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施"历物十事"的语言哲学新探

惠施的“历物十事”是先秦名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历物十事”到底在说什么,目前并无共识。从纯语言性思辨的角度来看,惠施的“历物十事”既不是经验科学式结论,也不是辩证逻辑,更不是相对主义认识论;其一以贯之的哲学精神是对于语言意义确定性的理性追问。     

老子"道"论的本体论哲学内涵辨析

通过对老子"道"论的理论旨趣及其思辨特性的疏析,指明老子"道"论乃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本体论哲学形态,其体(无)用(有)合一的本体论思辨特性奠定了中国哲学思辨的理性传统;提出由"道"论展开的哲学认识论乃是不同于西方哲学逻辑认识论的精神认识论,它不是逻辑范畴的认知,而是精神范畴的体认,并指明老子"道"论内涵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而非宗教)理念.     

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的转向——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再分析

哲学观是哲学的自我关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马克思通过一系列著作表达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马克思哲学观是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点的,是对传统哲学的扬弃,具有反思辨、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理论特质。以实践为立足点,还使马克思哲学较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更彻底、更深刻,从根本上超越了主客、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模式,更具有了普遍性和现实性的品格,实现了哲学史上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的革命性转向。     

辩证法研究的两种出发点

康德和黑格尔各自代表着辩证法研究中两种有着重大区别的出发点。康德把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称为幻象逻辑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提示了辩证法超越理论哲学视野并走向实践哲学的理路。黑格尔没有认真对待、理解与吸收上述康德哲学中深具启发性的思想内涵,以一种纯粹思辨的、理论哲学的眼光,使辩证法重新回到了康德试图避免和禁止的思辨理性的立场上。马克思辩证法是实践理性层面上的、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辩证法。以往我们强调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学理渊源,更多地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阐释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使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所独具的实践理性意蕴被深深掩蔽起来。今天重新思考康德对辩证法作为幻象逻辑的批判,并从他所提示的实践哲学的出发点来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哲学简论

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它对人和历史的极大关注，对理性异化的批判，从而超越了思辨哲学，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     

从<纯粹理性批判>看"无条件"问题

“无条件”问题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的。它是认识论范围内特有的问题。它最能凸现思辨理性哲学的本质特性。“无条件”不是指“条件”的有无;而是穷尽一切条件而不受条件限制,是指具有无限普遍性、绝对完整统一性的命题、原理、理念,是理性在认识范围内的“终极追求”。要把“思辨理性”的思维方式与“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区别开来,否则就会出现悖论。     

康德“批判时期”认识论思想

人们常说康德哲学是现代哲学的源泉,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转折点.康德"批判时期"认识论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在其经典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从认识论的总问题入手,阐明了其感性、知性及理性.康德 "批判时期"的整个认识论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中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和作用.     

"后现代哲学"对传统理性和主体的批判

"后现代哲学"已成为了当代十分流行的一个话题.对于它的语义在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中就已显现.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尼采等人的思想,对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体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理性是种霸权,主体根本就是形而上学的虚构和假设.后现代哲学作为一种新的态度、新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思维开拓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西方观念论的嬗变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以及究竟以何种方式批判甚至颠倒了德国观念论?回顾西方观念论的发展历程可见,柏拉图的观念论源于苏格拉底之死所带来的政治现实,其并非仅是哲学形而上学,同时也是规范性的实践哲学。近代观念论以主体为轴心所实现的表象哲学的建构,凸显了观念论作为哲学形而上学的一维。这一维度在康德批判哲学对同一性原则的质疑中趋于瓦解,却在黑格尔包含着差异性的思辨逻辑体系中重新被建立起来,使得黑格尔的"现实"在其"合乎理性"的意义上最终不过就是一种"观念"。在将黑格尔思辨观念论做主观主义误读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彻底批判,去除了西方观念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形而上学色彩,让哲学再次成为直面现实社会政治体制的一种思想建构,被理性所吞噬的"现实"由此获得拯救。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并非对德国观念论的颠倒,而是对这一哲学形而上学之同一性原则的拆解。     

"民本"到"人本":思想新主题如何可能

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哲学应首先有所作为.哲学的作为首要的是对"以人为本"之"人"的批判.在语言批判中,人为诗意语言所言说;在思想批判中,人成为西方思想的主题,民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主题.因人自身在民的思想主题中被遮蔽,现实批判具有现实性.在现实批判中,哲学回答了思想主题从"民本"到"人本"的可能性,但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的人,是对过去思想的扬弃中形成的人.     

