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发微

《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现存对此语最早的注释是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咸的《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邢昺《疏》:“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又有语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据此,后世学者便普遍认为此语说的是修身所学三门课程的先后顺序,以为其意是说“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研读再三,总觉此解于理难安。孔子讲授课程也许真象《大戴礼记》所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此语却未必是陈述讲授课程的顺序。疑之者有四:     

《关睢》究竟是何诗

《关睢》是一首有争议的诗。当今持汉儒旧说,认为它是讽喻康王君妃“晏出朝”或领“后妃之德”进行美刺的,几乎没有了。但是还存在“婚礼诗说”与“爱情诗说”、“贵族诗说”与“民间诗说”的分歧。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教于大方。一、《关睢》不是婚礼诗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里论《关睢》。“此诗盖周邑之咏初婚者。”今人高亨、李长之、郑振铎、余冠英、吴小如诸先生也都持此说。1980年第二期的《文学评论》《〈关睢〉章臆断》一文也认为:“《关睢》     

(艹晏)、戛、蔸

《高常侍集》中有《奉和储光羲》这样一首诗,诗中有“山(艹晏)浴兰沚,水若居云屏”句。这“山(艹晏)”不知指什么,这“(艹晏)”字也不知读何音。查历来字典、词典、韵书均未见。《储光羲集》中有一首《同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诗,诗题与高适《奉和储光羲》不同,全诗从头到尾句子却基本相同,其中稍有不同的仅“山(艹晏)”作“山戛”,“兰沚”作“兰阯”等。这“山戛”也不知指什么。“戛”字字典里虽然有收,但仅立古代兵器,即戟;礼、法;击等义项,此处与     

宋人“和陶《辞》”考

“陶《辞》”在北宋最先受到欧阳修、苏轼的推重,苏轼谪海南后作《归去来兮辞》追和陶作,并致函命苏辙和作,因苏辙时当谴谪而未果。苏轼去世后,苏辙为表达对苏轼的纪念,发起了约请“和陶《辞》”的活动,同时参与者有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苏门士人。尽管和陶《辞》之举受到晁说之、王若虚等人的批评,这一行为仍起到了垂范后世的作用。通过对宋人“和陶《辞》”的系统梳理,可以探究诸人和作的动因,分析和作对原作辞境的点染与开拓,亦可见部分和陶《辞》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也谈《沧浪诗话》中的“别材”——与洪峻峰同志商兑

自南宋严羽《沧浪诗话》问世,七百多年来,历代学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而其褒贬则又多出于对严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一说的不同理解。洪峻峰同志认为“别材”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作者的特别才能或资质、智力,而是指作诗的材料。(见《<沧浪诗话> “别材”辨》,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714期)根据有二:一是严羽所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中的“诗”指的是诗歌,而不是“人”。二是,严羽的     

从黄庭坚等人的艳曲俗词创作看《后山诗话》之"本色"

本文通过考察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的歌词创作 ,对《后山诗话》中“本色”说的理论内涵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陈后山所谓词之“本色”的提出立足于“艳曲伴娇莺”的社会审美风尚 ,其内涵主要在于肯定艳曲俗词的创作及女音、软舞的表演。     

谈方玉润的《诗经》研究

方玉润(1811～1883),字友石,一字黝石,自号鸿濛子，是清代有名的《诗经》研究家摹妒肌芬皇楸蝗酥厥樱矶嘌芯俊妒返闹骱臀难罚家隽似渲械募狻?方玉润自称要“原诗人始意”,亦即寻求《诗经》本义,这是困难的。来欧阳修《诗本义》中分《诗》义为“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四类。清人皮锡瑞在《诗经通论》中说,“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为本义尤误。” 在孔子以前,《诗》据说是王者“陈诗观风”的工具。《左…     

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

先秦诸子中道家的老聃是一个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 ‘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可见,老聃学说的渊源,跟他担任周代藏书室之史应有直接关系。 老聃做的是史官,也是管理藏书的官。当时的藏书不外乎以史官作的《春秋》为大宗。此外,如《诗》、《书》早已公开传布。《庄子·天下篇》所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足见这些文献并不一直在官府,已有些人 “多能明之”。至于《易》原…     

