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派”与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考察

日本修改宪法的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倾向。日本修宪的主张起源于战后日本的"修宪派"。"修宪派"在战后初期曾遭到美国的压制,一度获得政治主导权之后曾立志摆脱美国主导的所谓"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但是他们的尝试没有成功。安倍晋三是"修宪派"的继承人,他利用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再次提起修改宪法问题,为摆脱"战后体制"、加强日本独自的防卫能力进行挑战性尝试。安倍虽然强调强化日美同盟,但是骨子里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要摆脱美国主导的"战后体制",摆脱美国的控制,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     

日本参议院选举与修宪走势分析

继2014年1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公明两执政党控制众议院2/3以上绝对多数议席后,在第24届参议院定期选举中,以自民、公明两党为核心,包括"大阪维新会""重视日本之心"在内的"修宪势力"赢得参议院2/3以上绝对多数议席。参议院选举后,修改宪法这一课题被提上日本国家的政治日程,安倍任内完成修宪课题的最佳时期到2019年7月。第九条被修改的可能性低。最终形成的"修宪方案"或是以追加"紧急事态"等新条款为主的"微修改案",其实质是"试修宪"或"技术性修宪",即以绕开"核心议题"(宪法第九条)从"界外地带"突破——给宪法"追加"容易得到舆论和国民理解的新条款的方式,达到"修改了宪法"的目的。安倍任内完成这种"试修宪"或"技术性修宪"程度的修宪是可能的。     

当前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

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并非必然以和平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曾切实遏制了政府的修宪进程。面对第二届安倍内阁制造的又一次宪法危机,日本知识分子积极开展护宪运动,实际改变了政治议程与社会舆论,体现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其代表性思想是立宪主义。现有知识分子护宪团体能否坚持在国民主权、立宪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与政府违反宪法、违背民意的行为进行斗争,将直接影响未来宪法问题的走向。     

日本修宪动向的由来与发展——以宪法第9条为中心

在今年1月20日召开的第147届日本国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众参两院分别设置“宪法调查会”并开始工作。以此为标志,战后几十年来一直争论的修宪问题正式纳入了日本立法机构的日程。日本有舆论称:关于修宪问题的讨论,将会使日本政治斗争尖锐化,并可能导致政界重组。1日本为什么要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具体要修改什么?修宪的前景如何?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一、宪法第9条与日本国内的修宪斗争1945年8月,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彻底失败,随后美军占领日本。为了彻底铲除日本的军事力量,摧毁竞争对…     

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

二战后,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一方面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的法律效力。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效力,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基础。自民党的执政经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以及中日战略互疑的加深,构成了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为强化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力度,加大干预国际安全事务,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根本目标,安倍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从修宪层面来看,在中长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严重背离,不但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形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     

安倍赢了,可以修宪?

正安倍政府将如何带领日本前行?世界警惕地观察着。日本参议院选举最终开票结果 7月11日揭晓,自民党、公明党、大阪维新会、珍视日本之心党以及赞成修宪的无党派议员合计议席达到参议院2/3以上。因执政党在众议院掌握2/3以上议席,修改宪法的基本环境具备。虽然要想实现修宪还需经过全民公投,但这一     

宪法视野下的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

安倍内阁在解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先后采取了两种法律方式:直接修宪和解释修宪。从宪法学和宪法实务的角度看,两种方式都存在诸多问题。直接修宪方式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将直接破坏《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理,同时还破坏了《日本国宪法》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的法源位阶关系。解释修宪方式超越了内阁的宪法解释权限,并且内阁的宪法解释及其修正案不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通过内阁会议形式修改宪法解释也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尽管法律层面上存在诸多问题,但综合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局势等各方面因素看,解释修宪方式未来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安倍修宪与日本国家战略目标探析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大变革的时代,日本今日的修宪与20世纪相比,在目的和作用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安倍政府将修宪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秉持强烈的"使命感",致力于实现修宪问题的"历史性突破",赋予修宪以更新的内涵、更多的功能和更重要的意义。囿于"冷战"思维,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发展潮流下,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部分日本政客虽身处21世纪,依然将"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奉为世界政治格局体系之圭臬。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交融与作用下,安倍修宪似将水到渠成。以追求"正常国家"为战略目标,以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政治夙愿的修宪行为,不仅会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也将对亚太地区未来的安全形势构成一定威胁。     

90年代后日本修宪论及其特点分析

20 0 3年1 1月2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说:“自卫队或者是国家军队,或者是阻止侵略的基本集团。自卫队是军队,这是常识。”“为了避免出现自卫队违反宪法的议论,就要修改表达方式,要修改宪法第九条。”1 小泉上台执政后,已经多次表示要修改宪法,“修宪”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政府面临的最重要政治课题之一,其走向直接关系到日本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抉择,关系到是否还要坚持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路线的本质问题。本文试对近年来日本的修宪动向、特点及其前景作如下分析和判断。一、日本社会各界的宪法意识及其立场　　冷…     

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

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武析安倍政权的虱家战略——以安倍政权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

安倍上台后，积极推动修改宪法。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加强军事部署，采取演习、阅兵等手段威慑中国，表明绝对不会让步的决心。日本非法“购岛”一年多后，仍然执意在军事领域对中国强硬，在钓鱼岛争端中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日本新的国家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在各个阶段其目标、手段和内涵是不同的。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中曾根康弘打着“战后总决算”的旗帜，追求政治大国化。安倍上台后，日本的国家战略面临新的转型。他提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追求军事大国化。     

翻案、修宪、扩军:安倍内阁的右倾化动向评析

安倍内阁的右倾化内政方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否认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彻底摆脱战后体制;不断挑起事端,借此强化军事力量。安倍内阁执意大力推进上述政策,原因有多个方面。但从大的方面思考,既有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与日本国家利益考量的背景,还包括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以及安倍个人政治理念方面的原因。     

