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弥尔顿和密尔言论自由观的差异

弥尔顿和密尔言论自由观的实质相同,但其内涵、前提条件和理论依据存在差异.弥尔顿的出发点是防范公众的批判意识遭到国家权力机关的侵犯,侧重于批判专制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密尔的出发点是反对社会性的"多数的暴虐",防范公众舆论对个人异见的压制.倡导张扬人的个性.弥尔顿所主张的言论自由的主体排除了天主教徒、道德低下者和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密尔言论自由的原则是"不伤害他人".弥尔顿对言论自由理论所依据的人类理性和真理的力量深信不疑,密尔却对真理的力量不甚乐观.两位思想家的言论自由观是各自时代不同语境的产物,都对人类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创化论》的翻译: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

一九一八年张东荪的《创化论》翻译,显示梁启超结合子弟兵在人生观论述上跨文化连结的整体性策略。虽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一九二三年才爆发,早在《创化论》翻译之时,人生观派已经展开奠定理论的基础工作。由于张东荪不熟悉法文,他的翻译主要根据一九一一年的英译本及一九一三年的日译本。《创化论》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认识论"与"生命论"的对立,亦即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s)与生命科学(biological sciences)的对立;柏格森认为两者应相辅相成。对柏格森而言,科学的特质是"理性",生命的特质则是consciousness。日人将consciousness译为"意识",但张东荪认为"意识"是佛教语,不可乱用。他译为"心",来自孟子的四端说。柏格森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la durée,日人译为"连续",张东荪则认为"连续"意指两个物体的相连接,不合原意,因此自创"绵延"一辞,表达"一物的自延长"。所谓"绵延"是"有机物的记忆"(mémoire organique)之特性,既指身体的记忆,也指"心"的记忆。因此张译的《创化论》凸显了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     

从《江雪》的英译文谈诗歌翻译中的审美再现

根据许渊冲提出的"三美"理论,以《江雪》的英译为例探讨诗歌翻译中审美效果的再现,指出诗歌翻译是创造性的审美再现过程。要使译诗成功,译者应该从意义、音韵和形式3个方面着手,在再现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再现原文的"音美"和"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齐备。     

《孟子》的"心":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和谐

"心"在英语中通常译为"heart/mind"。在中国古代,"心"是思维和情感的同一体;心的推理性和情感性之间没有一条明晰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对理解整个中国传统是有重要意义的。无论是"心"的词源和孟子所处时代的思想家在"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还是《孟子》中论述到的"心",我们发现,《孟子》的"心"实际上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相和谐的产物。     

自由的悲歌——论密尔自由主义思想在《无名的裘德》的体现

19世纪中期,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名著《论自由》在英国思想界、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受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对自由的追寻是《无名的裘德》中人物命运悲剧的根源所在。这一曲自由的悲歌揭示了哈代思想的矛盾性,蕴含着时代的本质。     

“《左传》原本”发覆

"《左传》原本"这一说法最初是由顾颉刚先生明确提出来的,是指《左传》最初的成书形态。通过对《汉书.刘歆传》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相关史料的详细解读可以发现,"《左传》原本"并非刘歆"引传文以解经"之前的"《左氏春秋》",而实为"《孔子史记》",它构成了先秦《左氏春秋》及此后各种传本的骨干。虽然《左传》在历时两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屡有增改或分合,但其核心即"《孔子史记》"的内容却基本未变。弄清"《左传》原本"即"《孔子史记》"或"《孔春秋》"这一事实,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左传》的性质。     

"诗学"与"国学"——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名争议

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的书名译法晚近十年出现争议.文章通过辨析认为,<诗学>的书名不应改译为<创作学>,而应改译为<论诗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不是如今所谓"文艺创作谈",而是其城邦学的一部分,恰如我国古代的<诗>学,并非"文艺创作"学,而是"国学"(政制学)的源头和基础.     

论密尔的《论自由》对哈代的影响——以《无名的裘德》为例

约翰·密尔是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论自由》集中体现了其哲学思想中的自由理论体系。托马斯·哈代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晚年以《无名的裘德》开拓了英国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哈代文学创作的思想受到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度影响,这在《无名的裘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认真探究《无名的裘德》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哈代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自由理论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石头记》“记”何事——《石头记》旨在为曹家“辩冤”

甲戌本的"凡例"称:《红楼梦》《风月宝鉴》《石头记》,"此三名则书中曾已点睛矣",然而我们在目前的书中,只看到了《红楼梦》《风月宝鉴》的"点睛"处,并没有看到《石头记》的"点睛",为什么呢?我们认为,《石头记》的"点睛",见诸于八十回之后的文字,而这部分文字,旨在为曹家"辩冤",势必会有"碍语",曹家不允许其"问世传奇",遂就称其在被人借阅时"迷失"了。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人间有味是清欢 ——汪曾祺小说《受戒》和《异禀》中的食物意蕴

食物不仅是一种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求的"实物",同时,它还蕴含着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无论是《受戒》中多次出现的自然清淡的"素食"意象,还是《异禀》中的不同"卤味",都再现了乡村小人物清淡的欢愉,透露出他们乐观豁达的人生哲学和朴素平淡的生活态度.在《受戒》和《异禀》中,简单的食物分别体现了出家人生活中的世俗烟火味和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人情味,凸显出主人公在物质与精神、生存与生活、生理与心理层面达到一种融合.本文以"食物"为引线,尝试把握汪曾祺小说《受戒》和《异禀》中的别样意蕴.     

