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姿的飞翔——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

在 2 0世纪 90年代女作家笔下 ,“飞翔”体现着创作主体自觉的追求 ,它源自女性生命对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向往。女性写作中的“飞翔”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其基本内容涉及女性的历史境遇与心灵成长、女性躯体和女性欲望、性别生存与人性、男性传统文化心理 ,以及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它显示了在时代所提供的多种选择面前文学女性自我探寻、自我实现的深入。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 ,女性写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又面临种种困惑与问题。     

三四十年代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嬗变

由一元走向多元,由整体走向局部,由群体走向个体,由呼叫着的空虚的风云描写走向实在的战争描述,由想象的观念化的风月情致走向东方的本土化的情爱叙事……这是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恋爱题材小说创作在三四十年代的嬗变轨迹。     

论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

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视角、文本形态、叙事逻辑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生存体验,表现出对自我、对环境的理想化的自恋。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观,标示着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女性写作的主动行为,女性书写已从性别歧视、性别压抑、性别遮蔽中解脱出来而浮出当代文化历史地表。     

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悖论分析

陈染、林白等女作家们的“镜城突围”大胆张扬欲望书写,彰显出鲜明的固守边缘和反叛主流的性别立场,她们的“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一道夺目而亮丽的风景,但是总体上来看,这种写作没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认可与更深入的讨论,并最终陷入了写作的困顿。究其原因,这与其内部存在的多种悖论不无关联。本文将对“个人化写作”的三个主要悖论进行梳理并阐释：个人立场的固守与个人经验有限性之间的悖论;追求私人空间的独立性与私人空间不可能独立之间的悖论;以真实性为据和真实性不再可靠之间的悖论。     

千年跋涉终上路——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女性写作

中国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可说是古已有之,但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应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事.当时不仅开始走女性写作之路的队伍庞大而壮观,而且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突出而鲜明,尤为重要的是女性写作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已初见实绩.不过上路之后的中国女性写作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特点

民国前期,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各大城市及通商口岸。传统的农村金融组织不仅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且无法满足正常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农村的现代金融机构虽然有所增加,但地区分布仍然不平衡;现代金融业对农村的渗透虽然不断加深,但其作用仍然有限;农村金融的借贷利率虽然整体偏高,但借贷期限普遍较短;各地对高利贷的称谓虽然不一而足,但变相增加利息的形式和名目大同小异。     

战争背景下的城市文化与女性写作——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女性文学的一种解读

虽然沦陷区女性文学关于城市的书写只能作为一种"异质"的书写方式进入作为书写重心的乡土文学,而且背负着现实政治的沉重负担,但它却以其创作实绩构成了战争时期女性文学的重要一翼.女性书写对于市民阶层生活的精准把握颠覆了传统的审视城市的眼光和角度,将日常的凡俗生活写出一派泼辣景象.     

论90年代女性长篇小说现象

90年代是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五四”以来,女性写作出现了三个高峰时期:“五四”时期女性作家自我意识初步觉醒,而在民族危亡时刻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环境下,女性被迫集体“失语”;80年代女性意识再度觉醒;90年代的女性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随着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而迈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女性写作的多元主题建构

二战对英国的重创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上,更深刻地反映在对人们信仰的颠覆,对精神生活的打击,并催生出人类生存状况的意义感与价值感的消亡。英国女性文学在经历了二战后短暂的静寂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复苏,并为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文学繁盛奠定了基础。以多丽丝。莱辛、伊丽莎白。鲍温、珍。里斯、艾里丝。默多克、玛格丽特。德莱布尔等女性作家在这段时期的作品为例,阐释女性文学在作品主题方面所呈现的丰富多元风貌;探讨英国女性文学走出私人空间,步入社会生活,超越狭窄的个人经验,进入广阔历史时空的发展特征。     