兴与象:中国文化的原型批评

本文认为原型是一部凝缩和积淀了的人类历史和文化历史,原型批评是一种“精神考古”。历史虽然消逝得无影无踪,但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感觉世界的特殊符号——象征,却用最简洁的形式贮存着人类那部惊心动魄的历史。从原型批评出发,本文分析了中国古老的象征系统——兴与象。作者认为《诗》之“兴”与《易》之“象”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最早对原型的理论表述,而兴象系统中那些富于联系和富于传统的象征物,正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原型模式。从这一理论出发可以看出,兴象根源于远古文化传统;兴象是一种深刻的象征;兴象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依据兴象与原型的联系,文章找到了《易》与《诗》作为表现方法的共同文化基础,阐述了《易》之阴阳与《诗》之男女的逻辑联系,破译了《易》与《诗》作为兴象之物的密码系统。     

巧拙的美学观

陆游叙述自己的诗创作道路,有一个“觉悟”的过程,在《示子》中谈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最后终于懂得:“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从而既反对“琢”,又批评“奇险”,认为“琢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他“诗外”的“工夫”究竟是什么呢?即他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所说的“剪裁妙处非刀尺”、“正在山程水驿中”。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应该植根于生活。 这自然是最根本的问题。但这只不过是创作的起点,而并不足以概括创作方法的神髓。要是我们探索他创作的风格…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尚武主题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尚武主题最初发端于《诗》、《骚》。较早如《诗·大雅》中的《皇矣》、《大明》两篇,描绘周文玉伐崇伐密及武王牧野歼殷之战,展示了周开国之祖的威武气派;《小雅·采薇》写将士“一月三捷”抗击(犭严)狁入侵的壮举;《秦风·无衣》尚武色彩更浓,“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展现了秦地兵士与西戎作战时的高昂士气。《楚辞·九歌》中的《国殇》是屈原的尚武之作,悼楚阵亡将士,勇武悲壮。《左传》中亦有十分出色的战争描写。此时尚武主题散见于各类作品中,尚未形成自己的模式。古代中国确实文武相连。春秋时期,对贵族子弟的培养仍是要求他们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和御便是武技。那时的文人往往文武茉通,并非一般人眼中那些手无缚鸡之     

孔子诗学思想的两种面向——《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的比较

《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关于孔子对《诗》《乐》所做工作的记述,显示出孔子诗学思想的两种不同面向：第一,从《诗》之结构看,《论语》“兴观群怨”是对人生意义的全副涵盖,《孔子世家》“四始说”突出了人伦之道与政治教化。第二,从“乐”之功能看,《论语》侧重于涵养君子的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孔子世家》着重于维系天下的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第三,从孔子师生之间论诗的对话看,《论语》是对《诗》的哲学阐释,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特质;《孔子世家》突出了孔子为天下修道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其政治哲学倾向非常明显。两种文本中,孔子诗学思想的不同面向,是理解孔子儒学与汉代儒学不同旨趣的诗学维度。     

读任本命《〈天问〉试译》

拜读任本命同志的《〈天问〉试译》得益颇多,首先是对原文顺序作了一些调整后,读起来确实感到连贯不少;其次是译文尽量做到通畅自然,忠实于原文。当然,见仁见智,译文也就不无商榷处。笔者不揣冒昧,对某些译句想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此就教于任本命同志及大方之家。一、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任译:女歧没有丈夫,生了九个儿子是何缘故?”)何谓“女歧无合”?首先得弄清“无”字,诸家皆以否定词视之,误矣。“无”当为疑问词,《古书虚字集释》云:“无,犹何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何常之有”?注:无常位也。则“何”可训“无”也。《诗·小雅·谷风》:“无草不死,无木不萎”,《中     

