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商会的法律地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会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形式,其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而法律对商会法律地位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商会本身的组织结构和职能作用,进而影响到商事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会在市场经济中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文章阐述了我国商会地位的现状,并就我国商会的法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商会的性质:一个市场缺陷和非市场缺陷视角的研究

商会作为市场发达国家中协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桥梁,其自身独特的性质,使其可以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弥补政府和市场各自固有的缺陷,这也是商会组织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十分发达的重要缘由.本文利用市场缺陷理论和非市场缺陷理论来论证商会的性质,并以典型国家商会实际的性质给予实证.文章最后从商会性质角度,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中国商会改革的方向.     

浅析中国近现代商会的法律地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商会等中介组织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创新。通过对近代和当代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商会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阐释政府只有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才能使商会成为真正的法人社团,这将有助于提高商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能力,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异地商会管理体制:现状、问题及对策

异地商会是非营利组织中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近年,异地商会发展迅猛,在地方社会、经济领域表现出了极大活力.然而,随著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现有的异地商会管理体制逐渐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福建省异地商会发展迅速,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其发展速度和数量均居全国前列,尤其其市级和县(区)级异地商会已发展成为福建省异地商会的主体.以福建异地商会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异地商会管理体制存在管理进度、登记门槛高、管理缺失等问题,提出健全异地商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尊重和扩大异地商会的民间性和自主性；加强和完善异地商会的内部治理；放宽准入门槛,变“一地一会”为“一地多会”；建立归口工商联分级管理的异地商会管理制度等可行性政策建议.     

论新时期政府、商会和民营企业的新型关系

中国加入WTO后,商会和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WTO的需求,目前首要的任务是理顺商会、行业协会与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加强商会、行业协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实现组织的民间化和民主化,培育和发展组织完善、运行规范,既适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商会和行业协会。     

我国商会组织的发展特点与转型路径

当前我国商会组织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异地化特征.行政性行业协会身陷困境、艰难转型,各种类型的民间商会蓬勃发展,组织化程度和自治水平日渐提升.商会日益成为促进企业间合作、规范市场秩序和孕育文明商业文化不可或缺的制度支点.本文认为,引导商会组织有序、健康发展,发挥其在市场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组织载体作用,须尽快出台规范商会活动的专门法规,明确商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不失时机地推进行政性行业协会的民间化改造;加大对民间商会组织的培育和规范力度,在充分赋予其自治权的同时,加强商会内部组织规范建设和外部法律监管.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异地商会参与社会管理功能研究

作为新型的社会组织,异地商会在促进地方招商引资、维护社会稳定、参与公益事业、会员之间融资互助方面发挥出很大的作用,但是制度建设的滞后也使得异地商会在管理和发展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加强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异地商会管理同时加强异地商会党建工作才能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再组织化过程中的地缘关系——以地缘性商会的复兴和发展为视角

地缘关系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均构成了组织化的重要机制,它是同乡群体在异地生存中获得情感归属、建构身份认同、扩展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近二十年来,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商会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地缘性商会又具有其独特性质,既表现出中国社会重乡土乡亲的传统及由此而形成的凝聚力和信任感,同时这种族亲、乡缘意识中的"家庭主义"倾向也构成了制约商会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突破地缘性商会中的"家庭主义"局限,对于其朝向现代意义的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近代商会法的演进与影响

清末以降,现代制度改革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商会法作为民间社团组织法,其制定与发展演进在近代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民间立法到国家法律,为实现商会法维护商权之宗旨,全国各级商会与政府展开了权益博弈,最终实现了商会利益最大化。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没有组织基础。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当局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来施加影响,保定商会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当局通过完善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的空间。     

试论辽宁省发展商会经济的思路和对策——以辽宁省浙江商会为例

随着辽宁省经济的飞速发展,以辽宁省浙江商会为代表的商会组织越来越成为加快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一支重要的力量。针对商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正确引导、协调到位、政策扶持、规范建设等发展建议。     

试论建立银行业自律制度

本文认为,在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监管方面,央行监管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和缺陷,银行业自律制度可以发挥提高金融风险监管效果的重要作用,建立我国的银行业自律制度已势在必行。建立我国银行业自律制度应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将我国银行业自律组织的性质定性为社会团体法人。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温州个案研究

温州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了民间商会兴起的基础,温州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显著绩效使其获得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温州地方政府不断地赋权于民间商会,而民间商会在承接政府职能过程中持续地提高自主治理能力,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会良性互动的局面。温州商会的经验表明,＂在参与中成长＂是发展社会组织和构...     

商会:助推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组织制度安排

中国民营经济经历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在民营经济发展和中国制度变迁路径中,商会在其中的影响已日见深刻。商会治理的存在和兴起是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自身发展阶段提升的需要,是有其必然性的;因此商会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组织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成长起了助推的作用:它搭建了民营企业合作的平台与机制,建立了行业第三方治理。     

转型中的自开商埠近代商事机构

清末新政以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日渐发展，加之受西方的影响，商会这种以保护 和发展工商业为目的、具有法人性质、有别于传统行会组织的工商界社团开始出现。自开商 埠不仅发展了大量商会组织，一些传统的行会也逐渐向近代商会转化。在近代社会极端复杂 的背景下、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自开商埠商会致力于协调各种内外关系，处理商务纠纷，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在近代中国政治极端无序的形势下，商会的作 用毕竟有限，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     

论我国商会的法律地位

商会在市场经济中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文章回顾了商会产生的历史 ,对我国商会存在的必要性作了理论上的探索 ,并就我国商会的法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另一领域的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政治学视角

本文以 1990年代以来浙江温州新兴的民间商会为个案 ,考察了我国现阶段的民间自治性组织与民主的关系。指出 ,温州的民间商会从产生、组织建设到日常运作 ,都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的价值和精神 ,是温州民营企业家阶层自发进行的一场民主的实践。民间商会在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构筑了一条行业和民营企业家 (企业主 )阶层利益聚合、表达的通道。根据对温州民间商会多年的观察和思考 ,作者从温州民间商会的行业组织模式、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三个方面 ,尝试回答了民主为什么能够在温州民间商会发展起来的问题。温州民间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基层民主实践 ,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商会立法刍议:从契约的视角

商会是商人(企业)为降低市场活动中各种交易成本而建立的自治组织,其经济本质是一种“关系型契约”。据此,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确立复合型的商会设立模式和一元化的商会外部管理机制;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为商会自治规范和内部惩罚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依据,并充分关注商会职能履行程序和内部成员权利救济问题。总之,中国商会立法应该围绕商会自治的主题,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身份性立法”模式而转向“契约性立法”模式,即废除现存商会的各种差别待遇,以“平等契约观”为指导来构建商会法律制度。     

筹措与用度:近代常州商会经费问题考察

饬办商会是近代中国政府改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群体的中介,商会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基于公共团体的属性,商会经费问题成为衡量组织整合能力的重要标准,经费筹措从一个侧面反映组织的影响力,经费用度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组织职能的履行。以常州商会为例,探微近代中国商会的经费问题,经费困境主要影响因素为规制与现实的脱节、非强制入会原则,从而影响工商群体的整合。受其影响,商会经费主要来源于商会领袖的捐款、劝募、会员会费、公共事业捐,经费用度主要分为事务费和事业费,体现"联络商情,保护商业,开通商智,维持公益,承上接下"的事业宗旨,然而经费支绌、组织整合能力式微等困局日显,究其原因在于组织规制的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