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环境中的道德研究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加强法制建设,实施法治的同时,还应注重对法治环境中道德问题的研究。在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的作用同等重要。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实现法治价值目标的两个关键环节。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社会转型期我国道德法律化的路径探析

道德法律化是中国法制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容忽视的立法主张,道德法律化在应用过程中不能混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通过背景分析,道德法律化有着很高的可行性。在转型期这一尤为特殊的背景下,其实现路径应该立足现实,从更深刻的制度方面去寻求解决。     

试论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是道德和法律的内在共性及道德功能的局限性,无论是在我国当代立法还是在西方国家立法中都有重要的表现形式。法律不是万能的,道德仍然有自己独立的功能和价值,社会生活中有些问题只能依赖道德的调节,这些因素使道德法律化存在一定的限度。     

道德诉求法律化的法理学思考

道德诉求法律化并非解决道德困局的真正出路。法律同样面临,而且正在面临其不可避免的困境。法律的实效不容乐观。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不仅不利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法治建设,而且可能有损于道德自身的社会调整,还可能构成对人本质中自由主义部分的侵害。要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前提与必要的条件,谨慎于道德法律化的限度。要以一种理性的而非常识的视角,看待并回应公众的道德诉求,进行科学合理的国家立法,使法律与道德既能协力合作,又可使调控效能最大化。     

略论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

道德的法律化,是沟通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中间桥梁,它使得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从事实层面上看,道德法律化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基础与需要。同时,古今中外的无数次道德法律化的实践也证明了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然而,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过度的道德法律化或是盲目的道德法律化及以德代法的做法无疑会给法制体系的完备及法治社会的实现带来损害,因此有必要对道德法律化进行适当的限制。     

试论现阶段我国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

针对现阶段我国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分析道德和法律的局限性与互补性、剖析现阶段我国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艰难的成因的基础上,指出：建立德法互助互动机制——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是现阶段我国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     

谈谈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双向趋同——环境道德的法律化与环境法的道德化

在当代环境法的发展中,有一种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双向趋同的趋势,这种趋势以环境伦理的兴起与发展为现实基础,以环境道德和环境法的共生互动关系为理论依据。该趋势表现为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和环境法的道德化两方面,这两方面辩证统一、构成环境法治的两个阶段,但并不能因此而将这种趋势绝对化。同时还应注意其在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表现：即更多地体现为较低层次的环境道德的法律化;此外在我国环境法治建设中,环境法的道德化更是格外重要。     

谈谈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双向趋同——环境道德的法律化与环境法的道德化

在当代环境法的发展中,有一种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双向趋同的趋势,这种趋势以环境伦理的兴起与发展为现实基础,以环境道德和环境法的共生互动关系为理论依据.该趋势表现为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和环境法的道德化两方面,这两方面辩证统一、构成环境法治的两个阶段,但并不能因此而将这种趋势绝对化.同时还应注意其在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表现:即更多地体现为较低层次的环境道德的法律化;此外在我国环境法治建设中,环境法的道德化更是格外重要.     

对转型时期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思考

道德规范法律化是目前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我们主张道德立法,把法治意识融浓于道德伦理之中,在调节人们的道德行为过程中,做到德法相济,威信并行。     

道德法律化初探

道德法律化,即是将人类的道德、原则、规范铸为法律的过程,同时也是善法由此产生并存在的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法律的本质,并为法治的构成建构了基石。道德法律化可提高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加强社会制度文明建设,提高社会公民素质,是实现法制化社会的一个前奏曲。我国现行法律在维护社会公德、加强职业道德和婚姻家庭道德方面取得一定成绩,还应从时代需要出发,继续加以完善。     

法与道德——乡土中国社会控制的理论把握

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或其他方法,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直接、间接和弹性结合,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德育、法制教育等,加速法律的道德化,从而使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严格制约下的德治彼此渗透,相互结合.     

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图景

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确立一个目标,即法律信仰,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遵守、法律尊重和法律尊崇,在内容上呈现为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运用两种机制,即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通过三条路径,即规范层面的制度激励、实践层面的过程体验和精神层面的宣传教育。其中,制度激励主要运用道德法律化机制,旨在培训法律遵守;过程体验和宣传教育主要运用法律道德化机制,旨在培养法律尊重和培植法律尊崇。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必须围绕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全面实施,实现三条路径间的密切配合、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体系性合力,塑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法文化视角下的现行立法观念剖析

立法在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立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便包括立法观念中存在的误区。对外国法制的盲目推崇、对习惯规则的轻视以及对法律功能局限性认识的不足都是其中的表现。因此,法治建设应更多注重我国法治本土资源的利用,立法者在立法时应给予人们的习惯规则以应有的重视,以促进先进的法制与中国法律文化的融合与协调。     

道德的法律化与道德的自律

在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 ,社会道德发生剧烈的嬗变 ,传统的道德受到冲击 ,法制不健全 ,使道德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 ,依靠法律对道德的强制作用 (道德的法律化 )成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的最重要途径。但法律本身在发挥其制约作用的同时 ,也并非万能。本文从法律的产生、立法、执法的局限性及法律与道德的各自所长 ,分析道德的重建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作保障 ,也需要道德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为基础 ,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优势互补 ,双管齐下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才能最终实现道德水准的提高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对封建法律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规范体系中处处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和法治思想,并结合社会主义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加以综合创新,正确认识和处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视野下我国道德法律化建设刍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急速出现,使一些传统的道德规范不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力,还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从而也影响了人们对伦理道德领域的基本信念,给我国的伦理道德文化建设带来了相应难题,也对我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道德法律化是我国道德建设的必由之路,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调控力量弱化决定的,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也是最优的选择。一方面,在价值取向方面,法律和道德具有一致性,这就决定了道德上升为法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对社会的调控力,这也决定了道德上升为法律的可能性。我国道德法律化建设中需要处理好的两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二是正确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从西汉法律看中国传统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是中华法系一个重要特征,其实质是通过儒者的活动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转变为法官审判的依据或法律条文。从零星记载的汉律条文中可以窥见:在汉代,这一现象已经渗透到立法、司法中。立法方面表现为对"孝"、"尊老爱幼"及家庭伦理等基本原则的维护;司法方面,表现为"春秋决狱"。此后,在汉律影响下,传统道德继续其法律化进程,至《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这一过程的终结。     

论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法律化——兼谈法律思维的作用

我国环境资源立法和学术界均已接纳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这一理念,但目前对这一理念的理解和运用还仅仅停留在表面层次,仅仅止步于在立法体系上较为全面地涵盖生物系统各要素,但由于该理念在我国与法律尚未进行良好对接,导致我国现有的众多环境资源立法从根本上来看并没能够真正有效地体现出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法律化的核心问题应当是从法律思维的角度出发,运用权利义务分析这一法律人特有方法对其进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