向没落。     

论黄庭坚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赋坛,黄庭坚是继苏轼之后的又一位重要作家。黄庭坚充分认识到个人修养与辞赋创作的关系,也认识到超越辞赋的创作传统必须建立在继承、融会传统的基础上。他的散体赋或表现道德情怀,或探索艺术人生,见解深刻,情韵悠远,语言精警。他的骚体赋继承并发展了骚体传统,充分展示了对高洁人格的向往和对道德完善的追求。在艺术上,他的赋重在传神写意,使辞赋中的铺张描写赋予诗意般的韵致,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辞赋描写心灵感受的功能。他的赋重兴寄、重含蓄,融会传统,自由挥洒而又不逾规矩。     

夏圭《溪山无尽图》、李公麟《五百罗汉图》递传经过及相关问题研究

南宋夏圭(禹玉)与北宋李公麟均系曾经影响中国画史发展序列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其作品历经沧桑,多所佚失,经各家有序著录且指为夏、李作品者虽不乏其例,但是否真、赝、临、仿等实质性问题,却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且流传内涵大多模糊含混,至于指为真迹或具有一定临摹水准且流传序列清晰完整之二氏作品,则更属少见.有鉴于此,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以及田野调查资料的汰选整理,去芜存菁,综合运用美术学、艺术市场学、美术考古学、统计学、社会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系统、完整地对台北历史博物馆所藏传为宋代夏圭<溪山无尽图>、李公麟<五百罗汉图>两长卷之基本递传流变经过以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勾勒出两卷从宋代以至近现代至少七百余年的大致流变历史轨迹.上述两卷原基本滞留点最晚至明清时期大致均在江淮流域一带,其中传为夏圭<溪山无尽图>之长卷,约在清代中期偏晚一些流入陕西西安,民国二十年(1931)后复回流江南.另一传为李公麟<五百罗汉图>长卷则长期存在于江南地区,有较为坚实丰厚的流传基础.以此为契机,论文进而综合分析各家学说,相应对两卷之真赝、用纸以及题跋、著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讨论,最终联缀复原出氤氲影响夏圭<溪山无尽图>长卷、李公麟<五百罗汉图>长卷辗转流徙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以及两卷其后得在上海地区因缘汇聚并同时回购至前陕西省政府、旋复在1949年后因战事缘故辗转迁徙台湾,终为台北历史博物馆什袭庋藏的一段复杂历史.其对弥补台北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档案史料之空阙以及补充、完善区域性、专题性中国艺术市场历史与中国美术史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至于对两卷递传原委、递传经过、递传序列与相关问题的甄别讨论以及涉及20世纪30年代陕西省政府曾经进行系列收藏、展览、推介、研究活动的历史勾勒兼及1949年后两卷迁台经过、捐赠原委等相关问题的复原、考证等,尤显凸出,具有一定的学术张力.     

北周麟趾学士的设置、学术活动及其意义

麟趾学士是北周明帝设置的文化著述职官。麟趾学士的主要执掌是“刊校经史”,主要的修撰成果是《世谱》。麟趾学士的设置为文士的集中创造了条件,客观上推动了南北文士的文化交流和北周文学的发展。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

宋代京畿制度复杂多变。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称开封府界,仁宗皇、至和之际曾一度改为京畿路,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南宋以临安府所辖9县为京畿。北宋对京畿管理体制出现了开封府界路级特区,南宋以临安府长官充任浙西路安抚使兼兵马钤辖,管理京畿、京师和朝廷事务,已形成了路总管府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元朝"大都路总管府"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