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

国家权力是有限度的。然而,国家权力经常以各种理由侵犯着公民的权利。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往往是国家权力从违反权力正当性的原则开始的,因此,对公民权利的捍卫,也必须从捍卫权力的正当性开始,任何人类理想的实现,不管是正义也好,还是平等也好,都不能超出正当这条底线,否则就侵犯了公民的自由     

本原与异化——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是理解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论基础。利益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共同根源,二者之间经过分离、独立、异化,在未来社会走向融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当前政治发展的主题与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论述,对认识与处理政治文明建设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简论我国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法律完善

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是国家权力来源及其行使正当的根本保障.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丰富公民权利体系内容,完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保障公民权利广泛、有效监督国家权力是国外通行做法,并成为各国宪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借鉴国外经验,分析研究我国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现状与问题,丰富公民权利体系内容,完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对我国宪法的发展乃至宪政建设都十分重要.     

论新时期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由于代表的利益和运作方式的不同,在行使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冲突。要妥善处理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就必须树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观念;在执法过程中就必须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就必须运用好行政执法的救济制度和惩罚制度。     

试论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权力与权利 ,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是警察法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权力是指在政治、管理等多方面起控制、支配作用的强制性力量 ,权利是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一种资格 ,权力与权利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 ;警察权力是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威性行为 ,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 ,包括许多若干具体权力 ,行使警察权力必须做到合法、准确、及时、适度 ;公民权利是国家宪法和法律确定、赋予并加以保护、支持和鼓励的各种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一种安全、自由和物质好处的权能和利益。公民权利的保护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 ,公民应享有充分的权利。     

行政契约与权力理性

传统的行政契约制度研究往往局限于行政法学的范畴体系,缺少法理念与政治哲学层面的审视。因此,有必要从权力理性的角度对行政契约制度进行再思考。权力理性是国家理性的核心议题,权力理性是行政契约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行政契约制度的具体运行应以实现权力理性为根本目标。     

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与公民权利保护问题的检视与思考

行政诉讼法立法的根本宗旨是保护公民权利。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实施一方面表明了党和政府依法治国的决心,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在立法上还存在重国家权力维护、轻公民权利保障,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不够充分等不足,在实施上也存在诉讼成本高、审判结果公信度低、对公民权利保护弱化等不足。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从机制、体制建构等方面着手,切实对上述不足加以改变。     

从权利与权力的视角论和谐社会的法律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政治决策,也是一个法律工程。为此,从权利角度,必须保障、拓展公民权利;从权力角度,必须规范、制约国家权力。     

论失独者养老的国家责任和公民权利

"失独者养老问题"已经演化为重大社会问题,需要及早妥善解决,早为之谋。本文区分了政策性失独和选择性失独,认为失独和独生子女死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失独家庭不仅是精神痛苦最大家庭,也是养老困难最大家庭。为政策性失独者提供福利性养老保障既是国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政府必须勇敢面对,建立共识。面对失独问题,首先需要的是国家态度,其次需要的是政府作为。     

论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衡平:社会契约论视角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个体权利,社会个体权利是国家权力获得正当性的依据。当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之后,其行使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在社会契约理论下,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既能够给予国家权力必要的权限,又要对国家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自治权的不当干预;既能够维护公民的自治权,又要防止公民自治权的滥用,破坏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是一个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保持平衡的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内涵,对处理我国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演进与互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与公民权利保障

纵观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与公民权利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一种规律性的互动现象:随着不同历史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类型的演进和嬗变,权利的存在形态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需求-责任"关系模式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迁.总体趋势是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现代性因素和文明化程度不断增强和提高,相应地,公民权利也经历了萌芽、生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权利保障的制度化程度和水平也经历了一个从初级至高级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论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

作为迎合资产阶级采取削弱和限制王权的具体措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资产阶级议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作辩护的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的国家分权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权力彼此制约,但立法权被赋予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从而确立以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对后来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

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 ,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 ,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人的个体的“性善论”、整个社会的“性恶论”、以及政治道德化、政治神学化是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两个基本出发点。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超越众意、克服个人利益的社会公意至高无上 ;主权者不滥用权力损害它的公民是通过道德来保证的 ;国家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也是不能代表的 ;以多数人的意志能够体现公意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为特征的、极端的、直接的人民民主制。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缺憾在于 :它不是建立在政治学而是建立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的 ;卢梭置公意于法律之上 ,是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 ;卢梭坚持主权的不可分割和不可代表、反对权力制约的三权分立理论是错误的 ;卢梭关于消除所有党派、建立人民直接面对国家的极端的人民民主制是根本不可能的     

国家权力、国家机关职权和公民权利刍议

国家权力是国家实现其社会功能的物理性强制力的系统。它对内至高，对外独立，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分为多元。国家机关职权是国家机关为了行使国家权力，根据分工原则，依法被确定的在职权范围内所具有的权利义务行为的统一。它是国家机关职权的分工，不是国家权力的多元化。公民权利则是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以法律明示给公民的合法的主动行为，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统一实现。它是国家意志主观见之于客观，向社会生活的落实，是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而不是国家权力交给社会，更不是国家权力的社会化。     

论国家权力中监督权的设置与行使

国家权力的配置 ,特别是监督权的设置与行使的现状不够理想 ,应该作以调整和完善。人民检察院只宜定位为国家公诉机关 ,独立行使检察权 ;人大应在现有基础上将监督权行使范围扩大 ,可设立法律监督委员会作为行使监督权的职能机关。调整国家权力配置 ,重构和强化监督权是根治腐败打开政治体制改革新局面的一个重大举措 ,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公民权利概念浅析

公民权利概念产生于西方,自20世纪初期逐步＂登录＂中国,并＂中国化＂。由于文化的不同,公民权利概念中国化过程中其内涵和外延与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治安行政强制措施与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是治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来源,保障公民权利应是治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最高价值准则,它必须为了公民权利而设置和行使。两者之间密不可分,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实践中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明显错位,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二者的相对平衡是现代法治国家的追求。     

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主权原则在我国宪法中的表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首先是一种政治理念,是对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基本定位;其次,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国家权力为人民享有,而不能归于敌人;再次,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人民应享有最广泛的自由和权利,同时意味着人民生活的高度自治化。要实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要树立公民意识,二要改革选举制度,三要缩小行政扩大自治,四要以法制手段巩固民主成果。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政府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相互间关系的新模式——以公民权利为本的公共管理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经过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公民权利本位阶段、公民权利范围扩张阶段、公共管理阶段。公共管理是处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新范式,它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切实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为宗旨、公民权利主体成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新阶段。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公共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