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乡村治理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农业税费取消以来,乡村治理开始发生新的转型。在乡村治理体系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乡村治理体制的标准化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制度化等两种实践样态;在乡村治理能力转型的过程中,凸显了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技术治理能力等两种实践趋势。从本质上看,乡村治理转型是国家整合乡村的过程,由国家自主性、工业城镇化发展及"三农"的现代发展等共同作用促成。由于我国国情和乡村社会的实际特点,乡村治理转型并非要消灭乡村,而是要实现乡村振兴,这就对当前的转型带来了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反思:从实践上看,乡村治理体系转型应保持一定的弹性和活力,乡村治理能力转型应突出组织农民并推动其参与乡村建设。从理论上看,乡村治理转型代表的是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须重视国家整合和乡村社会的自治功能的双向互动。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机制——基于合作博弈的视角

随着中国农村各种社区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乡村治理出现了政府之外的多元治理主体,它们必然要求参与权力、经济和社会等资源的分配.如何在进一步完善多元乡村组织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把新兴组织纳入到体制内,建立乡村多元组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合作博弈机制,形成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合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     

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治理转型

个体化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日益个体化,农民个体不断地从先赋性群体、集体性组织及封闭性管理体制中脱离出来,对乡村社会的组织与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从大历史的角度回顾我国乡村社会个体与群体组织及管治权力关系的变化,分析农民个体化的历史进程及不同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发展及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以及个体化时代乡村治理体制转型和发展的方向,为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提供参考。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转型期的中国,诸多协同要素及各种干扰源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体制吸纳限制了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利益冲突损害了自组织的协调性,信任式微稀释了子系统的协作性.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视野里,共同善是协同者参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开放的话语构成了协同者真诚、平等、友好对话的共同场域,情感、责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则是协同者互补联结的纽带.因此,须将社群主义的观念植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重塑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     

乡村治理成长与农民组织化再调适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要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视角看,＂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指导。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要逐步形成＂强政府一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应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现有的发展水平,探索治理视野中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化参与的长效机制。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公办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完善的治理结构是公办高校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要协调好高校治理结构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关键是要解决高校产权问题。产生产权问题的理论焦点在于委托代理权限的合理划分。根据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公办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调整的实现路径可科学引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外生变量,从而有效理顺高校产权关系、明确治理核心命题、协调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运行。     

论转型期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则互动

正式规则是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基石,非正式规则是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维系者。民族乡村良好的社会治理样式应该是在坚持正式规则权威地位的前提下,推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实现相互兼容以弥补治理缺漏、相互吸纳以提升治理效力、相互对接以实现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