“之”在诗骚中的一种特殊用法——“谁之永号”谈起

《诗经·魏风·硕鼠》中有这样两句诗:“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对其中的“之”,古今都有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说:①“之”是动词,此说源于郑玄。《郑笺》:“之,往也。”此说影响甚大。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就将“之”解释为“往”,并将此句串讲为“谁去了还长叹呢?”②“之”是句中语气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之,其也。谁之永号犹云谁其永     

李白《草书歌行》真伪

《书法》杂志八二年第五期载胡济沧先生《李白<草书歌行>辨伪》一文,提出了五条理由,最后断定《草书歌行》决非李白所作。我以为他的论据是欠妥的。 该文说:“今按李白集子里确有贾至《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一诗,但事买上李白未果此行。”因为他们又恰遇李晔,三人有同游洞庭湖数篇之作;又碰到杨召卿、陈太守“话旧迎送,到岁暮还留在岳阳”。“我在集子里遍找李白的行踪,除了这首有争议的诗以外,看不出他和怀素     

评“崛起的诗群”掌握世界的方式

徐敬亚的长篇论文《崛起的诗群》无异于向人宣告:一个带有现代主义哲学与艺术倾向的诗歌流派,已出现于中国当代诗坛。所谓“崛起的诗群”的艺术体系,在徐敬亚的长文中已经备述。而其中,“对诗歌掌握世界方式的新理解”,我以为是贯穿这个体系的一条纲,相当重要。因此,本文打算联系“崛起的诗群”中其他人的看法,来对徐敬亚同志的这个问题作一番考察。在考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来谈一谈“崛起”论者对诗人和诗的独特认识。在《崛起的诗群》中是颇引用了他们中一些人的不少话来阐明他们的独特认识的。他们认为:既然是诗人,就应该勇于向自己的“内     

韦庄《秦妇吟》失传之谜新探

本文对《秦妇吟》的失传原因作了新的探讨,得出新的结论。认为韦庄热心政治、关心时局,创作《秦妇吟》的初衷在于提示唐末战乱胜败内在原因。诗中通过对双方力量的艺术对比,得出了“官不如匪”、官兵自毁长城的结论。因此奠及了统治阶级的隐痛,遭到了“公卿多谤”、群起而讳之的待遇,在外部压力下,韦庄为全身远祸,采取妥协态度——起而自讳,致使该诗湮没千年而不传。     

《诗》《佹诗》荀·屈两赋的渊源试探

《诗》有“二南”吟及江汉(《汉广》、《甘棠》、《江有汜》)南冠羁客可奏楚音,而郑庄《大隧》之赋,孔子去鲁诸歌,何莫非南声之变?盖“赋者铺也,不歌而诵”,它崛立于楚地,与“诗”并称,并非“六义”的附庸(班孟坚的说法有问题)。良以春秋时各朝聘,士大夫多赋诗言志,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否则有辱君命,但是这“言”的根本,并非只是“风雅”,《三百篇》外,还有“(?)辞”(类似谜语)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旨,测验对方的智力,“(?)辞”也有底本唤作“隐书”,不熟悉它,回答问题便对不上号。特别是到了战国,荀卿称之为“佹诗”(佹音Kuā,读如诡,盖以诡异激切之辞,言天下不治之意者也),据说是作给楚国的当政者春申君黄歇看的,以此得为楚之兰陵令(兰陵,地当为今之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     

关于鲁迅诗《自题小像》的几个问题

关于鲁迅诗《自题小像》,长期以来争论很大,但有些问题仍未解决。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对这首诗以至对鲁迅早期思想的了解。近年来我们在探研这首诗时,对几个问题有了一些新见,愿提出来,请大家指正。 关于诗的题目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鲁迅这首诗原先没有题目,题目是接受赠诗的许寿裳后来加上去的。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看的,现在看来此说来必妥当。凡鲁迅赠人诗,诗后大抵都有文字,赠许寿裳的“惯于长夜过春时……”、“曾惊秋肃临天下……”等诗是如此;在《呐喊》扉页上题诗赠日本友人山县初男时也是如此,并明确写明“自题十年前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