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系统研究

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只有满足公司治理实务的需要才能丰富与完善。本文从公司治理实务需求的角度出发,追溯公司治理实务与理论研究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著名公司治理评价系统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适合中国公司治理环境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与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环境 ,设置了公司治理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并建立公司治理指数评价模型。在对模型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检验的基础上 ,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质量的关键因素 ,国有股一股独大不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良好的公司治理将使公司在未来具有较高的财务安全性、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 ,投资者愿意为治理状况好的公司支付溢价;控股股东的行为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董事会治理状况尚有待改善 ,董事会参与战略决策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监事会治理水平对公司治理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我国经理层治理的总体水平较低 ,激励约束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公司治理水平对信息披露质量产生了影响。     

演进中的中国公司治理: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对公司治理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演进是一条鲜明的主线.     

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进展:国际趋势与中国模式

十多年以来,国际公司治理研究呈现出新的研究态势,具体表现为:在内部治理方面.对治理特征的深入挖掘和对关系网络治理效应的细分研究;在外部治理方面,对法律环境和政治联系治理机理的持续关注;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得到动态优化与调整;研究对象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体;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对金融机构及其治理风险的研究方兴未艾等.本文对上述国际研究趋势进行了探索性的综述.同时.对国内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从内部治理、外部治理、治理评价、拓展研究等视角进行了梳理,并提炼和总结出中国式公司治理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研究主线和分析框架.以期揭示复杂背景下中国公司治理的演进逻辑与研究方向.     

公司治理与中国金融业竞争力提升

公司治理是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的体系。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一国经济发展、产业进步的保障;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长期以来处在较低的水平,这一状况的存在由多方原因造成,其中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绩效差是重要的因素;为在开放环境下保障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有必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以提升金融机构绩效,进而改善金融业的总体竞争力。     

国际经验与企业实践——制定适合国情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

本文从公司治理这一国际性前沿课题的核心入手,论述了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不仅要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更要培育科学运作的公司治理机制。面对各国、地区、组织制定公司治理原则的热潮,在分析世界各国、组织的公司治理原则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企业进入公司治理改革新阶段的时候,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对治理结构进行规定,还需要制定与公司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指导性、非强制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的观点。文章最后分析了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介绍了由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原则研究课题组”研究完成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的内容、特点和创新之处。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与指数研究--基于中国1149家上市公司的研究(2004年)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公开信息为依据,基于2004年的样本,从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及其所涉及的六个维度控股股东治理指数、董事会治理指数、监事会治理指数、经理层治理指数、信息披露指数、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特征和年度差异.2004年公司治理状况较之2003年有较大改善,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产生了积极作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本文对公司治理评价与指数未来研究提出了规划.     

内部制约与外部掣肘：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阻碍

城市治理效能达成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治理主体和治理环境是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关键,城市治理过程中治理环境产生的不适和治理主体存在的缺陷是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主要因素。依据阻碍方式的差异,治理环境可划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治理主体可划分为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内部制约型、内部掣肘型、外部制约型、外部掣肘型四种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类型。这四种类型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方式和程度各异,因而须通过提升内部主体能力素质、加强外部应急管理、优化内部制度环境、提升外部主体能力素质等措施防止城市治理效能达成受阻,实现城市治理效能提升。     

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在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正相关,而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负相关;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与控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正相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也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越少。     

企业治理权的配置:内外部治理的成本收益假说

内外部治理的成本收益假说说明利益相关者的内部治理权和外部治理权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性关系,而影响这种替代关系的关键要素是非专有的专用性资产、内部治理成本和外部治理成本。     

执政环境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全面审视我们党的执政环境、顺应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作出的.目前,我们党执政的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变化,把握这种变化,以制定相应对策,营造有利于执政的社会环境,不断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从泛化治理到分化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演变,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试图用从"泛化治理"(diffused governance)到"分化治理"(differentiated governance)转型的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演变的总体过程。在分析和解释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基本模式和重要特征的基础上,本文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由泛化治理模式向"中央管大事、地方管小事"的分化治理模式的转型实践中所取得的成绩与面临的困难,并提出了推进未来改革的建议。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paper first develop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shareholder value, describes its approach, and discusses some open questions. It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edgeable incom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rights using a unifying and simple framework. The paper then provides a first and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the stakeholder society. It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the control structure described in the first part can be modified so as to promote the stakeholder society. It show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keholder society strikes three rocks: dearth of pledgeable income, deadlocks in decision‐making, and lack of clear mission for management. While it fares better than the stakeholder society on those three grounds, shareholder value generates biased decision‐maki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various methods of protecting noncontrolling stakeholders: covenants, exit options, flat claims, enlarged fiduciary duty.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The Case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paper focuses on some organizationaldynamics that have characterized the pharmaceuticalindustry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whenbio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fesciences have defined a new technologicalparadigm, reshaping many aspects of theindustry, especially the organization ofinnovative activity. We suggest an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of someorganizational settings, as the increasedimportance of skilled scientists within firms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organizationalalliances for the division of scientific labor.Following recent theorizing on corporategovernance issues, which points out theintrinsic organizational and relationaldimensions of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processes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we propose a roleof the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mentioned above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 turn, aninfluence of different governance arrangementson innovative activity. We recall more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give a broaderinterpretation to the relevant variablesproposed. Further, relying on more recenttheories and on literature on firm's boundariesand 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we proposeindustry-specific variables forpharmaceuticals, including internal settings aswell as relations with external actors.Preliminary empirical support is given to ourhypotheses, concerning a panel of large US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元治理”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治理精细化——基于湖北省荆州市S村的调查分析

以湖北省荆州市S村为研究范本,从"元治理"理论视角考察该村的治理精细化过程,研究发现:该村的乡村治理精细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与村级自治有机结合、双重发力,但在实践中存在治理预期与村民诉求错位情形。提升村级治理效能,需要充实、培强村干部队伍,培育村民的治理主体意识,合理赋予村级组织权力。     

乡村契约治理与企业契约治理的异同探析

由于学科范畴与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不同,乡村契约治理与企业契约治理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差异在于:二者在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目标以及契约内涵等方面异质性明显。共性在于:从契约的意义上说,二者都是综合性契约;就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来看,二者都是不完全契约;从运行规则上说,二者都强调契约的规范意义;从治理方式来看,二者都致力于协同发展,因而具有明显的协同性。分析乡村契约治理与企业契约治理的异同,有助于明晰乡村契约的不完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