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首相访华与中日关系发展”笔谈

各位作者的核心观点综述如下:(1)在中美博弈的架构下发展中日关系尤为重要,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治互信,用"东亚方式"来解决问题。(2)安倍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本质上是"避险平衡外交"。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也需要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3)安倍作为右翼政治家,在思想与现实方面摇摆不定,发展中日关系要晓之以理。(4)在安倍政府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背后,应该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历史上的以小博大和与强结盟的国际关系行为,要加以警戒。(5)安倍访华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存在诸多近期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双方关系的改善能够促进民间往来,对地区局势缓和也有积极影响。(6)中日关系存在着积极的确定性因素,包括日本长期政局的稳定性、安倍个人需要政治遗产和日本内政外交的稳定性等,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美国对中日关系改善的认知和日本自身的意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采取了更为实效的即"低调"的方式谋求双边关系的改善。     

论中日"囚徒困境"的存在及逃逸

本文试图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中日关系发生困难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点解决问题的思路。目前中日关系已在重复博弈中陷入了“囚徒困境”状态。“囚徒困境”不仅为第三方势力提供了渔利的空间,直接损害了两国战略利益,而且其“溢出效应”还损害了全体东亚人民的利益。只有透过中国和平发展的参照系考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把握当前中日关系困难的本质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前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基本处于同一层次,都追求区域战略利益,双边博弈属于暂时对称性博弈。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持续进行,中日博弈终将从对称性博弈转变为非对称性博弈,中日“囚徒困境”最终将烟消云散。因此,中日关系的根本好转必将是一个“自然过程”。现在中国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足够的耐心,等待着让时间解决这个矛盾。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形成背景、基本特点与核心理念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年后,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和双边关系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双方进入战略博弈期。中日新型国家关系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双边关系更为复杂,有时甚至面临严峻的考验。二是双边关系一般不会超出"斗而不破"的底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应严格恪守四个政治文件,实现真正的平等互利双赢,这是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核心理念。     

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

二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深受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尽管国际体系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中日关系本身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已超越了国际体系因素对两国关系的作用,中日关系的演变正愈益成为改变亚太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日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走出两国关系的困境,着眼于重建中日关系的未来。     

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经济含义

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将构成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核心内容,也将主导未来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经济层面的互利合作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占据突出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中日双方提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背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为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采取的合作举措,以及战略互惠关系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可能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中日关系"重新定位"问题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在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双方相互作用方式均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进入两国关系史上第四次重新定位时期。在此次重新定位进程中,中日关系已经历了两次"政冷期"和"恢复期",有了两次中期成果。此次重新定位的目标有最低、中间、最高三个层次。目前中日关系正处在由最低目标向中间目标过渡的时期。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则是这一时期的努力方向。     

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CSSCI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日澳安全关系探析

日澳安全关系贯穿于双方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交往之中。期间,日澳演绎了间接盟友、敌对、伙伴、同盟等安全关系范式。20世纪末,在日澳双边关系中日益凸显的安全关系,不仅是双方强化的重点,也是亚太安全体系的焦点。当今,日澳对双边安全关系模式的构建,既反映了日澳安全战略的发展动向,也触发了亚太安全格局的微妙变化。本文从纵向的视角来分析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演变,揭示其本质特点,探讨其目前面临的挑战和今后发展的方向。     

2007：中日关系处在“关键年”

2006年10月,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的访问。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被称之为“融冰之旅”。中日关系开始走出了持续五年之久的“政冷”低谷。两国高层互访标志着中日关系新局面的形成。随着2007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的继续“回暖”,这段时期也将成为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尤其是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确立,双方必须克服各种困难和干扰,为形成更加和谐的双边框架而努力。综观两国近年来的关系变化,可以说2007年,将是中日关系重新定位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年”。     

从“双层博弈”理论看冲绳基地问题

安倍政府在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的博弈目的在于,借国内外"双层博弈",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特定逻辑。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内涵具有不明确性。安倍政府亟须借助围绕基地问题的"双层博弈"等途径,建构全面指导日本内政外交的"积极和平主义",以期既能使基地博弈成为实现大国发展战略的一环,又能使"实现特定意义下的军事政治大国化"的政策逻辑得到具体"实践",影响并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惯性思维,进而使人们无意识地忽略"确保日本安全"与"军事政治大国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安倍政府甚至可能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聆听历史启示发展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经过了古代两千多年的友好交流史和近代60余年的日本侵华史,给两国处理和发展当今中日关系留下了很多教训和启示。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至今,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第五次高潮时期,同时也是有史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得最稳定、平等、健康的历史时期。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并且进一步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和磋商。为了增进理解,两国政府首次组织并成立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通过对古代、近代、当代不同时期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     