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制宪权解读

日本和平宪法是在占领军主导下制定的,战后制宪权的正当性时常遭到质疑。这是目前日本宪法出现和平主义危机的直接诱因。"强加宪法论"、"新老两代人交替论"等修宪主张立足于人民制宪权立场,但人民制宪权蕴含着极权主义陷阱、不能为宪法秩序的建构提供稳固基础。从权力来源来看,国际法限制战后制宪权是基于二战时期日本犯下的国际罪行。宪法不能违背国际公认的价值规范,国际法为制宪权划定底线与主权独立并不矛盾。从制宪过程来看,国际力量的中立地位和制度经验积累,使其具有了为战后日本立宪的独特优势,其权威地位得到了日本人民认可,确保了宪法持久的正当统治。国际法与宪法规范在价值上具有同构性、国际力量的制宪权威确保了日本战后制宪目标得以实现,这为辨别日本战后制宪权的正当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关于中日关系的若干思考——日本:是“善邻”还是“恶邻”

当今世界,大国实力对比与GDP规模及与之关联的军费规模有密切关系,其中GDP与军费增长背后的科技实力对比同样不容轻视。日本仍是科技大国,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必须高度关注日本科技实力的军事意义。在修宪问题上,自民党政府修改和平宪法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和平宪法的图谋至今未能冲破作为和平宪法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多数日本人民的心理底线。不过,即便安倍实现"修宪",将自卫队写入日本新宪法,也不意味着军国主义复活。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将少数军国主义者和作为受害者的日本国民区分开来的"两分论"与何方提出的"全民犯罪论"并非相互对立,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全民犯罪论"启示我们,中日历史问题既包括反对日本统治阶层政要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更包括作为那场战争胜利者的中华民族对犯过错误的日本民族的争取、教育和感召工作。当今,在中国周边已经出现新的"三个世界"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应该在"新三个世界"架构中对中日关系进行"再定义"。     

“范式均势”视阈下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

"范式均势"意指建立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以与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形成势力均衡的态势。安倍认为,中国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异质性"国家,因此日本应制衡中国崛起,最佳途径就是构筑所谓"范式均势"。为了能在其中发挥积极制衡中国的作用,安倍强调日本应大幅提升军事力量并解禁集体自卫权。此举有违和平宪法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等目标。对华战略与安倍意欲实现的政治目标息息相关。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竞争和角力势将持续下去,两国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亦有进一步加剧之虞。     

日美声明下的日本修宪战略

为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和正常国家之目的,日本外交战略与内政上的修宪战略双管齐下,相互呼应。随着新的日美共同声明的发表,日本修宪战略的总体框架浮出水面:一是制定《国民投票法》确立修宪程序,二是设置宪法审查会推动修宪的实施。日美近两次共同声明与日本修宪进程之间有着本质上的逻辑联系。随着日美同盟的深化,修宪战略的逐步展开,日本宪法的修改恐怕不可避免。     

修宪预示日本未来政治走向--解析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修宪报告书

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近日分别通过了对宪法历经五年调查后做出的报告书,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是否修改宪法"的争论,第一次明确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日本现行宪法因第九条而被称为"和平宪法",修改宪法的焦点集中在第九条,众议院宪法调查会<最终报告书>在"承认自卫队和自卫权的存在"、"允许海外行使武力"、"行使集体自卫权"上达成多数意见,反映了日本安保政策上的根本转变.作为"三党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出台的两院宪法调查会报告书是日本各党派斗争和妥协的产物,表明了两大保守政党主导日本政局的现状.两院报告书的出台加快了修宪的进程,预示了修宪的主要方向,将对日本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     

在实践中形成的宪法——兼谈日本宪法第9条

制约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只是宪法的一面，而国民作为主人公，发挥能动性则构成宪法的另一面。护宪派从宪法的社会契约性与普遍的价值性出发认为不应修宪，而修宪派则以日本宪法在制定程序上存在问题为由主张修宪：他们的问题都在于将法律文本绝对化，而宪法，并不仅仅指的是成文的法典，而是与宪法内容相关的各种法、制度、习惯的全体，是人民通过主观能动的政治实践活动形成的宪法。     

岸信介执政时期日本海上防卫力量的重建

《日本国宪法》宣布日本放弃战争并对军事力量做出限制。宪法甫一出台,便出现了"修宪论者",这与幕末日本和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后继起的"条约修改运动"十分相似。岸信介是战后初期"修宪论者"的典型代表。在他执政时期,虽然"修宪任务"未完成,但通过不断找寻"防卫力量"与宪法契合点的诸多努力,留给了后人一笔政治遗产,即在"南进论"指引下构筑海上防卫力量。从"吉田路线"为海上防卫力量复兴所做的准备,到岸信介执政时期的重建,再到池田内阁以后的传承,日本海上防卫力量经历了由复苏到强大的过程。结合今天日本的实际情况,可以认为战后日本海上防卫力量的重建是从岸信介政府以日美同盟为后盾与美国共享亚洲及太平洋海权开始的。     

日本对外战略:国家利益视域下的战略机制和政策取向

在2013年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官方在二战后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定义及内涵。日本的首要核心利益是涉及领土问题及恢复国家对外职能的国家"安全利益"。日本基于核心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调整及政治诉求,重点是为摆脱战后体制、改变战败国形象,以修宪恢复因战败被剥夺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所采取的强化日美同盟及价值观外交等手段,是为在亚太乃至全球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实现海外用兵,进而实现政治乃至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这种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外战略选择,势必会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