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没有伪装,没有光与影的游戏

作为法国现当代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乔治·巴塔耶①的思想十分直接地影响了拉康、鲍德里亚等人.依我的见解,巴塔耶的哲学理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反抗占有性的世俗世界,追求非功用的神圣事物.此处暗含一个逻辑二分的对子群组:神圣与世俗,生产与耗费,占有与排泄,当下与延迟,同一性与异质性,知与非知.     

巴塔耶的"圣性"欲望观

乔治·巴塔耶是一个以"三界理论"而著称于世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受到尼采、黑格尔、萨德、以及弗洛伊德等思想家的强烈影响."三界"(动物世界、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理论的两大主题分别是"死"和"性",但内驱之力则是"欲望"的辩证否定.巴塔耶通过揭示出世俗(理性)的欲望之下所潜藏的"秘密的欲望",通过把它提升为颠覆、消解具有自我同一性的主体和同质世界的手段,最终使它变成了反对理性主义的大旗和开启后现代主义大门的钥匙.     

从神圣到世俗到国家意识的觉醒与勃兴——当代中国国家精神的艰难出场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神圣的时代,他通过灌输毛泽东思想,"再造新人",建立了一个地上的天国——人民公社;邓小平时代是世俗时代,其世俗性在于改革开放对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解构以及个体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而对市民社会的回归;党的十八大之后是国家意识的再度觉醒时代,国家意识的觉醒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国家意识主导的理性时代。生活的此岸性和彼岸性是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在神圣世界,人们生存于理想中,而且理想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就是理想世界;而在世俗世界,人们却不得不生存于现实之中,生活在此岸中。神圣时代到世俗时代到国家意识的觉醒,其内在是正反合的逻辑。     

信仰的传说——关于《神仙传》的“神圣”与“世俗”

在《神圣与世俗》中,伊利亚德认为,神圣作为宗教的本质,通过显圣物而到场,显圣物既是神圣,又是世俗的。神圣如何显现,体现了它与世俗之间关系的张弛。神话对神圣开端的显现,显示出了神圣与世俗最初的水乳交融。而《神仙传》作为道教史上第一部以信仰为奠基的神仙传记,在它那里,随着人性中神性的开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交织显得若即若离。世俗地位的上扬,极大地影响了神仙在《神仙传》中,神仙如何绽放出自身来达到对神圣的显现——人对生的追求以及伴随生而来的力的诉求上。神仙通过对生命长久的持守而召唤神圣的降临,更加浓墨了神圣的二重性。     

论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规律

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维度 ,但从理想到现实之路需要人的发展历史规律和过程来完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规律主要包括 :转换规律、占有方式及人性与时代的契合 ,其中转换规律指生存与发展的地位转换、个体群体族类的主体转换和神圣世俗的视角转换 ;占有方式指个性发展程度有赖于对象对个人的意义及个人对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方式 ;在人性的时代选择性上 ,人的趋利避害性、理性、道德性和社会性在不同的时期都起过重要作用     

论卡瓦格博转经圈

作为藏区三大转经圈之一，卡瓦格博的形成既有藏传佛教的西风东渐，又有当地各民族、族群融合的历史进程。卡瓦格博的发展，有赖于其宗教性特征，具体表现在神圣与世俗两大世界。神圣代表一整套的信仰体系、象征符号与价值观念，世俗代表与神圣体系相关的种种生活禁忌；两者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共同营造出自然、人与神三者的和谐统一。     

神圣、世俗与现代社会

本文主要追问全面去圣化的现代世俗社会神圣生活的可能性,考察何谓神圣?它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可能的基础是什么?神圣与世俗相对,超越世俗之上,却赋予世俗以现实性和意义,是世俗的现实基础和意义来源。面对现代困境,新正统神学提出了回复上帝主体性的方案,传统儒学则提出了回复天-人结构中的天命的主体性的方案。这是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神学的一致之处。     

宇宙无意识：论《道德经》 《庄子》 中的天道及其膜拜仪式

本文借助巴塔耶、涂尔干、弗洛伊德、荣格、维柯等人的思想,分析《道德经》和《庄子》中道孕万物、女偊闻道、颜回坐忘、子来论死等几则寓言。老庄及其门徒认为,天道是某种孕育万物和赐福人类的神圣性存在,它既可以创造四季更迭、星辰运转的天地循环,也可以孕育自由心灵和无为而治的美好人间。但只有通过真人们的信仰和修为,天道才能将其神圣福泽撒播地球。模仿、物化、丧葬、祈禳等膜拜仪式是真人得道的关键环节,祛除私心和生死同一的境界是真人精神流世的契缘。笔者借助铃木大拙的“宇宙无意识”这一概念试图揭示老庄思想中高踞物质和精神之上、推动行动和生成意识、只有通过信仰才能抵达的孕育性本体。     

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看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藏区社会发展

本文以涂尔干、韦伯、伊利亚德等经典作家所认为的宗教的本质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为理论前提,避免以经济学理论研究寺院经济的化约论方法,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类型学的不足之处,提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分类模式,以此模式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当中僧侣个人经济与寺院经济普遍存在的二元分化,揭示了宗教经济中寺院与僧侣的经济状况往往与其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相关联,愈神圣者愈富,愈富则愈神圣;愈世俗者愈贫,愈贫则愈世俗,以此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为今后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过程中神圣与世俗的平衡与双赢奠定了理论基础。     

神圣世界的消解与生活世界的开启——宗教批判视阈中现代性的生成

基督教文化所形成的神圣世界对世俗社会的绝对控制决定了近代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必须经过近代思想家以宗教批判消解神圣世界的过程。神圣世界的特征决定了宗教批判消解神圣世界的两种基本形式:对教会的批判与对宗教理论的批判。宗教改革、哲学批判最终完成了消解神圣世界的任务,与此同时,世俗社会逐步摆脱神圣世界的控制,现实世界的人的生存境遇与存在方式成为人关注的重要问题,生活世界随之开启。于是,现代性生成的过程便表现为宗教批判消解神圣世界、开启生活世界的过程。     

水在傣族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及二元分类结构

傣族是一个"水的民族",水在傣族人的心目中有洁净、医疗、生命和沟通等重要象征含义,这些象征意义表明傣族人思维中存在着一些二元分类结构,如污与洁、祸与福、疾病与健康、凶与吉、早与雨、旧与新、贫瘠与丰盛、死与生、鬼(神)与人、世俗与神圣、自然与文化、外与内等,它们是傣族人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法和态度.     

