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中国文化的精神”

钱穆认为,文化是大群的生活,历史即全部的人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是维系和推动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核心。钱穆向往儒家的精神境界,毕生奉持的也是儒家的立身原则。钱穆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     

论“和亲”对“通贡、互市”的意义

“和亲”外交策略对中国古代解决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中原王朝和西北少数游牧民族的“和亲”为民族间的“通贡、互市”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中华多民族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也为世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榜样。本文通过简述中国古代和亲外交历史,阐释“和亲”对各民族之间“通贡、互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断发”考

“断发文身”是古吴越民族族属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其民族历史中非常独特的习俗,早期历史典籍中多有记载,但对其文化功能,却语焉不详,或将“断发”与“文身”混同为一。随着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研究的进展,对此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对“文身”解释尚可信,而对“断发”的研究却未触及文化产生功能之本质。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文字与文化的“认同”及传统文字学的“文化认同法”

本文用“文化认同”来描写汉字与汉民族文化的一定关系。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式,因而文字与文化的认同,实际是民族文化内部结构因素之间的认同。汉字是在民族文化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象”。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文化认同法”就是从文化的视觉,客观、准确、历史地释读每个字的文化镜象,并在民族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绘文字产生发展的轨迹。因而“文化认同法”应成为文字学的基本方法。由于文化认同法有主观客观、历史非历史之别,故文字学中出现了一字数解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去仔细甄别。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论“弃龙”与“扬龙”的文化选择——兼谈人龙舞的文化价值与当代意义

龙的形成是历史的选择,龙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历史不可更改,“弃龙”并不可行。“人龙”是中国龙的本质,是中国龙文化的最高境界,弘扬中国“人龙”精神,赋之以新的文化元素,创制中国龙之新形象,实乃有力回击“弃龙”之文化思潮、保护民族精神遗产和创新中国龙文化的重要举措。     

“骆越”、“西瓯”语源考

“骆越”、“西瓯”是汉文史籍中,与古代壮侗语民族有关系的族称,这些族称在一定程度上蕴藏着古代壮侗语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对研究古代壮侗语诸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分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一直为南方民族史学者所关注。但是,由于这些族称的记音用语与其标志的民族语言不尽一致,再加上年代的久远和文献材料的局限,因而很难确定它们的语源,以致在史学界形成了纷繁的解释。这种情形表明,“骆越”、“西瓯”的语源仍难于取得一致的看法,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以求得人们的共识,为此,本文运用语言、历史、文化等材料,对“骆越”、“西瓯”的语源进行新的探索。     

“战国策派”文学思想发生论

“战国策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该派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自由的学术空间和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的背景中。他们严肃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借鉴西方的文学历史经验,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形成了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     

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庸和平”。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三章所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的言行，体现了“中庸和平”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夹杂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和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把“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优缺点暴露无余。     

土家族的“白虎文化”

聚居于我国湘鄂川黔接壤地区的土家族,其悠久的民族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期。这种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以“白虎”事象为民族文化网络建构的一个基本历史内核,并形成一种笼罩于土家族历史演变各个阶段的独特的“白虎文化”。几千年来,在土家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白虎文化”也随之而发展演变,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景观上,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种烙印,直到今天     

“一带一路”中 民族文化保护的前瞻性思考

[提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在物质性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国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对于遗址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建设、网络数据平台、历史文化研究等国家均有一系列作为。尽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方面,发挥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力,是“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文化资源的开发及规划方面,尚没有一套成熟的、整体性的、长期性的理论体系作为学术支撑。故学界应从全球化文化危机的语境中,思考“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将会遇到的问题,提出既不违背文化多样性发展,又能积极助推“一带一路”倡议之民族文化国际化进程的理论构架,使中国的“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带一路”外向型发展的重要生力军。近现代中国有过四次国家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其大部分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重合。另外,中国四次国家性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都与相应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线平行并相互呼应,“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也应该积极发掘“地缘文化”的影响力,建立起一条国际化的,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国际化发展线相呼应的文化发展线。     

