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经济人假说”之不能成立

本文试图说明,作为经济学分析基本前提的“理性经济人假说”不能成立。进而,本文用“主观理性”这一新范畴取代具有客观意义的“理性”这一旧范畴,并把经济学理论分析建立在各个人谋求实现“自我均衡”这一崭新基础之上,从而使经济学对人类各种行为以及对社会生活具有了广泛、深刻的解释力。     

黑格尔权利哲学对政治哲学“理性之法”的重建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规范性的政治学研究,长期面临着自然、道德以及理性三种必然性论辩原则的分离与孤立,处在相互混淆与僭越的窘境之中,却不曾明确究竟何为自身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必须坚守并由此得以存身的“理性之法”.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开创性地重建了政治哲学的“理性之法”,认为世界真理的绝对精神本质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体现为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政治世界的真理和正义首先在于个人自身内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的自由本性及其客观权利的实现,在其理性认知及论证方法上,即是事实、价值和理性三种必然性原则的历史性辩证统一.     

试论理性的“三个世界”

人的理性观念的变化,潜隐着人的价值追求、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从而反映出人类历史、文化和哲学的内在趋向。本文拟从文化哲学本体论角度出发,提出理性“三个世界”的基本观点,并用以分析东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历史转向。 一 科学评判的对象侧重于真和假的问题,而道德哲学和艺术哲学则分别侧重于揭示善恶与美丑。真善美作为一种思想学说中的真理成份,和以人类进步与发展为最终真理标准的价值评判原则,无疑是理性在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客观内容。理性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亚里士多德、     

说《说“面子”》

本次笔谈组织了一批论述鲁迅国民性批判现实意义的文章。文章或从我国客观的社会环境入手，分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当代影响的原因；或从理性和宗教的视角出发，指出理性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缺乏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重要因素；文章还就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内容，紧密结合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等现象，从不同方面对不良现象进行针砭，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意义。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     

“感性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理性”

近代理性的疯狂使它失去了曾经具有的唤醒人的自由与尊严、倡导人的全面发展的蓬勃精神,转向了独断、迷信、极权相连的异化道路。而以现代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反对近代理性僭越的同时,又以非理性的变形形式重新巩固了理性的地位。立足于西方现代哲学起始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存世界深刻的感性根基出发,创造了“感性意识”这一科学合理的理性形式,实现了对近代“异化理性”的真正超越。     

理性的主观化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对西方文化历史变迁的反思和批判

西方文明基础从客观理性走向了主观理性.从关注自身目的的理性走向了关注手段和目的关系的理性.这两种理性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上本来是同一的,但是,启蒙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时候,实际上也否定了客观理性,理性因此主观化了.建立在主观理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是要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自身价值,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而这种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民主制度就存在着走向极权主义的危险.在文化上,人的一切行为都按照满足物质生产的需求的模式来理解,这最终导致文化的自我毁灭.     

说,还是不说?——也谈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本次笔谈组织了一批论述鲁迅国民性批判现实意义的文章。文章或从我国客观的社会环境入手,分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当代影响的原因;或从理性和宗教的视角出发,指出理性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缺乏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重要因素;文章还就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内容,紧密结合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等现象,从不同方面对不良现象进行针砭,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意义。     

“科学理性”的内涵与外延

科学理性是科学与理性的天然契合.科学与理性的结合是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强强联合,是在共融互通的层面上进行内涵的扩大.科学理性衍生的基本点在于求真务实,在于怀疑、假设后由归纳演绎出的求证结果.科学理性继承了科学求真尚实性、客观实在性、逻辑抽象性的特点,也继承了理性作为“技术”、“技能”的特点,作为“道德自律”的工具,作为逻辑思考能力的特点和始终游走在文化层面的方法论意义.在科学与理性概念的融合和特点的对接中,科学的理性,或者叫做理性的科学就产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年”统一战线理论特点研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得到了巨大发展。60年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根据时代背景和国内根本任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前30年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后30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本文试图分析、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年"统一战线理论的特点,是希望人们对60年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有一个比较清晰、客观、理性、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从而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务实、灵活地面对当前及未来的统一战线理论及其实践。     

论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

行为理性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理性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的统一.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是以工具理性对"实然"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应然"的确立为基础的.以行为理性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三个层面上展现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实现了作为完整形态的理性对真、善、美的追求,使理性达到了在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及人类社会自身和谐发展的最高境界.     