抽象个人主义与《论自由》

抽象个人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假设 ,这一概念在密尔《论自由》一书中得到了严密而系统的论证。密尔是从认识论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和伦理个人主义三个方面充实抽象个人主义这一概念的。这个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易经》、《老子》之"道"的比较

《易经》与《老子》之"道"及其"反"、"复",既有表面上的用词相同、相似之处,又有概念内涵上的相互关联之处,还有其所反映思想上的不同之处。《老子》之"道"为点、是生成的原因,《易经》之"道"为圆、是被生成的结果;《老子》之"道"为水,《易经》圆"道"上的《坎》、《坤》也象水;《易经》中"反"、"复"同义,《老子》中"反"、"复"之义相反。《老子》通过阐述"道"之"反"、"复",反映出与《易经》不同的思想。     

也谈关于《易》本的问题

《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始读《诗》、《论语》及《易》本",前人认为《易》本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为一部"术数家书"。但经仔细辨析,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易》本即是指《易经》,并由此揭示了《易》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     

"和":《淮南子》"法"思想的总体特征

"和",是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一种状态理解,是不同要素间和谐、平衡、圆融、相遂相生的最佳关系状态.以《淮南子》"法"思想为论域,"道""法"之"和",以"道"入"法",缓解"法"的刻薄寡恩;"儒""道"之"和",以仁义入"法",化解严刑重罚的残暴之失.《淮南子》以旨近《老子》融和诸子,为调和矛盾、化解危机提供天下"和合"的为治方案.     

读《经义述闻·诗经》札记六则

高邮王引之(1766—1834)《毛诗述闻》记述乃父王念孙(1744—1832)解《诗》之见,并集己意,是训释《诗经》登峰造极之作。然智者千虑,容或有失,如王念孙误解《汉广》"言刈其楚"之"楚"为"高",继而错释"翘翘错薪"之"翘翘"为众。"楚"实为木名,而"翘翘"义为"高"。《汝坟》"伐其条枚",王引之认为"条"是木名,却无明证。"条"应为泛名。《鹊巢》"维鸠方之",王引之以"方"为"放",训作"依",然举证不足,"方"当依《毛传》释为"有"。又如《谷风》"伊予来塈",王引之读"塈"为"忾",释作"怒"。"塈"训"息"则更合诗意。《二子乘舟》"泛泛其景",王引之读"景"如"憬",而本诗"景"字作"景象"义,则更为平实。《遵大路》次章,王念孙以变韵为由,以"遵大路兮"之"路"为"道",然变韵并非单一形态,而此诗亦事关合韵。本文就此六则,详论王氏父子之得失。     

评上世纪九十年代两种《日知录》校注本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重要著作,该书引用古籍"例不注卷数,又不注起止,每每与自己文章相混",使"读者不能分辨何者为引文,何者为亭林议论"(陈垣语).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被称为"《日知录》最为精善的版本",但其注不但不解释《日知录》原文,反而常把原文拦腰截断.岳麓书社1994年版《日知录集释》和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日知录》以黄本为底本,虽然做了大量校注工作,但在引文起讫、断句、校勘等方面仍存在大量错误.陈垣遗稿《日知录校注》将《日知录》的引文尽行找出,并进行了溯源、校勘和订正.     

经典太空题材科幻片的宇宙观演变:从《2001:太空漫游》到《星际探索》

从影片《2001: 太空漫游》、理查·施特劳斯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及尼采同名著作三者精神层面上的内在关系来看, 库布里克意在建立宏大的立足星际的"宇宙观", 并塑造出属于未来时空的"宇宙超人".与之相类的太空题材影片中, 《星际穿越》运用大量现代物理学知识, 重构了观众基于牛顿物理学绝对时空理念的"宇宙观", 但影片深层结构却彰显出宗教式的人性救赎; 《星际探索》中的存在主义虚无感、荒谬感也借由主人公的情感回归得到消解.在批判科技理性的同时, "宇宙超人"回归为"地球人", 太空题材科幻影片也借由对"未来乌托邦"的建构, 完成了科技理性与人性救赎的辩证统一.     

对新世纪以来《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在经历了近两百年的研究历程后,世纪之初《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然而对《总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总结和反思,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总目学"尚未形成。《总目》研究具有分散性、自发性、偶然性的特点,这几方面都严重阻碍了《总目》研究的深化。《总目》以经、史、子、集四部涵盖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总目》研究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专人"、"专才",即并无经学家专治"总目经学",史学家专治"总目史学",戏曲学家专治"总目戏曲"。《总目》研究尚未达到"精"、"专"、"高"的层次。未来《总目》研究方向如何,怎样让《总目》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学者需从哪些方面努力,作何种规划,这也是当下亟需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