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未以武力挽救国民党政权

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就将蒋介石的中国视为其远东地区的主要基地之一,因此,除了政治上设法将中国拉入大国阵营,军事上更是卖力地扶持蒋介石政权,甚至亲自出兵中国沿海一些要地,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先接收日军投降、占领战略地区。赫尔利大使更是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日公开声明,美国只与蒋介石合作,并在经济、军事、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中国国内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各方面援助国民党,企图支持国民党从军事上“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然而,当蒋介石面临军事上彻底失败、行将被逐出大陆的绝境时,美国并未将“大规模地…     

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

《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关于中国抗战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问题说:“一些同志认为,中国军队战略反攻阶段是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开始的,在苏、美等国军事力量援助下急速取得胜利,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抗战本身没有能形成一个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这个结论是以国民党战场为尺度而作出的。这样,共产党战场便被一笔抹杀了。究竟两个战场的     

美国对华政策与李宗仁的代总统

1949年初,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三大战役使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损失殆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值此“危急”时刻,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在我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从1948年下半年起,美国政府认识到蒋介石的垮台已不可避免,因而不得不改变手段,妄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李宗仁的上台正是“换马”政策的结果。这无疑向人民表明,蒋介石的下野和李宗仁的上台与美国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甚或象许多著作所言,是美国的一手“策划”和“导演”。然而,考察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发现“换马”之说是难以成立的。本文就此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对中国抗日战争反攻阶段之管见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反攻,学术界认识尚不一致.国外有些史学论著甚至否认中国抗日战争有战略反攻阶段,说什么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是由于美国原子弹或苏联参战而“突然”得到的.我认为这是违背史实的.中国抗日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主要战场,反攻是由中国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军事发展形势本身所决定的,同时,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国军队的反攻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反攻,应当把它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战略     

偏安 分离 独台──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演变探微

大陆政策是台湾国民党在厘定两岸关系、处理国家统一问题的“基本国策”，也是其攫取合法政治资源的一种策略性政策工具。为巩固在台湾的“合法”统治，国民党在其大陆政策选择上经历了由偏安、分离到独台这一合乎自身政治发展逻辑的演变过程。     

李锦纶使美与中美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 -1928

1927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派遣政务司长李锦纶作为政府代表使美。李氏在“非正式”的名义之下与美国国务院官员频繁会谈,实际开启了国民党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的官方接触,并推动了一项包括中国南北政府和美国三方共同参与的努力,试图组成一个南北联合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谈判条约修订。这一努力虽然为时不长也未获成功,但仍揭示出当年中国政治、外交和中美关系一些微妙的面相,并标志着美国对华关系的关注重心在北伐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之前已出现由北向南的转移。     

李登辉时代大陆政策的实质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蒋经国逝世后的接任者李登辉，曾一度继承其前任以“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同时坚持“三不政策”和实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然而，当李登辉通过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和1990年3月“总统”竞选，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和第八任“总统”主政以来，国民党内“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间经过多次较量，李登辉先后将原“行政院长”俞国华、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赶下台，并剥夺了郝柏村的军权，逐步打破了蒋经国安排的集体掌权的局面。1993年初，“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围绕“行政院长”郝柏村的去留问题又展开了一场…     

“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

“一二一”运动是我们党所领导的一次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它继承和发扬“五四”、“一二九”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当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国民党统治区后方的重要城市昆明,青年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呼声,点燃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烈火,把斗争锋芒指向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和美国政府助长中国内战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一爱国民主运动立即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在支援昆明学     

日军的第二次战略进攻与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

<正> 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二月,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丧师失地,出现第二次大溃退。日军的这次进攻在抗日战争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以往在对抗日战争作阶段划分时,却没有对日军的这次进攻给予恰当的估价。传统的三阶段论(即把抗日战争划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无视日军这次进攻的战略意义,把这一时期的抗日战争划作中国进行战略反攻阶段的一部分。近年来,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程乃胜《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见《安徽史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从而把抗日战争实际上分成了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这一划分,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在上述日军进攻期间,不存在所谓中国方面的战略反攻,但是,它没有看到日军的这次进攻已经打破了战略相持的局面,而仍然将这一时期的抗日战争划入战略相持阶段。笔者以为。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二月日军进攻期间的抗日战     

为什么美国削减今年的小麦生产?

