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

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而且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视角出发,将我国70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初步分为积极探索、主动引入、学习应用和参与引领四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以完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全面深入推进"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进程,不断提升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介绍了"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几次重大变化,探讨了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巨大挑战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分析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提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所需满足的几个前提条件,并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计划;加强与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经济安全视阈下日本确保核心行业安全的途径和方法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明显增多。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风险,致使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进一步紧张。为此,日本认为确保核心行业与技术安全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日益将经济技术问题安全化。近期,日本国会通过了《日本经济安保法》,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通过官民一体形成“统一战线”的方式确保这些核心行业与技术的安全,将其从企业微观层面的治理上升到国家战略和全球治理宏观层面,成为维护日本经济安全、参与大国博弈和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中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与方案

过去40年我国在建设开放经济中主动构建适应开放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规则体系,持续提升参与开放经济发展、 合作与竞争的能力,积极有为履行开放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当前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政治格局调整冲击、 开放经济治理能力学习"天花板效应"以及全球长期停滞风险限制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必须加快从适应规则到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规则的转变,提高适应开放经济的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优化财政、 货币与汇率政策调控并加强全球宏观调控政策协调.     

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思想与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经济治理新思想,提出了"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新路径。在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路径的指导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打造新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实践创新,提升了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促进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的增长,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CSSCI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欧盟重视参与互联网组织管理的政策动向

欧盟近年来开始重视并积极参与互联网的组织管理过程，不仅制定了相关政策，而且促进这个领域多边环境的形成。欧盟对互联网的这种态度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互联网已从美国网络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全球性网络，对它的组织管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     

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内涵

在全球治理形势日益复杂的当下,重新反思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有助于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延续和当代新发展,既是对资本侵略扩张逻辑主导下的全球现代性的超越,同时也是对仍陷于现代性思维框架的西方全球正义话语的超越,体现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在塑造新型人类文明的视野下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全球治理新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品格,也是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恶化的情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贡献。     

超越“门罗主义”: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与北极治理机制革新

目前北极治理呈现"门罗主义"特征,即北极圈国家在主导北极治理的过程中推崇"北极是北极国家的北极"的理念,并通过制度安排将"门罗主义"理念确立在北极理事会、北极经济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中。北极气候环境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北极治理全球性需求与"门罗主义"主导北极治理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始于2016年的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作为北极科学领域的新机制,为世界各国、国际组织与科学团体等相关行为体参与北极科学合作提供平等的交流平台,促进北极事务决策者和科学界的"直接沟通",具有超越北极治理中的"门罗主义"特征的潜力。中国应通过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学合作,提升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适时助力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由北极科学事务的推动者转变为决策者,消解"门罗主义"北极治理对北极圈以外国家的边缘化和制度性歧视。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展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作为维护世界金融秩序、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安排,对推动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相对上升。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并未根本改观,且仍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面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发展变化,我国须立足于自身的根本利益,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探索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新思路,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求同存异,寻找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国际金融协调中采取稳健与审慎的立场,在具体政策措施上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全球海洋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基于实证的研究

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凸显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价值。既有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广泛地承担海洋研究与管理、政策游说、产业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公众教育等工作,并已成为实现全球海洋“善治”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种路径,非政府组织活动同国家及国际组织形成了协同与监督并存的互动模式,深刻地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走向。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时,应当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警惕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趋势和“垄断”现象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威胁,着力发展适于我国现实的“公私协同”海洋治理模式。     

国际行政法之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际法治

国际行政法是针对跨国行政活动和国际治理中的国际行政合作关系作出的规制和调整,是在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其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是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中善治标准的实现需要引入行政法等一系列工具,因而全球治理的提出与行政法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关联性,行政法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即规则制定、冲突利益间的行政裁决,以及其他形式规制性和行政性的决定和管理。目前,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     

论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形势

关于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形势,本文只拟讨论以下几个问题:日本经济前五年的回顾——从危机走向回升;今年日本经济的动向;世界经济中一些新的重大变化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今后几年日本经济形势展望。     

日本低碳经济战略简析

日本的低碳经济战略,是其顺应全球气候治理兴起的大趋势,为推动节能减排、应对经济长期低迷和推行环境外交政策而制定的一项长远战略规划。为此,日本政府增设并强化了应对气候变暖问题的组织机构,出台了若干指导低碳经济发展的行动纲领和政策文件,并积极推动相关政策措施付诸实施。日本的低碳经济战略是一项超越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本身的社会转型战略。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好同美国等其他"伞形国家"的政策步调,是今后日本政府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从组织控制理论视角看战后日本的企业治理

奥沙利文的组织控制论认为,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企业创新活动,而且创新过程具有累积性、集体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创新企业的治理需满足三个条件,即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经营者决策。这三者的结合是对创新过程中的关键投入——知识和资金的组织控制,而不是市场控制。日本的相互持股、主银行制度、终身雇佣制和企业长期连续性交易关系,是有效支撑组织控制相互耦合的制度安排。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该制度安排也在不断演化。未来支撑日本企业创新的制度安排,将是组织控制与市场控制在更高层面上的有机融合。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思考

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就是逐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20年.为适应这一形势,我国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迅速实现产业优化、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尽快健全金融法制,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积极稳妥地开放金融市场;树立全球意识,选择优势产业,不断提高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并走规模经济之路,集中力量培养一批中国的跨国公司,使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以分享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益.     

日本跨境数据流动治理问题研究

学界关于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研究大多聚焦欧盟和美国,而关于日本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实现专门化和细分化,且主要存在三方面的不足:政策演进研究不够系统,内在动机研究不够深入,规则研究不够专业。从演进特征看,日本政策推进起步晚但效率高;政策方向沿着国内立法及修法一双多边国际协议一推广全球理念与规则的路线进行。对于未来跨境数据流动全球规则的形成来说,日本具有自身独特优势。强化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是日本对冲经济衰退风险、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其制造业竞争能力的内在需求。从战略层面看,日本加强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根本上还是为提高网络空间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秩序主导权,抢抓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话语权。中日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上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应该从现有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合作机制中选择和借鉴合作模式,同时也可以根据中日各自的国情探讨新的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