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诽谤罪立案管辖研究

融合传统大众传媒信息传播的单向性以及类似人际传播的双向交流特点的网络诽谤犯罪撼动了传统诽谤犯罪立案管辖的理论和规则.公诉案件的网络诽谤立案管辖存在对公安部解释的适用效力、标准、度的问题;自诉案件的网络诽谤案立案管辖涉及证据的收集问题.在公共言论与一般言论区别对待原则和审慎运用刑罚原则指导下,文章提出了网络诽谤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完善方法.     

试论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加强和完善对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首先应当着眼于修改完善已有的刑法规定,使之更具严密性、合理性,以适应有效惩治网络犯罪的需要.同时应该把司法实践中超越司法解释权限但具有合理性的解释性规定,上升为刑法规范.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讨论进一步增加惩治网络犯罪的新立法,才具有现实意义.制定新的刑法规范,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对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有必要规定为一个独立的犯罪,但应当进行整合,防止罪名过多,防止出现漏洞;对于网络犯罪的预备行为,应该遵循已有立法的规定方式,根据其目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来处罚,而没有必要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对于由单位实施或者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网络犯罪,应当视为自然人犯罪,直接处罚有关的直接责任人员,而不宜作为单位犯罪来规定.     

论刑法的“网络扩张”——兼评“关于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司法解释”

针对网络失范向现实社会蔓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引起的司法难题,"两高"通过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应对,实现了刑法的"网络扩张","关于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司法解释"便是刑法向网络扩张的典型代表。由于我国的传统刑法立足于现实社会,"现实"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局限性,扩张性司法解释也只能暂时应对网络犯罪的变化。根本上解决网络犯罪问题,需要克服我国目前大一统刑事立法之局限,针对网络犯罪制定专门的网络刑事立法。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网络犯罪作为与高科技相伴生的新型犯罪,对我国刑事法中关于网络犯罪的罪名立法问题、刑罚问题、犯罪构成问题、刑事诉讼制度等产生了诸多冲击.法学界应当正视面临的挑战,完善立法,以回应这些冲击.本文在我国刑法对网络犯罪规定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提出完善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     

我国计算机犯罪的刑法完善

文章从分析基本概念入手,界定计算机犯罪与网络犯罪;并对国内外关于计算机犯罪概念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计算机犯罪的概念.分析了我国计算机犯罪刑法立法现状,提出了计算机犯罪刑事立法的调整范围和立法形式,以及对计算机犯罪罪名的设置、行为方式、刑罚方法等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期对计算机犯罪的刑法完善起推动作用.     

我国网络犯罪立法问题探究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事物,为现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传输的平台,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逐步普及,网络犯罪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并且在网络上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严重危害了社会环境。然而我国刑法学界对计算机犯罪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在新刑法中也规定了计算机犯罪的条款,但是由于刑法规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使得完善网络犯罪立法成为当下刑事立法的紧迫任务。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

对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展开,并充分利用刑法解释方法。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虽然存在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带",但在多数情形下,解释对象是否在刑法语义通常的"射程"内是显而易见的。在处理网络犯罪时,要注意区分哪些是借助了网络这种工具的传统犯罪,哪些是传统犯罪行为方式的扩张形式,哪些是传统罪名通过各种解释方法根本无法涵盖的新型网络犯罪。     

大数据时代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兼论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

网络技术发展促成了网络代际更迭。在大数据为核心的Internet 3.0阶段,网络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变化,网络的刑法属性由传统的犯罪对象、工具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场域空间和存在方式。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演化,在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出现了人工智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态。在对比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危害性评价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将网络犯罪区分为三种类型：危害性评价等价于传统犯罪的网络犯罪类型、线上线下危害性评价背离的网络犯罪类型、以网络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网络犯罪,后者尤以人工智能犯罪为代表。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冲击着以人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也给刑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新的风险时代的到来。刑法对以网络为工具和对象的犯罪进行了有效立法应对,但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犯罪规制不力,对以“网络为空间”的犯罪应对不力,对以“网络为存在本质”的犯罪尚未作出实质回应。刑法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风险机制,一是对大数据系统安全、算法安全和数据与信息安全为内容的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应对不足,二是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瑕疵带来的刑事风险缺乏应对。同时,在立法规制网...     