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中的乡土伦理观

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对市场经济中农民所经历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转变以及所经历的道德问题格外关注,反映在她们写作文本中的一方面是延续"寻根文学"对传统伦理道德信条的思考,一方面则揭示与呈现农民生存形态与伦理形态的种种变化。由于她们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理解乡土社会的变迁,避免写作者惯常采用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使她们更多从日常生活的维度看待农民违背乡土伦理的欲念和行为,从而深刻揭示社会新伦理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发人们对乡土伦理变迁状况的关注与思考。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恋物特征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在叙事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恋物特征,主要表现在恋物的列举式修辞、物质人化和人的物化修辞策略、物质细节的表意功能与情节推动力。现代市民小说以一种空间化、恋物化特征标志了现代市民新的思维模式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观的转变。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地租额与粮食亩产量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地祖额与祖佃田地的地权性质和自然条件相关联;佃户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低,佃户不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则高;租佃田地为“高田”地租额高,租佃田地为“低田”、“荡田”地租额则低。另外,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粮食亩产量以及复种指数也与田地的自然条件相关联:“高田”的粮食亩产量远高于“低田”、“荡田”的粮食亩产量。     

京派乡土小说的浪漫寻梦与田园诗抒写

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决定了京派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从反现代文明和反现代文化的角度出发,最终又部分复归于现代文化批判的视角.所以,京派乡土小说在其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是"半叙景物,半涉人世"的书写状态,而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描写则成为他们田园诗的乡土抒情体式和小说修辞.     

新乡土世界的美学建构——新世纪河南女作家乡土小说分析

新世纪以来,一批河南籍女性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面对急剧转型的时代,传统乡土叙事经验已经无法涵盖已经发生巨变的乡土社会,河南籍女作家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新的乡土世界,她们的创作把日常生活经验转化成一种叙事伦理,从而以独特的乡土感知,细致的文字表述拓宽了传统乡土小说的表现领域,更新补充了乡土小说的叙事内涵,为河南乡土文学注入了新质。     

1930:鲁迅的都市写作及其对“假知识阶级”的批判

1930年代是鲁迅以上海都市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作与其"反抗绝望"的精神文本交相辉映的历史时期。五四退潮后,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一方面咀嚼着旧战场悬置而来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随着对种种反五四现象及其精神余留的批判,鲁迅将一度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阶层一并纳入了启蒙的视野,着力表现一些"假知识阶级"的知识分子"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鲁迅的都市写作构成了对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延续和持守,也构成了鲁迅1930年代文化批判新的思想质素。在1930年代的杂文中,鲁迅写出了沪上文人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对权门的仰仗和傾慕,写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异化状态,对种种"伪士"、"商定文豪"、"做戏的虚无党"、"革命小贩"等"假知识分子"现象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揭露了他们作伪的本质和无力感。"假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是"伪"与"骗",这是人性堕落、文化堕落的根源。     

杂志文:1940年代散文的另类形态

194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几乎各类文体都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洋杂志文的译介与写作却以疏离政治的另类形态存在。本文以后期论语派期刊为中心,考察其对西洋杂志文的译介及其倡导,探讨这一极通俗的杂志文体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中的意义。     

传播学视野下的80后文学

80后文学是在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下,在主流文坛之外生成的青春文学思潮,呈现出青春化、娱乐化和网络化的特征。处于文化传播核心环节的传播媒介,凭借强大的传播力量使80后作家一夜成名,这典型地反映出:大众传媒在文化市场中由单一的信息传播载体向集传播、生产、策划、营销多重功能于一身的文化产业转变,通过包装作家、引导文学消费、直接生成文学现象等,绕过主流文坛对文学产生重大的影响,给当下文学的生产、传播、批评、消费机制带来巨大改变。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20世纪90年代后小小说女作家群概观及其文化意义

20世纪90年代后,崛起的小小说领域里一批女作家通过创作实绩呈现着独立姿态,充实和提高了小小说这一发展迅速的文体,并极大丰富了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某些本质精神,“她们”的群体意识和文化价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