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日本的东亚政策与东亚现代国际体系

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外部力量对东亚既有秩序的冲击、以及东亚内部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日本与美国在东亚的扩张和渗透、对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变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东亚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美日两国的东亚政策经历了从妥协走向冲突的过程。导致美日冲突的实质是两条不同的国家发展路线之争,是原则之争,这是美日之所以走向战争的根本原因。1945年之后的日本东亚政策的惟一重大变化是手段的变化,从军事手段转变成经济手段。美国在东亚秩序中扮演强权的角色一直未变,正是由此之故,开放地区主义成为了东亚秩序建构的必然特征。     

美国霸权与东亚:一种制度分析

东亚是美国霸权的主要支撑点。冷战期间,美国霸权的东亚布局出现了美日关系由主从同盟关系向平等伙伴关系演变、美中关系由对抗演变为非正式联合抗苏、美国筹划通过多边制度建设融入东亚经济等变化。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从经济和安全两个层面重构其霸权结构。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以安全双边合作为主要模式,辅以经济多边主义,并强调安全双边主义与经济多边主义的相辅相成。美国东亚战略布局的调整既给东亚诸国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也带来了震荡和挑战。     

抗战胜利后美国东亚战略的转变--历程、动因及其教训

1945年中关抗日同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饱受外强欺辱的中华民族 而言,是一百年屈辱史的总决算,是中国收复台湾统一全国的时刻。而在罗斯福为战后世界 安排设计的蓝图中,美国延续了战时中关同盟的基本格局,并以此构成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 即“联华抗苏”、扶植中国、压制日本军国主义。但是,美国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 1949年前后,出于反共反苏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其东亚战略在朝鲜战争后出现了根本性逆 转,即由从前的“扶中抑日”转变为“扶日制中”。美国东亚战略的转变,对东亚格局特别是台 湾问题产生了严重影响。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衡逻辑——兼论中美互动的关系样态

在权力转移的宏观场域中,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嵌入了现实主义的制衡逻辑,主要目标是抑止中国的权力增长。美国运用丰富的资源和工具对中国采取复合型制衡策略,包括提升自身实力、运用联盟资源、利用海洋争端、借助国际规则等多种制衡方式。由于制衡存在巨额成本,且加剧了中美猜疑的螺旋上升,容易诱发中美战略冲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受自身权力生产能力下降、东亚二元结构及联盟关系不对称和中国反制衡能力提升等因素影响,其成效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中美两国应该转变思维,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互动范式,努力走出"修昔底德困境"。     

封贡体系:一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关于古代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     

封贡体系：-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关于古代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     

社会互动结构与社会责任结构的转变——中美比较

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 ,描述了美国社会在２０世纪的社会互动结构的转变过程 :“在过去的社会结构中 ,自然人是基本元素 ,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是原始性的联系 ,在新型的社会结构中 ,新出现的法人行动者担负了原先社会关系所承担的大部分职能 ,原始性的关系已退居次要地位”（科尔曼 ,１９９９）。科尔曼从两个方面解释美国社会的这种转变。首先是经济领域 ,人们的活动由主要集中于社区内部扩展至全国 ,许多产品由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转变为在全国性的大公司生产并供应全国性市场。全国性传播媒介的出现 ,也为集中生产的制造商开辟全…     

中国东北近代历史与东亚的关联

近代以来东北疆界的变化,直接关系到19世纪末以来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与大国势力博奕,进而成为直接影响东北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国际环境因素。影响东北地区社会变迁与历史发展的主要外部影响,大都来自于俄、日、朝等东亚国家,而东北地区也正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逐渐成为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列强势力最为集中因而最具国际性或东亚性的一个热点区域。到20世纪上半叶,东北地区历史与当时的东亚史才呈现出了全面的密切关联与互动的趋势,东亚因素实际上成为影响东北地区社会历史变化的最直接外因。中国东北是从19世纪末的近代历史时期以来,才成为东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才开始逐步具有东亚性并成为近代东亚地区最具有"东亚性"的一个区域。从克服一国中心主义的全球史乃至东亚史视角而言,中国东北近代史既是东亚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     