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双重使命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宗教作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具有“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双重表现。宗教的秘密,既在于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辨哲学“同谋”,更在于与资产阶级的现实社会关系“联姻”。而这正是由于“意识领域”和“世俗领域”的双重颠倒所致。因此,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实质上也就具有双重使命不仅是意识领域的颠覆,更是现实世界的革命。     

论权威的柔弱性：一种现象学视角下的考察

自启蒙时代以来,权威概念受到了极大挑战,在人们的观念中也淡薄了。在自然主义的理论中,权威被看作是某种衍生性的东西或某种要消失的东西。在笛卡尔和帕斯卡的哲学中,权威与意志概念之间有着本质关系,他们揭示了权威在本源性上具有神圣的特征。在克尔凯郭尔和《圣经》的文本中,真正的权威是神圣权威,其根本特征是完全抛弃权力和武力,因此具有柔弱性。个体应该在处理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关系中成为自己,同时也使神圣权威成为真正的权威,使世俗权威回到自己的相对地位。     

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兼论《鹿鼎记》的先锋意识

《鹿鼎记》是金庸“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在此以前 ,金庸笔下的武侠英雄头绕神圣的光圈 :个个舍己为人 ,忠君爱国 ;人人德高艺精 ,寡欲清心。《鹿鼎记》一反以往套路 :韦小宝德不高艺不精 ,心不清欲强烈 ;他玩弄权术 ,左右逢源 ,混迹于康熙朝野 ,是一个世俗世界中自我欲望与义气良心辩证统一的凡人。但在这个人物身上却让人看到平凡人生的真实和世俗人性的真切。作为一个不失天良的凡人英雄 ,既显出金庸创作中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的轨迹 ,也显出富有现代人性情调的先锋意识     

文学创作：一种“多余”体验

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把文学创作看作是实践其哲学理论的一种手段。在提出了＂多余＂观并对其进行了理论论证之后,巴塔耶还尝试借助文学手段来拓展生命的＂多余＂体验。我们将在本文中讨论在巴塔耶眼里,文学虚构的意义和功能,以及巴塔耶文学创作的风格与＂多余＂观之间的关系。     

人,在世俗与神圣之间——论赵德发长篇新作《乾道坤道》

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现象,文学艺术和宗教诉求之间能够达成同构关系。在新中国文学中,《乾道坤道》全景式独具特色地描绘出当代中国道士群体形象,进而提供出道教文化对于个体生命存在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参照价值。人之有限性的生命,恰恰存在于世俗与神圣"之间"。道教承载的普世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道教文化可以有效地成为文学发展的思想资源,《乾道坤道》在当代中国文学生态场中弥足珍贵。     

论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倾向及其审美创造

从宗教艺术发展史看，宗教的神圣与现实的世俗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宗教艺术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常通过艺术的描写达到谐调一致。宗教艺术的世俗化体现了人类快乐的基本木能及其对欲望的追求；民间的世俗意识也深深影响到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如宗教艺术与民间节日、风俗的相结合，宗教故事在民间产生的变异等等，使宗教艺术得到“俗”的改造；宗教艺术的审美造造也仍然采用世俗的方式来进行，世俗化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宗教艺术美学效果与宗教效果的创造。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对独立性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中占有什么地位?今天我们所说的“初级阶段”与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实践向人们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课题,要求人们给以科学的回答。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并没有严格地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含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把二者通用的。即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元代宗教剧的典型意象与象征意蕴

象征性是宗教剧的显著特点,也是解读其主旨和蕴涵的关键。在元代宗教剧众多的宗教意象中,"灵山""蓬莱""桃源""仙子"等意象的象征性尤为突出。在表层意义上,它们是宗教理想世界的象征;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们则是文人世俗情怀的寄托。将《黄粱梦》杂剧与同题材的宗教文献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表现出明显的人本位与神本位的不同。对人神恋爱剧的分析也可以发现,浪漫的仙乡实为文人心中的故乡。从"蓬莱"到"桃源",有着渐近人性的内在关联。元代宗教剧虽然不乏鲜明的宗教色彩,但其最核心的象征意蕴并不是宣扬宗教的解脱,而是表现人间的窘迫和人生的热望。神圣与世俗的掺杂正是元代宗教剧的特征与魅力之所在。     

神圣帷幕的回落———论《庄子》与禅宗的世间解脱简

不论庄子的“道”，还是原始佛教的“涅槃”，都给人展示出了一个全新而又神圣的高远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可以使人的精神获得安顿，而且还是反思人类社会弊病的重要镜子。庄子正是通过“道”的建构来不断化解人为制造的各种束缚，并批判本性迷失的走向，以求回到人的本真状态，因而看似高远而又神圣的“道”最后还是化归到现实世界之中。而受《庄子》影响，禅宗在演化的过程中，亦逐步把原始佛教的神圣“涅槃”不断拉向现实世界，以致高远之解脱亦回落到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