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切斯特命运的《圣经》寓意

<简·爱>中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留给读者许多的悬念和神秘,根据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解读罗切斯特,人们自然会将他与伊甸园中的亚当、蛇、甚至魔鬼撒旦等形象联系起来,这正是<圣经>对作者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必然结果.罗切斯特的命运真正阐释了"犯罪--受罚--忏悔--救赎"的<圣经>模式.     

瓦西里耶夫与无意识学说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是20世纪70至80年代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苏联作家,其以伟大卫国战争为主要题材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无意识现象。探索这些现象与无意识学说的关联,可以认为,正是瓦西里耶夫对该学说"有意或无意"的扬弃,丰富和发展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也深化着人们对苏联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认识。     

是对撒旦经典形象的颠覆还是继承?——《失乐园》中的撒旦形象解析

约翰·弥尔顿的史诗巨作《失乐园》中刻画得最成功、最具有生命力的形象是撒旦,没有撒旦便没有《失乐园》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其艺术生命力在于形象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他的人物形象来源于《圣经》,但比《圣经》中的撒旦更有魅力,弥尔顿对其进行了再创造,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艺术形象。     

德里达论“被书写的无意识”——以对胡塞尔和弗洛伊德“无意识”概念的解构为线索

德里达对意识的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所诉诸的正是不在场的无意识,因此他的整个解构哲学可被视作对无意识的阐明。但德里达认为无意识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概念依然处于启蒙进步主义的框架中。因此,对无意识的考察应该通向书写及其延迟和差异效应。一方面,胡塞尔的无意识概念只能在发生现象学中获得理解,它被理解为意识活动中的一种"被动性"现象,这种无意识或者是"意识之前",或者是"意识之后",但最终都可以还原为意识。据此德里达有理由认为,胡塞尔并没有通向真正的无意识,对无意识的准确刻画应该是"被书写的无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解构分析,德里达表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是断裂的和不可转译的,两者之间具有延异和充替的关系,而这意味着无意识是不可分析的,因而这种无意识概念也构成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和对精神分析的抵抗。但"无意识现象学"并不是绝对矛盾和不可能的事物,一种无意识的现象学要得以可能,必须以对"力"进行更彻底的现象学还原为前提。     

简论拉康对无意识概念的改造

"无意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拉康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改造。拉康认为,无意识不具有实体性,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主体是空无,"我"不断被他者建构,不断走向异化。     

回望与解读《铁木前传》

与孙犁以往作品相比，《铁木前传》具有内涵的多义性和人物的复杂性。在对《铁木前传》回望中，可以获得时代、人性和无意识三个层面的解读。时代的解读为常见的表层阐释，人性和无意识层面的解读，却是揭示作品深刻内涵的纵深挖掘。通过回望与解读，《铁木前传》在孙犁一生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地位更加明晰，它是作家不断进行文学探索而造就的现实主义杰作，既为前期创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又为晚年的变法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显现了作家在探索中创作风格的滞后。     

从文本形式走向政治——詹姆逊文艺"政治阐释学"的路径

詹姆逊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在形式"具有对"政治无意识"的意识形态遏制作用,文艺阐释学应该采取由文本形式去揭示文艺的政治、社会、历史内涵的阐释路径,既要揭示出文本形式所遮蔽的历史真实或政治欲望,又要阐明审美形式进行意识形态遏制的运行机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文论的有机整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的当代发展.     

破除“自我”的幻象——简论拉康精神分析学对主体概念的解构

过去的意识哲学认为"自我"作为主体是理性的,而且能够在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展开自己的意义,然而这仅仅是从有限的思路来讨论问题,忽视了主体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的结构性作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让"自我"的非理性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与之相关的"无意识"和欲望也都与构建人格的"力比多"有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和"欲望"的观点予以重新解释,颠覆了传统的主体"自我"的形象,否定"自我"的建构性与合法性,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揭示出一个"异化"的"自我"能指概念,这样的"自我"不仅始终无法满足其对象的欲望,同时也是属于一种语言和文化结构性的无意识的自欺,是一个空洞的幻象。"自我"的本质被潜在地证明为一种不可能。     

从诗的世界走向天人合一

本文通过对写景抒情诗中归宿原型的深层挖掘，指出人的心灵世界中存在着一个心物一体的无意识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对古老的东方哲学命题“天人合一”的内涵及其文化意义作了具体的阐释。关键词##4归宿原型;;无意识;;天人合一     

当代中国新闻史书写中的政治无意识

文章借用政治无意识的文本阐释方法概略地解读了"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新闻业的状况如何在当代新闻史研究中得以呈现。通过考察新闻史研究者在其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视野与处境来分析其历史书写中意识形态的生发原理。     

“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简论多多诗歌语言的流变

多多自创作伊始就非常注重对语言的思考,创作早期他关注语言的神性本质、自主性等本体问题。侨居国外期间,他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心灵之＂光（＂aura）,积极地探索语言的无意识结构与诗与人与环境的关系。新世纪归国后多多则把对语言的思考与历史、生命、死亡、诗歌等多方面联系起来,对语言自身的内在力量有了更深的诗性体验。通过分析多多在不同时期对诗歌语言的思考和言说可探讨语言与诗人的关系及此关系对其创作的影响,并在诗人的思考中进行再思考。     