特朗普政府对东盟政策走向

美国对东盟政策是影响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进程的重要变量,对其政策走向的研究,是保持东亚一体化良好局面,维护周边稳定合作大局的一项重要研究议程。奥巴马时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驱动下,美国加强了与东盟关系,试图以东盟多边机制为着力点,主导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进程,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然而,这一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新政府对东盟政策出现变数,在参与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进程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兴趣可能会减弱。但从美学界讨论、官方文件、政策实践方面来看,美国不大可能改变已有的亚太战略目标,在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方面,余地也比较有限。这意味,美国参与东盟区域合作议程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东亚现代化的前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东亚各国在冷战后的世界体系中占据着有利地位。表现在：美国战略向亚太倾斜，从而促进美国对东亚的投资、技术转让和人员交流，提高东亚国家的发展层次；东亚各国在外资、外贸和外债方面具各良好的条件。不过，到下世纪初，东亚还只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还不是全球的经济中心，仍处于较低的发展层次。东亚经济联系有许多特点：一是存在多个经济发展中心；二是现代化扩散的层次明显；三是多种形式的次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东亚经济的崛起将为世界提供一个非西方化现代化榜样，如果东亚新兴工业国形成群体，将对全球经济基础产生深刻影响。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亚洲意识也将逐步增强。     

“统一预阻”:美台安全合作的楔子战略视角

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台海政策相较于以往仍存在一定的延续性,这既包括其具体台海政策的延续,更包括政策背后美国联盟政治战略思维的延续,其典型表现即是美台安全合作的持续与深化。本文提出,美台安全合作是美国长期以来打入两岸关系中的一个楔子,其并非仅出于制衡大陆的战略考量,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统一预阻"的楔子战略目标,预防美国在亚太区域的联盟体系被弱化,维系美国对东亚安全秩序的主导权。"统一预阻"即动员自身战略资源实施楔子战略,预先阻止两岸统一。美国"统一预阻"楔子战略的动因主要包括两点:其一,在美国保守的联盟思维中,若两岸统一,那么台湾地区作为美国"准盟友"的角色将会丧失,这可能导致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怀疑美国主导亚太的能力,并在安全层面上倒向中国,进而会弱化美国在亚太区域的联盟体系;其二,于美国而言,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其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极大增强,美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势力范围战略部署可能因两岸统一而被迫东移,美国及其盟友在西太地区战略利益可能面临重大威胁。通过实施"认可"型楔子战略,美国动员较少战略资源即可收获较大的战略效益。本文旨在尝试从联盟政治理论层面为探讨美台安全合作提供一个新的楔子战略视角。     

美国对日外交的多维审视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为应对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崛起和日本政坛"地震"的多重挑战,采用"巧实力"外交手段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骤变为由,利用自身的军事优势、联盟体系强行介入东亚地区事务,形成对东亚地区的"主导"。通过对日多层次的"沟通",影响日本当局对区域安全局势的判断,使日本放弃了塑造新的地区秩序意向,回归到寄自身安全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结构的传统道路上,最终完成了对鸠山政权调整日美两国关系意图的压制,在日本政权更迭之际成功地维系了美日两国"主从"关系的现状。美国对日外交对我国维护东北亚安全利益具有重要启示。     

论美国东亚经济一体化战略的调整与日本的战略响应

美国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战略经历了有限支持、局外搅局和局内控制等几个次大的调整,而加入TPP是美国深度介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战略大转轨。这一战略大转轨的目的就是诱使相关国家牢牢地捆绑在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的战车之上,迟滞东亚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势头,巩固和扩大其在东亚的战略利益。日本作为东亚的主要国家之一,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也曾提出自身的一体化战略。但是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其战略主要是与美国相符合的。美国东亚经济一体化战略大转轨给我国的和平崛起带来了严峻的影响,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予以积极地应对。     

