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英文)

鉴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本文使用泰尔指数度量和刻画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特征。同时,本文设定了非线性阈值协整模型,以揭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与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长期非线性闽值关系在泰尔指数为0．100（阈值）处发生机制转移：1978—1991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增长的长期效应为正;1992—1999年,收入差距对实际增长的效应由正向负平滑转换;1999年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且负效应呈逐年增加趋势。     

基于情景压力测试模型的广东城镇居民通胀承受能力研究

本文在相关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靠广东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分组数据,测算不同收入分组居民的通货膨胀承受能力,并通过宏观经济分析,提炼出对居民通货膨胀承受能力有重要影响的宏观因子,构建居民通货膨胀承受力模型。依据情景法,借用金融系统压力测试来研究广东居民通货膨胀承受能力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当前不同收入居民群体受通胀影响差距较大,稳定居民消费和进出口水平对广东居民通胀承受能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消费结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机制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经济学家们用边际消费倾向、储蓄—投资、政治经济、教育—生育决策、社会稳定和国内市场规模等不同机制对上述课题加以解释。但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消费结构机制来解释这种影响要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改革开放之后的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消费结构演进,从而有利于消费需求持续扩大,使经济增长得到了持续动力。但是,进入本世纪后消费结构升级的结果则要求缩小收入差距,以形成一个可以使消费结构继续升级的更大的高收入群体。     

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的中国式路径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呈现一种"倒U"趋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达到"倒U曲线"的拐点,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是"倒U曲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还是中国的"倒U曲线"具有特殊性.借助于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所以没有实现收入分配的转型主要决定于体制转型和转型方式这两个因素;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必须改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及转变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为此还要有相应的政策予以大力支持.     

基于总需求视角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研究

马克思的增长模型和古典及新古典增长模型类似,都忽视了总需求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马克思的增长模型及以迪梅尼尔—赖维模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发现,这些模型的成立是存在隐含条件的。实际上,拓展以上模型隐含的前提假设,把收入分配等变量内生化,由此分析总需求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总需求不仅与短期经济增长有关,而且也影响着经济的长期增长。毫无疑问,资本、劳动与技术等供给因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总需求则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经济增长:一种从收入分配角度的解释--兼论中国改革20年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我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方面推动了消费结构升级,引起消费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增加储蓄,提高了投资需求。但若使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走向反面。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经济落后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呈倒U曲线演进。     

微利时代正悄悄走来

经济学家以为，在一个经济匮乏的时代，紧缺往往可以带来高利润，高利润驱动高投资，高投资经常伴随高通胀，而高通胀必然带来高利率，于是就出现了“四高”现象。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基本呈现这种状况。但从1995年开始，由于宏观调控的作用．中国经济供求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求大于供的矛盾缓和了，在许多领域出现了供大于求，并导致了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例如商业行业，据北京新民生理财顾问公司对沪深两市64家上市公司的统计，这些企业平均主营收入增长率为21．69％，主营利润增长率为10％，但平均主营利润率只有4．17…     

Analysis of China＇s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而现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则是其主要原因。在一个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动态模型框架下，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工资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行反应，而且使劳动生产率和物价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也不敏感。这意味着，当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由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物价上涨时，工资的提高不够显著，从而由经济增长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基于此，要彻底扭转中国收入分配恶化趋势，根本途径仍然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尽快被吸收。     

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美国政府经过三次经济结构的调整,消除了巨额财政赤字,提高了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使美国经济走向了低通胀、低失业的高速经济增长轨道和跨入了新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主要有:高增长低通胀,高投资高增长,高增长高成本,高增长低就业,高增长高储蓄,高增长高顺差,高增长低效益。     

规范分配秩序 实现公平分配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这是市场竞争、历史长期发展、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体制变迁和经济政策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加强宏观调控 ,完善税制 ,控制行业垄断 ,严惩腐败分子 ,提高农民收入 ,才能从根本上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实现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差距的最适度水平判定及其偏离