中国小说理论与批评的哲性因子

“依经论文”、“依道论文”在中国古代小说评论中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和原则,这些论述都在强调小说的思想性即哲性因子。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人对小说就不采取“依史论文”的视角和原则呢?当然不是。余虹先生以及持相同见解的先生的观点是有大量史料为基础的,我们之所以特别突出地强调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批评中的哲性因子,是意在与余虹先生的见解构成互补,以防止偏误和片面的认识。     

"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

所谓"文学数理批评",是指从"数理"角度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东西方古现代学者都有关于文学数理批评的实质性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包括"作品命意批评"、"编撰体式批评"、"框架结构批评"等八个方面。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古人把握、表现或再现世界与艺术接受的方式与特点,并注意借鉴吸纳现代哲学与文学研究各种有益的经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全部)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     

简论汉唐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两汉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在经今文学派表现为名实关系的探讨，正名思想的阐发；在经古文学派体现在训诂体例和方法之中。唐代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则主要表现为“疏不破注”的解释学原则和训诂学学科观念的初步形成。     

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

该文以三位京派批评家(李长之、沈从文和李健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实绩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能否以及如何"活"在现代,"活"在当下。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表面上是模拟式地学习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质上是创造性地承续古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体,他们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三位批评家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游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典范价值。     

从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看经济行为的新理性:互惠性与互恕性

经济学理性主义这一原子化的经济理性受到了来自实践和理论的多方挑战 ,而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 (embeddedness)于社会结构之中的 ,互恕性与互惠性嵌入性决定了现实的经济行动。而要探讨其背后的社会伦理的深层结构 ,作为一种尝试 ,或许可以在中国先秦墨家哲学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思想中加以发掘 ,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观所阐发的正是基于道德的价值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的结合。由此出发 ,互惠性与互恕性作为新经济伦理的内在基础才更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研究论纲

哈贝马斯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的突出特点是通过技术批判、文化批判、消费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总体统治,个人日益被社会总体所吞没,追求个体解放是他们政治哲学的主题。哈贝马斯之后,法兰克福学派更多转向了政治伦理批判,这既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变化,也反映了他们受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巨大影响,而越来越远离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

发端于《易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其实质上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理论。这种宇宙论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把整个宇宙视作是人身体的化身,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通过一种身体的发生学把男女交感视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作为宇宙之道的“时”的概念的一种不无独特的机体主义的理解上。显然,这一中国古代宇宙论哲学中的身体性思想的揭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可被目为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更为彻底的还原,并且同时也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批判。     

文说--一个还原中国古代的命名

中国古代蕴藏了大量的有关文学的言说和著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命名就从没间断过。主要命名有“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文论”,可都有不足。相比较于这些外来的和现代的语汇,“文说”倒是历史的还原,它能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使中国古代“文说”与现代“文论”的差异和西方“诗学”的区别从名称上就可体现出来。     

“虚实”产生及与《诗》《骚》创作关系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周易》和《老子》赋予其深刻的辩证思维,这些是先秦时期虚实产生的哲学根基,也为虚实在魏晋和唐宋的发展与演进奠定了基础。这期间虚实内涵的推进离不开先秦《诗》《骚》及散文创作的铺垫与实践。虚实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核心的元范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艺术创作手法,自古既有其萌芽,先秦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比兴、象征、具象等手法是其不自觉的运用。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文艺虚实结合具有必然性。《诗》《骚》中的比兴、象征手法是后世"虚实"的"隐形"替代和早期"胚胎"。"虚实"产生前后与秦汉政论说理文及汉赋具有一定的关系。     

古代文论研究的新突破——读张伯伟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

张伯伟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对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做了深入探寻,即将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分为相互作用的"体"与"用",对各种方法推源溯流,视角独特深刻;尽可能地中西对比阐释,努力倾向中西交融;全书结构紧密,逻辑严密,比较逼真地把握了古代文论的中国特色等,这些都是该领域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