网络犯罪的理论与立法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在刑法上属于特殊类型的犯罪。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对网络犯罪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在理论和立法上,概括了网络犯罪概念的各种学说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界定网络犯罪的见解;在犯罪构成上,论述了网络犯罪客体的复杂性、行为方式的独特性、犯罪主体的智能型和主观罪过的预见性,提出了完善立法的意见;在刑事处罚上,提出了我国刑法对网络犯罪的处罚规定存在的缺陷以及立法建议。     

公私领域划分下的网络暴力刑法治理

对于侵犯私人领域的网络暴力,刑法的限制较少。在网络社会,个体不仅无力抵抗公权力主体的侵害,而且无力抵抗私权力主体的侵害。为了确保公权力始终在法律的边界内行使,应当区分刑法介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程度。刑法应当积极介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私人领域的网络暴力,并且适用公诉程序。对涉及公众人物公共性的网络暴力,应当谨慎适用刑法;对涉及公众人物私人性的网络暴力,有必要强化刑法的保护。“受害者脆弱论”和“受害者不完美论”都是对于网络暴力关注的失焦。网络诽谤“情节严重”的认定过程应是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的实质判断过程,其中,精神损害是判断因素之一。     

竞合论视域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处罚界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的急剧扩张,反映了其入罪标准的模糊和竞合处断的混乱。该罪法律性质为帮助行为正犯化,同时具有独立性限度。应从因果关系归责的实体因应和追究犯罪的程序困境纾解把握其立法意旨,立足规制对象的类型化、处罚范围的有限性和法益保护的必要性,合理设定入罪门槛。可将信息网络帮助行为类型化,并以中立帮助行为理论限制其处罚范围,进而转向竞合考察,以“深度参与性”标准来区分帮信罪与共犯,且遵循法条竞合择一重处断原则。基于帮信罪的独立性质和法益保护范畴,其可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成立想象竞合。通过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阶梯式分流模式,可以厘清帮信罪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从而科学限定其成立范围,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网络犯罪的法理分析和立法思考

随着计算机和信息网络的普及,人类的交流更加方便和快捷。与此同时,网络犯罪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且危害性日益严重。令人忧虑的是,由于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的滞后,对一些新型的网络犯罪行为的定罪还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笔者试就几种主要的网络犯罪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网络立法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见。     

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构成特征与法定刑探讨

本文通过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分析,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看法,进而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客 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进行全面的剖析,并且通过对目前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法定刑分析,提出了对现有刑法 完善之处的建议。     

建立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法律思考——以网络安全文化为视角

信息网络运行系统频遭破坏导致有价值信息屡被窃取,是当前网络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在网络安全文化框架下,通过加强网络技术立法与安全管理行政立法,建立规范网络安全服务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完善网络安全法律责任制度,培养网络用户安全理念,发挥道德在法治中的作用,建立应对威胁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我国基本社会保障研究

基本社会保障是为保障国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基本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中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应有之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考察了我国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基本社会保障的基本社会服务体系、财政体制、法律法规体系和基本社会服务的多元参与机制的建议。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以应对西方网络意识形态渗透为例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关乎国家安全。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靠霸权主义和技术优势,利用网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诸多挑战。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攻克网络核心技术、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法律体系、推进网络和社会安全治理协同发展,找准着力点,实现网络强国战略。     

证券监管理论变迁、评价及启示

为了在不断变迁的理论中,找到完善和创新中国证券监管机制的理论钥匙,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对证券监管理论的演进脉络进行了梳理和评价。分析指出,证券监管理论萌生于福利经济学的公共利益理论,成型于规制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理论,长成于法经济学监管与法的理论;单个理论都有其历史的局限和不足,证券监管理论将走向综合;法律不完备理论关于监管机构分享执法权和相应立法权的观点,对中国证券监管权的配置和行使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论环境保护公安司法机关的专门化设立

随着各种环境案件的逐年增加,环保执法机构身单力薄以及与公安司法机关衔接不畅等法治瓶颈日趋突显。为保证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基于环保法治的内在要求,国家有必要效仿林业、铁路等部门设立专门公安司法机关的做法,设立专门的环保公安司法机关,以增强环保法治力量,及时有效地遏制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论治安管理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基础

传统观念认为,治安管理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治权威在维护社会秩序工作中的体现,政府警察机构是承担这一职能的主体。然而,我国近年来和西方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治安管理实践表明,治安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其他社会治安组织与政府警察机构合作、互动,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究其原因,不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政府失灵理论、治理理论也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