詹姆逊元批评解释学的理论视角评析

詹姆逊建构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元批评理论,以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为双重视角,揭示出了 文本中的政治无意识,也阐释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理论的内在根源是经过他符码化的马克思主 义的生产方式。詹姆逊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逾越的理论视域,另一方面又仅在叙事和文 本中理解马克思,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罗宾汉人物形象的历史变迁

罗宾汉在历史上并无其人。他只不过是民谣和一些编年史作者的杜撰。他起初只是一个符合下层百姓口味的,但又时时刻刻遭受官府追杀的绿林好汉。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个人物的形象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都是朝着有利于统治阶级的要求所发展,并成为能够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英雄人物。因此,到了二十世纪,这个人物便真正地从边缘文学中的人物一跃而成了电视卡通片、儿童文学中的英雄。成了英国约克郡和诺丁汉郡招揽游各和进行旅游宣传的目标。     

《雷雨》中的“雷雨”意象及其原型分析

曹禺剧作《雷雨》中的“雷雨”意象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个古老的原型,它具有复杂的象征意蕴。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曹禺挖掘并再现了这一原型,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对现实社会人类生存境界的深情关注,从而使《雷雨》产生了不朽的艺术魅力。     

拜伦诗剧中的该隐传统

该隐是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一个经典形象。这一人物首先出现在《圣经》里,他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也是杀死自己弟弟亚伯的凶手,因此他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杀人犯。自此以后,该隐就被打上了罪与恶的印记,在《圣经》里也形成了邪恶的该隐传统。拜伦的诗剧《该隐》却赋予了该隐一个英雄的形象,更确切地说,是拜伦式英雄的形象。这一形象与传统的邪恶该隐形象截然相反。通过该隐形象的转型来揭示拜伦的上帝观及恶魔观,从而探讨拜伦及其作品的反传统性。     

试论《围城》的文化批判价值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雅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 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诗人的“主观个体”与萧开愚的“综合意识”

当代的诗歌写作者,在确立自己的诗人形象时,有着与前辈诗人不同的设计。作为有代表性的当代诗人,萧开愚以"限度意识"、"中年写作"等诗学命题,纠正和丰富了支配着"朦胧诗"写作范式的"文化英雄主体"、"对抗式主体",突出了写作主体中的"成年形象",也促使诗歌中的视角和语气做出相应的调整。面对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异质性的"主体"形象,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综合意识"。在早期的写作中,这种意识体现为对"分裂感"的模仿,即允许并主动承受不同的主体在自我内部发生争吵和冲突。而新世纪以来,他对早期的"综合"和"多"的目的进行了反思,"多"需要在综合后达到"一",根据这个"一",主体主动表现出较稳定的意识、认识和判断的方向,而这又是他所提出的建立成熟的主观个体所必经的一步。并且,在"主观个体"的建立上,他的论述涉及的不仅是写作主体和艺术家创作主体,而且试图波及所有想要建立内在完整结构、具备足够理解力、批评力和谅解力的个体,艺术家和写作者则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对此具有更热切的愿望。     

焦仲卿误读现象应该纠正

学术界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仲卿形象存在误读现象,论者认为他性格软弱,缺少刚气,思想存在矛盾。其实,焦仲卿从一开始就以当时礼制所许可的方式与专制的母亲进行了抗争,向焦母发出＂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的誓言;他采取先让妻子回家,再去迎取的曲线留妻的策略,与决心驱媳的焦母展开柔性对抗;在听到刘兰芝被刘家逼婚的消息之后,他先提出以死殉情的决策。焦、刘二人的感情互动,是以焦仲卿为主导,刘兰芝则随着焦仲卿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焦仲卿、刘兰芝二人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扬刘贬焦是不适合的。     

痛苦体验生成的忧患情结——李商隐悲剧心理透视之一

李商隐是晚唐特定时代一个悲剧性的生命意象,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少有的以表现心灵世界见长的诗人。他47年的生命历程,充满着人生的痛苦体验。正是这些痛苦体验,主导了他心理建构的悲剧性意向,而这意向的核心就是贯穿在他一生心理和生命历程中的忧患情结。     

王韬笔下的法国形象

作为晚清最早以个人身份访问法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王韬详细考察了法国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在游记《漫游随录》中以细腻、生动而又深刻的文笔记载了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把法国以真实可感的形象介绍到中国来,对当时国人了解法国大有帮助。在普法战争爆发、欧洲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历史时刻,他及时撰写了《普法战纪》、《重订法国志略》报道战况,介绍法国普鲁士的历史地理情况,开阔国人的视野,为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了一面镜子,对当时渴望了解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当然承袭了前人对法国的—些看法,但是,由于他有游历法国的亲身经历和编纂法国志的经验,所以,他又极大地发展、推动当时国人对于法国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