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问题

本文针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讨中存在的歧误,指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著作并不限于《道德形而上学》,而且还有《永久和平论》等几个短篇著作;通常被视为“道德形而上学”著作的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并不属于作为未来形而上学之一部分的道德形而上学本身,而是和《实践理性批判》一样属于批判哲学的范围;《道德形而上学》并不是回到了“通常的道德理性知识”,而是本身就是纯粹先验的形而上学原理;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关系只是一者是基础的奠基,另一者是在所奠定的这个基础之上建立的形而上学大厦的关系,两者并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康德伦理学的奠基——以《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为中心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著中,他试图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从而为道德命令的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在这一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推演中,包括三个主要的理论环节,即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由通俗的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最后由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为康德伦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拯救辩证法还是消解辩证法——与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商榷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提出要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形式中把"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解救出来。一个半世纪后,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在《拯救辩证法: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任务》一文中,重提"拯救辩证法"这一课题,对当代的辩证法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推动。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不仅有效地拯救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辩证法,而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但是,田、马二先生却认为,马克思的工作只是拯救辩证法这一"漫长旅程的开端或开始",而更重要的任务乃是进一步从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与现实运作中"拯救"辩证法,并且认为,这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任务"。不难看出,田、马二先生的"拯救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是剔除神秘主义的思辨形式,救出"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其结果是救出了辩证法;而田、马二先生的拯救辩证法,则是只保留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而否定辩证法的形而上的本体论意蕴,从而否定一切辩证法共同具有的"基本形式",其结果是消解了辩证法。     

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救赎与重新建构之我见

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它曾经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现代反形而上学家们把传统形而上学看作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而加以拒斥。本文通过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建立进行再度思考,试图重新审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拯救与重新建构,旨在引起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形而上学的命运,关心它未来的发展走向。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形而上学

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形而上学遭到了现当代哲学的深度解构和尖锐批判。形而上学命运问题在极端的激进型后现代主义浪潮下开始朝着既坚持形而上学又变革形而上学的路向展开探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就是这种探讨的鲜明表现,解释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它就是要从根本上关注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和总体性问题,要阐述和创造出人类理性的最普遍的世界意义。但是,解释学的形而上学又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建立在理论理性基础上以知识本质为思路的所谓客观的形而上学,它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对话,强调理解意义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突出理解之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意义。     

论尼采宗教批判的力度与局限

文章介绍了尼采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宗教)批判的主要论点,并且表明,这一批判揭示出了西方哲学与形而上学思考的主要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道德取向。作者认为,一方面,尼采的批判未能看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一形而上学既能顾及尼采的大部分关注,又未放弃一种哲学的、甚至一种特别的形而上学的取向;另一方面,尼采也未能充分理解,在犹太-基督教的宗教和伦理传统之中,存在着一种道德的、法律的、甚至政治的理性和权力结构,这种理性和权力结构深深植根于古老的东方思想,直到如今,还在西方人道主义的道德织体中提供着最为重要的伦理支柱。     

黑格尔与法的形而上学的完成

西方近代法哲学本质上是法的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是由黑格尔最终完成的。黑格尔在绝对精神和思辨辩证法的基地上为法奠定了更牢固的形而上学基础。黑格尔在绝对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然法与实在法、道德与法律、权力与权利、自由与法的统一。黑格尔依据＂国家是伦理的现实＂的观点,对现代法或权利做出了新的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标志着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完成。     

道-德的形而上学——兼论士与哲学家之异同

亚里士多德将形式与质料分离,最高的本原乃是无质料的纯形式,人对神只能是旁观的认知,道德无关于形而上学。儒家的最高本原之天则是理气一体,天气因变合因分化为万物而失道失序,天道则独存于人为性;人可据性理让万物复归于天道秩序,由此位天地、育万物、为天地之心,人世间的伦理实践同时即是天道流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进一步,人性并非初生一受而终生不变,道-德也不仅仅限于善恶之际,而是更有因物因学以成性成德、成更高之善的自身生成,由此才能更好地成物以合天道,这是生成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由此,“为政以德”构成了政治的基础与士的起源,是政治的“道-德的形而上学”。     

《 精神现象学》 与伦理文明观

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精神现象学》到底"现象"了什么?它不仅建构了一个宏大的思辨哲学体系,演绎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辩证法,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明观即"伦理文明观"。黑格尔哲学具有浓郁的伦理学气质,只是被其思辨哲学的巨大魅惑力所遮蔽,"伦理文明观"是其未被发现和揭示的"第三秘密"。"两个凡是"的信念、"精神——伦理道德——文明史"同一的精神现象学方法、"哲学的历史"的文明史把握方式,是《精神现象学》尤其是"精神"部分的三大形而上学基础。"伦理与‘真实’的文明——教化与异化的文明——道德与‘自身确定’的文明",是伦理道德与文明史同一的三种形态及其辩证运动。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实体、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两大伦理势力、男人与女人两大伦理原素、伦理行为,是伦理世界的四个结构性元素,它们的相互过渡,构成伦理世界的现象学图景,与它相对应的是古希腊罗马文明。善与恶、公共权力与财富两种伦理存在、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两大伦理意识,是教化世界的三大结构及其现象学图景,"教化——启蒙——绝对自由与恐怖",演绎由中世纪、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的文明史进程。"道德世界观"标志道德世界的生成,道德与自然关系的自觉,"只有义务具有本质性"的道德坚守,道德与客观自然、道德与主观自然之间"被预设的和谐",是道德世界的现象学图景。伦理文明观是"哲学的历史"或"精神的历史"的文明观,是伦理道德与文明史的道成肉身,它以"精神"为理念,以伦理道德为概念或灵魂,以文明史为定在或肉身。在黑格尔看来,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就是文明史进程中辩证演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伦理文明观"的精髓是"以伦理看待文明",它对超越现代性西方文明的霸权文明观或所谓"文明的冲突"具有重要资源意义。但是,《精神现象学》的伦理文明观"现象"的只是欧洲文明史,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邂逅伦理型文化的中国传统,便显示出理论的灰色和解释力的局促,必须在文明对话中重新反思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现代价值,发现"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中国文明观的文明史意义。     