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中占据"压舱石"的基础地位、扮演"推进器"的重要角色,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理应涵盖经济关系。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一要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包括新兴市场整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严重和地缘经济布局重大调整等主要趋向;二要契合新时代区域合作新棋局,即在欧美区域合作遭遇反动的背景下,东亚区域呈后来居上之势,中日作为东亚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理应在推进东亚合作、再创区域合作的"东亚奇迹"层面携手共进;三要契合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包括"一带一路"统领大局、双向投资均衡格局、进出贸易并重布局、东西海陆联动全局和参与全球治理新局等重大趋向;四要契合新时代日本开放新布局,包括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从对外投资到引进外资、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从多边体系到区域框架、从美国中心到多元拓展等重大态势;五要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新开局,为此要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顺应实力对比关系与相互依存地位的巨大变化,当前尤其要消解疫情冲击并引领疫后合作。     

关系互动、身份调整与外交决策——解析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1972—1979)

中美关系从破冰、缓和到最终实现正常化历经了长达十年的曲折反复。尽管当时中美面临着共同的外部安全威胁,也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但为什么两国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最终实现正式建交?事实上,中美仅存在共同利益基础是不够的,要实现关系正常化需要两国改变对彼此的负面认知,而这一进程只有在外交层面的关系互动中才能实现。本文借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探讨中美关系互动,认为正常化是外交决策中一国自我身份朝两国共同的建交目标调整的动态过程,而关系互动是身份调整的动力。以中美关系缓和为标志,两国开启了为实现建交的关系互动,美国自我身份开始趋向共同的建交目标;在尼克松晚期、福特时期和卡特早期,中美关系互动出现反复,美国身份在自我调整中偏离了建交目标;但到了卡特后期,中美关系互动深化,美国自我身份快速地从偏离建交目标走向关系正常化。探讨关系互动也有利于新时代中美澄清对彼此的认识,改变思维定式,避免误判,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正向推动力。     

基于过程的政治信任及其有效性释义

政治信任意指,基于规范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寻求有序政治生活以及规避风险的需要,在政治体系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建立在对于政治体系的良好心理预期并有所托付以及政治体系给予回应基础之上的政治心理现象与交互合作关系。从过程上看,政治信任内涵了公民对政治价值的公共性认同、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确认、对政治文化的观念性支持以及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性实践,并在政治过程中突出表现为鲜明的现实性和有效性。而且,基于"有限性"、"有为性"、"结构性"和"现实性"之政治信任有效性在当代中国集中体现为对当前凝聚改革共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持与期待。     

战后东亚的依附与发展

二战后 ,东亚地区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与其对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密切相关 ,而东亚在战后面临的国际环境变迁以及地缘政治重要性则是这种依附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根源。这种依附在四个方面给东亚带来了发展的基本要素与独特的机遇。然而 ,由于东亚的发展是在依附中产生的 ,就使得东亚的依附性发展具有双面性 ,一方面依附促进了发展 ,另一方面发展也隐含了结构性的危机。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政治文明探析

从社会与国家关系角度来看,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在于构建互动平衡的社会与国家关系。以此为视角,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行历史检讨的结果表明:对我国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急需构建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人权体系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国家体系的不可分割性,从人权保障原则出发的改革将是整个国家体系的创新。以此为基点,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必将产生,也势必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的转变过程分析——基于角色理论的探讨

冷战后日本的国家角色经历了由"民生大国"向"正常国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东亚政治格局的两个重要双边互动结构——美日和中日,限定了日本所应扮演国家角色的内容,同时也制约了日本的对外行为。面对双重互动结构所形成的中美两国的对日不同角色期望,日本政府分别以角色交替和角色转换的手法来化解自身所承担角色的内在冲突,缓解了东亚地区局势的内在紧张。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政府明显背离了中国对它的角色期望,开始以一个现状改变者的面目出现。这种改变打破了东亚国家间原有的共同期望,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安倍外交依旧处于"角色试扮演"的阶段,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并未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完成角色的重新分配。日本最终只能回到安倍执政之前所确定的国家角色中去。     

亚洲“四小龙”与长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对比研究

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通过结构转变与体制转轨的互动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演进的过程。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产业结构转型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然而在结构性矛盾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下,长三角产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为此,长三角地区需要从产业政策、软环境、政府主导和教育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