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三家《诗》形成原因探微

亡佚已久的齐、鲁、韩三家<诗>在清代得以全面复兴,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学、<诗>学发展的要求和汉代去古未远的客观实际及三家<诗>的存在状态是清代三家<诗>研究形成的内在原因;统治者积极的文化政策、<四库全书>的编纂、乾嘉新义理的发展及常州今文学派的兴起,是促使清代三家<诗>研究全面复兴的外在动力.     

清代《大学》研究的新趋向

清代<大学>研究,有三个新的趋向:一是重考据学的方法;二是<大学>研究经学化;三是<大学>研究经世化.当然,清代仍然存在大量"述朱"、"述王"的<大学>研究之作.从学术史角度而言,清人<大学>说,仍是承宋、明儒而来,完成了<大学>研究的"否定之否定",也能对前人的研究做出更为全面的评价.对清人<大学>研究的梳理,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清代理学发展更复杂的一些层面,也能深切感受到清人朴学研究方式与义理阐发内在的矛盾与张力.     

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

本文评析焦循、阮元、凌廷堪的经学思想 ,并说明清代乾嘉经学乃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创建的经世之学。先是以惠栋为主要代表的吴派 ;继之而起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 ;又继之的是以焦循、阮元、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吴派以复汉人训诂为宗旨 ,形成了汉学。皖派主张由训诂以明孔孟之道。扬州学派提倡面向人事 ,面向实践。三者相继 ,构成了乾嘉学派的正统。其特征是崇尚朴学 ,即实学。前人统称乾嘉经学为汉学 ,或目之为考据学 ,都非笃论。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     

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凤是清代常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宋氏认为<春秋>微言莫备于<论语>,故<论语>中的"大义"也须从<春秋公羊>中求之.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本文从著作缘起、研究方法、学术特色等方面作了得失评说,阐述了其人其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论明代福建朱子学派的理学史意义

以陈真晟、周瑛、蔡清、张岳等人为代表的明代福建朱子学派,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首先,贯穿于明代中后期学术发展脉络的中心线索是朱子学派与心学派之间的相互辩难,福建朱子学派在与阳明心学颉颃中矫正其弊;其次,明代福建朱子学派具有深厚的经学传统,这成为清代经学兴起的重要环节;再次,明代福建朱子学派或者凸显朱子思想中的心学因素,或者吸收阳明心学的心学思想,这蕴蓄了修悟并重的工夫路向.     

“中国常州·齐梁文化研讨会”研究成果综述

"中国常州·齐梁文化研讨会"的学术成果涉及齐梁故里考证,齐梁文化的内涵及对常州地方文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齐梁文化以文化遗传因子的形态在常州传承和发展,历时千年而影响深远,到清代常州再次重现文人学者辈出、学派林立的文化高峰.齐梁时期思想解放、学术活跃、文化繁荣,在史学、经学、文学、佛学、绘画、书法、书论等多方面都有建树,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初论扬州学派对史学研究的贡献

清代,扬州学术繁荣,名家辈出。“扬州学派”以经学显,成为吴、皖经学的巨大分支。他们揭帜“广经”,兼治史学。扬州史学不仅推衍吴、皖考据学余绪,而且在思想内容与编纂体例上,都有开拓之功。本文述其梗概,包括指导思想、治学方法和研究范围。     

周敦颐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以《易传》、《中庸》为中心

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以新的视野诠释<易传>和<中庸>等儒家经典,构建将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的道德形上学.把儒家经学哲学化、义理化,对儒家经学加以时代的创新,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国史儒林"与"浙东学术"——阮元《儒林传稿》叙学成就管窥

阮元<儒林传稿>记载的浙江经学状况是其学术论述的重点之一,与章学诚及其"浙东学术"有密切联系.一般认为,章学诚及其浙东史学派被埋没一百多年.<儒林传稿>有关浙江学术的记载显示了章学诚的影响,阮元实际上将浙东学术名义和黄宗羲一系学人谱系写入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提示我们关注该书的学术价值以及浙东学术在清代学术史中的实际遭遇.     