金代辽宁“宰执”的素质与时代特征

本文着重从金代辽宁文化区的形成上分析了金代辽宁“宰执”的政治、文化和品格素质,认为金代辽宁“宰执”具有与金代历史发展过程相关联的特点,及多民族长期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从金代文化整体上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结合荟萃的时代特征。 本文着重从金代辽宁文化区的形成上分析了金代辽宁“宰执”的政治、文化和品格素质,认为金代辽宁“宰执”具有与金代历史发展过程相关联的特点,及多民族长期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从金代文化整体上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结合荟萃的时代特征。     

开发中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以“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为案例的评述

本文试图通过“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的“个案”分析 ,说明中国“旅游民族”的产生及其影响。因开发“民族旅游”而派生出来的“旅游民族”现象是多向、多因的互动过程 ,既有政府为发展、加速增长、解决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考虑 ,也有被“开发”的少数民族借此突出并推进自身地位及价值的历史、文化意图。“民族旅游”拓宽了中国旅游行业的“产品”范畴和客源种类 ,有利于境内外市场的未来竞争 ,“旅游民族”的出现则强化了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族群身分及其各自不同的文化分野。由于“开发”在目的上的短期功利色彩以及参与“开发”双方之主体性的不对等 ,“旅游民族”每每处于商业化的“被表达”状态 ,他们的想法和声音不同程度也受到干扰和扭曲。如何解决此类可归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与保护”的问题 ,需进一步研究     

略谈“汉人”族称的确认

本文从两汉以来国内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汉民族意识展露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论证从汉朝开始，“汉人”已是不同于“蛮夷”的居民群体。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融合和“汉化”、“胡化”的反复，到北魏末，“汉人”作为族称已为中原朝野所认同。唐朝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大、繁荣，促进了“胡”、“汉”文化交流，“汉”作为民族和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原和边地各族人的共识。历五代到两宋，随着北方民族南下中原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加剧，导致汉民族意识强化，南宋时“汉人”作为族称，最终被历史确认     

重庆市梁平县双桂堂“浴佛”仪规诵经套曲研究

对寺庙音乐的探究,是廓清以寺庙为单位的音乐文化“元系统”构成状态的必要环节.寺庙音乐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记载了区域人类宗教社会实践的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是在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成果,被寺庙文化生态循环系统悄然吸纳,并在寺庙文化生态循环中得以继承、得以改造、得以保护,长久储存至今,等待勤耕于民族文化园地的人们去发现、去挖掘,拂去历史的尘埃,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作用于区域人类时代文化发展的需求,作用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塑.     

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辨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基石.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者对“民族”和“民族主义”一直存在歧义.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政治概念,一种认为是文化概念.笔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既要从政治上界定,又要从文化上界定.只有这样,才会全面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     

“五四”文化保守思潮兴盛的原因及地位

“五四”后的文化保守派和新文化启蒙者一样,都把民族的现实危机与民族的文化精神直接联系起来。但文化保守派认为,“西学”的输入打破了传统道德体系,致使道德堕落、世风日下。因而,他们从各个层面用各种手段来维护传统文化,并试图用民族文化精神作为对抗西方的最后一击;在处理历史功利与道德情感二者的关系上,强调后者。     

中国文化的“共生”精神（下）

中国文化的“共生”精神（下）李禹阶三、“共生”文化的特点由上可见，在“共生”文化氛围内的人类历史活动与社会心理，建立在“类”的整体关系和结构系统上。这些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艺术的历史活动与社会意识诸般表现，又构成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对民族历史...     

“乌钦”说唱艺术的现状与发展略论

“乌钦”,也叫“乌春”,是达斡尔族民间传统的说唱艺术形式.早在2006年,“乌钦”就已经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乌钦”对一个拥有英雄史诗的民族来说,是一种类似于希腊与罗马神话传说的文化精华,它既传承了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社会生产知识,同时也宣扬了伦理道德规范,是一个浓缩着达斡尔族历史精神和繁衍生息的标识.达斡尔族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因此,“乌钦”说唱的传承和发展就更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之所以影响深远,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传统的“用夏变夷”这一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到明末清初的“禁教”、“教学”的文化排外政策再到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主张,可见“中体西用”论的历史积淀很深;而从文化上看,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使然;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