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朝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入迁与民族交融

元朝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因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区位,长期成为无数外来移民入迁定居之地。在元朝政府强制遣送和政策吸纳等综合性行政策略的共同推进之下,大批中原人口通过各种途径陆续移迁到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而且更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论两宋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势力与国家治理

两宋时期,因中央王朝国力弱小,不能对西南边地的乌江流域进行大规模经营,各种民族势力于是乘机做大,形成对一定地域范围具有控制能力的政治团体。同时,鉴于北方边患频繁,赵宋统治者抱定"北有大乱,不暇远略"的方针,对乌江流域地区主要采取驻军置堡、灵活羁縻等惯用性治理传统,外加适时招徕、以夷制夷等阴柔性治理策略。大宋朝廷通过这些治策之间的相互配合,不仅削弱了乌江流域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消解了当地的民族势力,而且深化了乌江流域的政治统治和维系了边疆一统的政治格局。     

历史上滇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何以可能之新探

历史时期滇藏地区均属于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系古代中国不同地区或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联络。换句话说,这是古代中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式样。考察历史上滇藏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滇藏地区所以认同中央王朝是有深刻原因的:地缘环境上的亲缘关系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自然因素,文化向心力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诱致因素,民族间的"三交"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基本因素,经济交往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决定因素,行政管辖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关键因素。     

明清时期乌江流域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研究

明清时期,地处祖国西南地区的乌江流域地区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民族关系,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在这一地区施行羁縻制度、土司制度,逐步把乌江流域纳入到统一中国行政管理系统中。在该地区建立形成的贡赋与互市等经济制度和行为、文化教育以及移民等因素不仅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增进了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原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密切了不同地区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对增强乌江流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历代移民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政治护佑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地处西南边陲,但山水俊秀、历史悠久、民风朴实、文化浓郁,历来吸引着大批的外来移民.几千年来,各种外来移民不断来此定居,随之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发达地区先进的政治理念,给地处蒙昧山区的乌江流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加速推动了该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

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先后建立了南诏与大理政权。唐代,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当中央与南诏关系紧张时,西南地区各部族审时度势,选择在交战中处于优势的一方而附之。宋代,中央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发展平缓,双方形成了以市马为主的贸易关系。滇东南、桂西南各族纷纷加入贸易行列。由于安南（越南北部）独立,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趋于复杂,宋王朝未能处理好与边界问题相交错的民族关系,酿成了皇年间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

作为中国城市化最为晚近的地区之一,贵州的城市滥觞于明初中央王朝在西南边陲的政治军事拓展,其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具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区域性特性.本文通过对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进行初步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试图对明代贵州的城市化进程展开一些讨论,从而为我们探讨西南边陲地区在被纳入国家(帝国)体系的过程中,国家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关系、民族互动关系、区域贸易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论秦汉时期广西地区的民族和文化

秦始皇时期 ,经过发动战争 ,开凿灵渠 ,在广西地区设郡、县 ,标志着广西地区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 ,这是广西社会的一大飞跃。两汉时期 ,广西地区虽有反叛中央王朝的反抗斗争 ,但是徙入的汉人进一步增多 ,中原的先进文化进一步传播 ,促进了广西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经济、文化的发展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时期,土司上层或通过壮大武装势力,或通过整肃民风,或通过采借汉文化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目的.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作为西南地区较大的土司之一,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文化策略的实施,最终实现了土司社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认同的双重目的.容美土司的文化策略是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自我治理的典型个案.容美土司以文化构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改土归流”后土民社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对西域与岭南的治理看唐代民族政策的南北差异性——以柳宗元、岑参的诗文创作为考察中心

唐代中央王朝对岭南、西域的文人输出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置贬官流犯和激励忠臣名将的文人输出差异反映了唐代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重北轻南。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岭南民族地区的治理在征讨挞伐与羁縻怀柔,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交流,经济政策与经济交往活动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而造成民族政策差异性的原因主要在于羁縻民族政策的灵活性,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南北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及南北民族形势的变化。     

终身教育理念与真善美的追求

终身教育的理念是 2 0世纪 70年代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在构建终身教育理念的过程中 ,如何既倡导科学精神 (求真 ) ,又传承中华文化传统 (求善 ) ,追求完美的世界和完美的人格 (求美 ) ,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这正是终身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论人口素质与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分为主观感受型生活质量和客观条件型生活质量,在生活质量概念中人口是生活质量的承担者,也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素质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口素质主要体现为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它们从各方面影响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人口素质,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打下良好基础。     

论先秦时期儒、道社会理想异同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针对现实社会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社会理想,两者虽然存在某些区别,但也存在很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正是这些相同或相通之处促进了儒、道两家相互吸收、相互提高、共同发展.     

儒家中庸、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

中庸、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哲学范畴,集中体现儒家的世界观,更体现儒家的人生观、政治、伦理观.中庸的精义在执中、时中,体现儒家的最高哲学智慧;中庸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是儒家追求的人生与社会的理想目标.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儒家中庸中和思想有多方面的现代意义.     

实践与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

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二项结构”,人与对象的关系“三项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间需要借助于实践工具 ,建立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以及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的     

英国政府与南北和谈——以关余问题为中心

1918～1919年南北和谈前后,英国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在华权益的需要,利用关余问题向南北双方施加压力,以达到促成和谈的目的。北京政府迫于压力,最终同意分拨部分关余给南方政府。然而让英国始料不及的是,这一举措,不仅未能促使双方和谈成功,反而使南方政权获益匪浅。     

论参与性教学的背景、内涵及实施

参与性教学是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中,教师和学生充分发挥其主体能动性,积极地交往和互动,达到认知共振、思维同步、情感共鸣的境界,创造性地完成教学目标的实践活动.它的产生有特定的背景.与以灌输、记诵、被动接受为特征的旧教学体系相比,参与性教学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实施形式,对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有重要意义.只有师生双方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教学目标才能得到圆满实现.     

外来人口的犯罪心理及其防治措施

外来人口犯罪的心理原因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致富需要与"社会屏蔽"障碍的冲突;外界诱惑增强与制约机制缺失的暗合;归属结群的需要与盲目从众的耦合;不公正的社会待遇与原始报应、报复观念的迎合等。对外来人口犯罪的心理矫治与预防应从外部措施和内部措施两方面入手。外部措施方面:首先清理完善法律法规,培育外来人口的守法情结;其次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体系和保障制度,消除外来人口对社会的敌视心理;再次转变并尽量消除公众的歧视态度,营造人人平等的社会氛围,减缓现有模式带来的各种压力。内部措施方面:首先调整外来人口的心理预期,增强其心理免疫力和心理承受力;其次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各种教育,提高其自我适应力和自我约束力;再次丰富外来人口的社会生活,养成其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培育其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外来人口的犯罪问题。     

浅析时间状语从句中连接词及其谓语时间和体的意义

通过把时间状语从句按照主、从句行为同时发生,异时发生的分类,分析了连接词的意义,用法和该类复合句中谓语动词时,体的使用和意义,总结出了时间状语从句连接词的丰富性,谓语动词时,体使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灵活,多样的.     

试析唐传奇中"仙妓合流"现象的历史原因

仙妓合流是唐代诗文中出现的文学现象 ,其中 ,仙女与妓女有着不解之缘。这一文学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唐代许多女冠兼有娼妓之身份 ,其根本原因要从宗教理论和社会现实两个方面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