钱穆"道"论及其美学阐释

"道"是钱穆儒学思想的核心范畴,钱穆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讲"道"的博大深厚,又从人生意义、伦理价值的角度谈"道"的细致精微.在钱穆的艺术哲学中,他提出"道为人生"这一内涵,倡导"涵咏深情的文,心中有道的人;性情与道德合一,人品与文品合一"的艺术境界,把真实的人生与理想的人生纳入到他人生艺术化的思考之中.     

从"形而上学"到"行而上学":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从"知识"以"对象"为转移到"对象"以"知识"为转移的这种所谓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并非单纯地是一种认识论的革命,而是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的确立。"旧形而上学""旧"就"旧"在"自然的认识方式"上,误以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超验的"知识论";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知道"知识"的限度,使"超验的"知识成为不可能,而使"超越的"实践成为可能,在这一限度内,才为"信仰"留了地盘。这种信仰其实就是对实践理性之自由的信仰。因此,新的哲学态度下的Metaphysik不再是按照"自然倾向"去认识的"形而上学",而是以道德实践之自由(道德行动)为目的的"行而上学",这才是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论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

哲学乃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定思维方式,哲学思维经历了实体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等的转变。黑格尔提出了思辨辩证思维方式,宣告了传统西方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哲学作为辩证的实践过程思维方式是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思维方式的清理与扬弃,开创了一种新的哲学解释原则。     

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黑格尔哲学再认识

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有没有唯物主义 ?列宁说黑格尔《逻辑学》唯物主义最多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作为集辩证法之大成的黑格尔哲学 ,其中有没有形而上学 ?本文通过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认为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存在着本来意义 (而非辩证法意义 )的唯物主义 ,同时包含有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形而上学。     

论马克思社会实践过程辩证法的确立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有其合理性也有先天性缺陷,辩证法思维方式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扬弃和超越。然而,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辩证法只是“无人身理性”的抽象推演,根本说来未能摆脱“柏拉图哲学注脚”的命运。马克思哲学引入社会实践这个根基性参量,并指认社会实践是一个过程,确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实践过程辩证法,强化思维与存在的基本矛盾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解决,从而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知性对立,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本体论变革的实质及其意蕴。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与超越

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本体论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本原问题的演变.只有分析本原问题的致思趋向,厘清本原问题与本体论差别,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立足于唯物主义,基于人类实践本性,实现了哲学向人的实践本性、人的现实世界以及人的历史的"三重回归",完成了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彻底批判与全方位超越.     

拯救辩证法 还是消解辩证法——与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商榷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提出要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形式中把“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解救出来。一个半世纪后，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在《拯救辩证法：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任务》一文中，重提“拯救辩证法”这一课题，对当代的辩证法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推动。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不仅有效地拯救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辩证法，而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但是，田、马二先生却认为，马克思的工作只是拯救辩证法这一“漫长旅程的开端或开始”，而更重要的任务乃是进一步从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与现实运作中“拯救”辩证法，并且认为，这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任务”。不难看出，田、马二先生的“拯救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是剔除神秘主义的思辨形式，救出“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其结果是救出了辩证法；而田、马二先生的拯救辩证法，则是只保留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而否定辩证法的形而上的本体论意蕴，从而否定一切辩证法共同具有的“基本形式”，其结果是消解了辩证法。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帕通的康德研究及其意义

20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学者H. J.帕通对《纯粹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研究对当代康德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年时代的帕通是不列颠理念论的代表人物,深受格林、布拉德雷与凯尔德的影响,以其“善的一贯论”反对爱德华·摩尔的直观主义元伦理学。后来,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深入研究,帕通自觉突破了原有的学派立场,转型为康德著作的释义者。他在《经验形而上学》中批评了以阿迪克斯、费英格与斯密为代表的拼凑论,为《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融贯论的阐释,促进了康德哲学在英语世界的普及与接受。他在《定言命令式》中澄清了许多关于康德伦理学的传统误解,将意志立法公式视为定言命令式的最高原则,改变了传统上以普遍法则公式为核心的诠释范式,对当代康德伦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了建构主义诠释与实在论诠释。     

女性主义是否需要“形而上学”？--基于萨利·哈斯兰格理论的思考

在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萨利·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教授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颇具代表性。她有两篇文章引人深思：一篇是被《剑桥女性主义哲学指南》收入的《形而上学中的女性主义：与本性的谈判》,对一些困惑人们许久的性别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和阐释。另一篇是2016年7月,她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召开的“国际妇女哲学家第16届论坛”上所做的主题发言--《意识形态和知识关乎什么》,这篇文章对女性生育权利问题进行了形而上学分析。因而,我很想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阅读,顺着她的思路思考女性主义形而上学问题,梳理一些概念上的迷惑和混乱,从而探讨女性主义哲学是否需要形而上学,以及如何运用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分析工具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