清代扬州学派家学述论

分析清代学术的传承和流变，探讨扬州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关系，都不能忽略扬州学派家学的研究。宝应刘氏和朱氏、兴化任氏和顾氏、仪征阮氏和刘氏、高邮王氏、江都焦氏等家族，构成清代扬州学派家学的主体，在地域的分布上虽不尽平衡，但其持久不衰、顺应学风变化、家学间关联的紧密和注重对经典的疏证，使之具有鲜明的特点，在经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扬州书院与扬州学派

“扬州学派”产生于清代乾嘉之际,属于乾嘉考据学派的一个分支,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一代学风关系极为密切。因为清代的朴学在清代学术史上是有其独特地位的,“所谓古典学派的朴学,可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前后辉映,各为一个时代学术思潮的代表。”这样的学术空气,给扬州学派的滋润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它之所以能在扬州这一江淮繁富的东南大都异军突起,繁荣兴盛,除了当时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优裕条件以及学术空气影响以外,我们认为扬州     

从博学诗人到经学老儒的贾田祖

在清代学术史上,高邮贾田祖因与王念孙、李?等人一起研治古学而闻名,然而通过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位经学家生平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诗人的身份出现。对这样一位扬州学派先驱人物的生平、交友进行考察,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对扬州学派早期学人学术转型的动因有更全面更丰富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理解扬州学派博通的特点,提供了地域学风这一新视角。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汉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其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内在理路.本文从分析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入手,通过对二者的对比研究,分别对汉代的天道观、阴阳五行说、儒家纲常伦理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探讨汉代经学从今文经学独大走向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以及经学对谶纬之学的吸纳,以期勾勒出汉代经学的走向.     

清代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及其意义

《离骚》称经,淮南王刘安已肇其端,王逸《楚辞章句》以五经比附屈骚,屈骚被奉为经典.刘勰论楚辞为"辞赋之英杰",屈骚之为辞赋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并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了高峰.王逸最早以"依经立义"的方法阐释骚旨,到清代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屈原由东汉初期的"妙才",到清代的"圣人之徒",完成了由文到儒的身份转变,同时屈骚"诗教"从"讽谏""寄托"说,到南宋朱熹形成"忠君爱国"说,到清代又完成"忠孝"说,至此屈骚"诗教"与五经教义完全吻合.清代屈骚阐释的"说经话语"和"经传体例",从形式上阐扬了屈骚"并驱六经"的地位.清人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加强了屈骚的经典位置,促进了楚辞学在清代的全面发展.     

清代词学中的《诗》学话语

儒家<诗>学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从最初在形式、内容上的攀附<诗经>,并利用孔子删诗的问题为词辩护,到从理论根基、审美原则、诠释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吸收<诗>学理论,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受到了来自儒家<诗>学话语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动因有词体本身"尊体"的需要,也有词学构建者经学背景的因素.<诗>学话语的渗入,虽说成为主流经学意识影响词学的重要方式,但也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理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词论的儒家化也从根源上导致了晚清词学的衰落.     

清代四川经学考述

清代四川经学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清初四川经学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宋明之学的延续,经学方面很少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中期四川经学有所复兴,但只有到晚清五十年,四川经学才异军突起。从整个清代来看,四川经学虽较江、浙、皖等学术文化大省逊色,但还是在曲折地向前发展。     

论顾颉刚的"由经入史"说

顾颉刚从经学中走出,怀抱求真之旨进入古史研究.顾颉刚以特有的"古史辨"方式整理国故,实际上是以历史的眼光在求真意义上对传统经学进行彻底的批判.传统学术视经学为正统,旧的古史观念和意识形态均以经学为固守的阵地,不对经学彻底清算就不可能有真的古史.所以,他提出"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改经学为史学"."由经入史"说在顾颉刚的学术中处于核心地位,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对顾氏之学的完整把握.     

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清代大儒焦循的治医理念

清代大儒焦循儒医兼治,他的经学著作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不但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而且尽显清代扬州学派的通学风貌;他治医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他的治医理念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通儒风采与通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