From administeri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o reg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game analysis of evolution in the pattern of governance by the government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等。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论日本太空战略与日美拓展“同盟对接”

日本自2008年推行太空战略,经历了初始、调整、重构三个阶段。安倍第二次上台后重构太空战略,将其置于首相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各政府部门统一运作的政策执行体制下,并通过每年修订《太空基本计划工程表》等推进太空政策。日本将单独发展太空军力与日美太空合作相结合,在建设日本军用、军民共用的太空系统的同时,利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及民用的太空系统。日美同盟的"集体自卫",从陆海空域延伸到了太空,双方的海洋战略与太空战略实现对接,联合作战具备制度保障。     

中日双边互动模式:情境与调控

中日双边互动的发展有着定向、评价和控制的阶段性特征.中日相互依存与双边互动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中日关系可能显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和而不同"等情境.理性调控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双边互动的有效模式.     

中美贸易战: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

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是中美关系近年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是经济、战略、政治和特朗普总统本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作为贸易战的挑起方,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相对优势,围绕道义、法律、中国身份、技术、联盟和具体公司等领域对华重点施压,中方也在相应领域对美采取反制措施,迫使美国用谈判方式解决双边贸易摩擦。从进程看,经济和政治因素深刻塑造着贸易战的走向。总体上,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和安全外溢性有所加强,容易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诱发因素,需要双方进行严肃管控。     

世界格局演变与中日关系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地区格局、大国关系格局等三个层次的国际格局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中日、中关、日美等大国关系格局对国际形势影响最大,国际格局演变与国际力量对比消长有关,而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又与国家发展模式正确与否有关。从中、美、日、俄四大国兴衰与力量对比的演变历程看,国家发展模式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日本民主党执政后,开始摸索日本国家模式的转型,把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当前国际大格局有利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有利于中日推进战略互惠合作;但对民主党政权的外交政策及中日关系前景,我们应持谨慎乐观态度而不能盲目乐观。     

中日两国全面对撞关系的深层机制探析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表明,两国关系正步入一个新阶段——一种全面对撞1的阶段。对于这种状况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东亚权力格局变迁或某个国家领袖观念和执政方式的改变上。这个地区的主要国家在格局变迁压力下国际战略的重新定位和中日两国的对立性民族情绪,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意味着,格局、战略与文化三个变量共同推动了一种中日全面对撞关系的出现,构成中日对撞关系的深层机制。为此,要想改变这种局面,避免两国陷入敌对状态,就必须深入理解这个深层机制,并对之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保障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对等平衡: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目前中日关系的态势,可以称之为“对等不平衡”。所谓对等,或者不对等,是指两国之间的综合实力对比。所谓平衡,或者不平衡,则是指两国关系所处的现实状态。如果双方不愿、或者无力改变由实力对比造成的客观局面,从而使这种现实成为两国交往的实际基础和前提,这种状态谓之平衡；反之,则为不平衡。拿这一标准去衡量中日关系的历史,可以归纳成三种状态,即：不对等平衡——对等不平衡——对等平衡。第一种状态可概括历史上的中日关系。即一方面,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相差悬殊,而另一方面,处于劣势的一方无力改变由此造成的客观形势,不得不以此为前提来处理两国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平衡状态。这里面又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强大,日本师从。如在日本的邪马台国时代至隋唐时代,日本统治集团为稳定国内局势,全方位、大规模地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甘冒风涛险阻,一次次派遣大型使团和留学生前来中国,其学习的积极性实属罕见。这期间,也发生了日本不甘居下位、向中国提出挑战的事情,比如在精神层面,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在给中国隋朝皇帝的国书中,刻意使用“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表述方式,力争与中国“对等”；在实力方面,公元七世纪,为在朝鲜半岛获取势力范围,不惜与中国刀兵相见。但是决定这些挑战最终结果的,还是实力。中日之间相差悬殊的实力对比,使日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实,在这一前提下维持了几个世纪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