收入分配差距的不适度可以通过储蓄率、需求结构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多条途径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由此可知·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存在着与该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最适度收入差距水平.收入差距对最适度差距水平的任何方向偏离,都会抑制经济效率的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大大高于最适度水平,政府应采取措施使我国的收入差距趋近于最适度水平,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一体化互动关系——一个初步的现代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围绕“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主题 ,在对“分配 -增长”传统分析框架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 ,从双向动态的全新视角探讨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初步提出了一个以“一体化互动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分配 -增长”现代分析框架 ;并着重指出分析与增长之间内在的、积极的、相互促进型的互动关系、基本内涵及其必备的制度和结构条件 ;论文最后结合转型时期中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现实状况 ,指出了重建中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一体化互动关系”的制度与政策含义。     

面向21世纪的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之所以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并存的好势头，原因是自９０年代初以来无论世界大环境还是国内小环境都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一些美国经济界人士就此认为，美国经济在９０年代取得的惊人成就为美国经济今后永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打下了基础，甚至有人狂喜地预言：２１世纪属于美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对此，一些俄罗斯经济界人士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在２１世纪２０年代前后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可能会削弱     

经济增长与“富裕中的贫穷”——重温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

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并没有呈现出库兹涅茨"倒U曲线"所展现的情况,反而日趋恶化。这种情况说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均等化无关,甚至是负相关。而新剑桥学派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重点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收入分配中的问题。基于此,应从经济制度入手,按照"罗尔斯标准"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初始配置。     

如何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基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与测算

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当前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可以探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测算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实证分析方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多轮微观数据可有以下研究发现。一是收入分配是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1995—2018年间其贡献处于10%～30%,并且改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居民整体消费倾向的上升。二是当前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将收入最高20%群体可支配收入的10%转移给收入最低20%群体,可以使居民消费总量提高3.73%,由此推算居民消费率可以从38.67%上升至39.54%,进而扩大需求,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在测算过程中,可以从微观角度,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估计和分析。     

妇女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再评估

本文采用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及有关妇女方面的最新理论，探讨妇女的社会经济作用。传统上对妇女经济贡献的估计往往采用妇女在正规部门的劳动参与率以及产业分布指标，从而将妇女在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及家庭生产、家务劳动等排除在外，低估了妇女的实际经济贡献。作者认为，对妇女经济贡献的重新估计可以采用国际上新的经济活动人口定义，评估妇女的实际经济参与率；可以从时间花费，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回报──工资和收入对家庭和国民经济的贡献方面来估计，这也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的今后行动纲领之一。     

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英文)

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而现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则是其主要原因。在一个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动态模型框架下,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工资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行反应,而且使劳动生产率和物价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也不敏感。这意味着,当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由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物价上涨时,工资的提高不够显著,从而由经济增长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基于此,要彻底扭转中国收入分配恶化趋势,根本途径仍然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尽快被吸收。     

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探析：兼评对我国经济可能的影响

至１９９９年８月，美国经济自１９９２年走出衰退以来已经稳定增长了１００个月：１９９８年和高增长的１９９７年一样，均保持了３．９％的增速，到１９９９年第二季度仍保持高达２．３％的增长率；通胀率由１９９２年的２．９％下降为目前的１．６％；失业率由１９９２年的７．３％下降为目前的 ４．２％。于是很多美国学者和政府人士提出“新经济”概念，认为美国经济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不再属于传统经济的范畴，而是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新经济”时期，经济周期已经消失，并且这种经济将像永动机一样会永远运…     

基于补偿变量法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

通货膨胀是衡量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否稳定和健康的重要指标.本文在对有关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运用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及人均补偿额进行了测算.实证结果说明,在中国高通货膨胀会带来较高的福利成本,当名义利率的上升滞后于通胀的增长时,有可能会低估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结果.因此,政府及中央银行应积极采取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将通货膨胀水平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尽可能减少社会福利损失.同时,应采取直接生活物价补贴的政策以弥补通胀给社会公众所带来的福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