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双重解读

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解读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人类理性面临的重要任务。工具理性对客观制度性责任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把握,由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犯而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开拓了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双重解读的根本途径。     

说，还是不说?——也谈鲁讯的“国民性”思想

本次笔谈组织了一批论述鲁迅国民性批判现实意义的文章。文章或从我国客观的社会环境入手，分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当代影响的原因；或从理性和宗教的视角出发，指出理性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缺乏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重要因素；文章还就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内容，紧密结合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等现象，从不同方面对不良现象进行针砭，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意义。     

必要的生态转向:从“科技理性”到“生态理性”

随着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科技理性不断膨胀、价值理性与人文理性日益萎缩,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暴露出自身的合理性限度。因此,应当给予科技理性以必要的＂生态＂补充,寻求＂生态理性＂的道德合法性,使＂科技理性＂与＂生态理性＂在人的发展中、在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中以及在真、善、美的生态伦理实践中保持适度的张力,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人”理性假设的误区及其修正

“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前提是理性假设.这一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理性观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片面性与极端化,因为它割裂了真正人类理性的完整性与辩证法因素,强调个体理性,忽视与之相关的社会理性;钟情于自利理性,迷信通过对自利的追求,能促进公共利益、自动实现社会理性;只关注经济理性,忘记了人的终极目标——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笼罩下,强化人与自然的分离,造成人类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对立.中国传统的辩证理性观,如“天人合一”、“社会和合”、“义利合一”等,可以为深陷困境的“经济人”假设解套,使之从片面的理性困惑中解脱出来.     

应该怎样理解审美的“无利害性”

“审美”(鉴赏判断)这个概念按照康德的本意,是通过无利害的自由愉快来使人超越利害关系的束缚,沟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把人引向“最高的善”。这是直接针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科技理性肆虐、人文理性沦落而发的。但由于康德的先验论哲学思想以及在方法上所采取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局限,最终导致他不可能完全解决两个世界的对立。我们应该在肯定康德美学思想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回避它的思想局限,从他律性与自律性的关系着眼,正确理解审美在扬弃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无限与有限、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立,以及审美在使人进入和谐统一境界、实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的重要意义。     

对工具理性及其批判的再批判——哈贝马斯：“合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合理性到底意味着什么？韦伯将理性认知一工具化并视为合理的，他混淆了不同结构的合理性，其批判准则亦具相对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主观理性、并通过大众文化批判来突破主体性；他们以模仿重构合理性的认知结构，对客观理性的认知结构是抽象的，其文化批判准则亦是物化的；哈贝马斯通过工具理性及批判的再批判，通过交往合理性整合不同有效性，形成合理性的规范结构，批判准则通过主体间论证获得普遍性，交往合理性重构了合理性的认知结构与批判准则。     

作为“公意”的正义——卢梭的立法思想及其启示

在卢梭的立法思想中,＂公意＂是立法的最高标准、正义标准和客观标准。理性和超然是认识和发现公意的主观条件。卢梭立法思想的启示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康德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启示;二是对现代立法实践的启示。     

叶启政：《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论述对话》

任何知识的背后都有一套特定的信念支撑，即使所谓的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知识)也不例外。然而，在实证科学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学中，那套特定的信念支撑基本上被种种“科学的”、“客观的”、“如实呈现社会实在的”方法论宣称所遮蔽了。西方的实证科学理性(也即启蒙理性)本来是世界“除魅”的一种历史产物，但在晚近半个多世纪的学科制度化建设中，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在美国及在全世界所曾达到的辉煌影响，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