前一时期,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美国政府计划今年小麦产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以解决小麦生产的“过剩”问题。这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美国计划将小麦减产百分之二十,也无济于事。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病症。其一般征状是:一方面,商品大量积压,卖不出去,存货剧增,生产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工人失业迅速增     

香港高等教育改革关键的探讨

香港回归后，香港将面临着高科技的挑战，而高科技的发展同高等教育的改革是休戚相关的。香港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走出象牙塔，面向现代工业和现代高科技，并同大陆、澳门、台湾以及日本、美国联手，尽快培养高科技人才，从而发展生产力，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创造香港更美好的未来     

世界新秩序和美国对华新政策

本文论述美国１９９７年后对华新政策。文章综述９０年代起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的检讨,到１９９７年克林顿政府采取对华新政策,主要是稳定亚洲、中国大陆、台湾,以确保美国在亚洲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     

香港高等教育改革关键的探讨

香港回归后,香港将面临着高科技的挑战,而高科技的发展同高等教育的改革是休戚相关的。香港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走出象牙塔,面向现代工业和现代高科技,并同大陆、澳门、台湾以及日本、美国联手,尽快培养高科技人才,从而发展生产力,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创造香港更美好的未来     

论两岸在台湾对外洽签FTA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思路

台湾方面片面认为其作为WTO成员有权自由与相关国家洽签FTA。大陆方面认为洽签FTA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行为,尽管台湾为WTO的成员,但作为中国的一个单独关税区,其无权与有关国家洽签FTA。台湾对外洽签FTA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其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台湾不能单方面决定,需要两岸过沟通协商解决。从台湾方面来说,必须坚持一个中国框架,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大陆积极沟通和协商;从大陆方面来说,当以适度理解台湾民众的关切,并予以附条件的同意,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应对和处理台湾对外洽签FTA问题。     

论美台"准联盟"关系的缘起:1979-1980

1979-1980年是美台关系经历磨合和调整的时期,也是美台“准联盟”关系最终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美台“准联盟”关系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多重三角关系的影响,包括美国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台湾当局组成的三角关系,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组成的三角关系,以及美国、中国和苏联组成的战略大三角关系。在“零和游戏”的作用下,上述各支力量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和斗争,最终达成一组临时的平衡。这组,临时平衡中既有安全对抗关系,也有安全合作美系。美台“准联盟”关系则是各支力量相互牵制、相互妥协的结果。美台“准联盟”关系是安全合作的一个“怪胎”,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安全困境的根源,也是西太平洋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潜在威胁。     

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比较

在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方面,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相比各具特色。中国大陆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起步比香港、台湾地区晚一些,但发展迅速。中国大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差距：没有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统一的专门机构;各院校课程开设自主、不统一;高素质医学人文教师相对不足,来源和专业背景单一。     

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马关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日本窃取台湾是非正义的。中国人民从未放弃收复失地。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美国、英国承认台湾为中国失地并支持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是在践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具有强烈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台湾省实行有效治理。因中国内战导致台湾与大陆再次分离。美国为干涉中国内政,借《旧金山和约》,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旧金山和约》改变不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法律依据。     

台湾问题与解决对策——论邓小平的涉台思想

邓小平的涉台思想内容丰富且自成体系,学术界对邓小平涉台思想仅作"一国两制"理解是片面的。从体系方面看,邓小平的涉台思想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台湾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对策。在邓小平看来,台湾问题是美国霸占和控制的结果,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统一问题,是一个主权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焦点;台湾问题比较复杂。无论从民族角度,还是从领土归属方面看,台湾应当同大陆统一。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是可行的。要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进行思想舆论斗争;展开外交斗争;寻求政治解决途径;开展两岸经济交往合作;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祖国统一进程。     

论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

＂复杂性＂和＂发展性＂并存是现阶段中美关系的整体表征,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现实、敏感程度最高的问题。可以说,台湾因素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变量和变量中最稳定的常量。台湾因素在中美双方各自利益认知上的比重有明显差别。美方居于超脱的地位,而时空因素则有利于中方逐渐改变目前的台海战略格局。     

碰撞与交流: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电影在华的命运变迁

由于电影艺术的特殊属性,无论从社会舆论角度,还是意识形态监控方面,都决定了电影审查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美国电影的社会影响,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人民政府对国民政府时期遗留下的大批美国电影进行了审查。对美国电影的审查,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市场管控的重要内容,也折射出美国电影在华的命运变迁。尤其当时美国电影《社会中坚》在国内的宣传和公映,说明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对电影审查和市场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它不仅体现了人民政府在规范市场、统一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方面的碰撞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