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本刊分类总目次

⊙专题研讨⊙美国核政策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研究综述⊙⊙⊙⊙⊙⊙⊙⊙⊙⊙⊙⊙⊙⊙⊙⊙⊙⊙⊙⊙⊙⊙⊙姜振飞(1:1)里根政府对《反导条约》的新解释⊙⊙⊙⊙⊙⊙⊙⊙⊙⊙⊙⊙⊙⊙⊙⊙⊙⊙⊙⊙⊙⊙陈妙峰(1:13)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美国核政策的调整⊙⊙⊙⊙⊙⊙⊙⊙⊙⊙⊙⊙⊙     

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美国核政策的调整

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防务战略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作为防务战略核心的核政策也经历了重要的调整,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核政策都作了调整,这一调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大国间战略稳定以及国际不扩散机制都造成重大的影响.     

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研究综述

国际学术界对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作出了全方位的研究,中国学术界也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有一些研究.对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今后学术界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还应进一步深化研究.     

印度对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反应

1964～1968年间,在中国核试验成功后,印度国内围绕核政策选择问题展开讨论。1964～1966年,讨论的焦点是印度是否要发展核武器,结论是印度保有发展和平目的核爆炸装置的权利。1964～1967年,印度政府又试探大国向本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可能性,但也没有如愿。1967～1968年,印度核政策选择争论的核心转变为是否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几经谈判,印度对此条约予以拒绝。     

论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

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主要特点包括:拒绝加入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但宣称支持真正核不扩散的目标;推动与巴基斯坦在军事与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进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保持可信的最低限度核威慑;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印度发展核武器成为南亚核军备竞赛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巴相互核威慑有助于防止双方发生大规模常规战争,但也存在偶发性核战争的危险。美印核合作协议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造成严重冲击。印度核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某种潜在挑战。     

冷战后中国不扩散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讨论的不扩散问题主要是防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主要是弹道导弹 )的横向扩散。冷战结束后 ,面临新、旧格局交替的国际形势 ,中国逐步调整了各项外交政策 ,其中 ,不扩散政策是变化较大的一个领域。笔者认为 ,2 0世纪 90年代 ,中国不扩散政策的转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策调整 ,而是一次实质性的“变革”。至少有三件事说明了这一点。首先 ,中国完全改变了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立场 ;其次 ,中国首次建立了系统的核出口控制机制 ;最后 ,在防止导弹技术扩散问题上 ,中国开始承担相关义务。通过考察中国不扩散政策的转变过程 ,本文尝试对中国政策转变的原因加以分析 ,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政治右倾化背景下日本核政策走向评估

冷战后,随着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有关核武装的讨论日益频繁和表面化。虽然当前日本的核政策仍然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基调,但是鉴于日本具有发展核武器的巨大潜力,以及近些年来日本政治加速右倾化背景下越来越公开化的发展核武器舆论,国际社会特别是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战争伤害的亚太国家有理由对日本核政策的走向感到担忧和进行持续的关注。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日本的核政策同样如此。在分析影响国家核政策的各项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建构一个简明的日本核政策基本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解日本的核政策并评估日本未来的核行为。     

试析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与日本核政策

日本对核不扩散体制的认识与参与,经历了一个从消极认识到初步参与、再到寻求发挥所谓"主导作用"的自发倡议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无核三原则为代表的"无核"政策,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依核"政策与追求自身核武器制造潜力的"拥核"政策,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兼具多重性与矛盾性为特征的日本核政策。从战后70余年日本核政策来看,"无核"政策只是表面原则,"依核"政策亦是权宜之计,"潜在拥核"才是日本最终选择的核心政策。从该意义上说,日本不是"无核国",亦非"弃核国",而是一个"潜在拥核国"。就其核政策的影响因素而言,相较安全、规范、外交等因素,国内政治,特别是保守政权的认识和意图是内在性的主导因素。     

六方会谈：决策树模型视角下的“猎鹿困境”

朝核问题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最令人关切的核心问题之一。朝核问题的症结在于怎样解读和执行朝鲜半岛无核化,在于美国的军事存在及敌视政策与朝鲜安全诉求的负相关性,在于现存国际法致使捍卫国家安全的正当性和维护国际安全的法理性二者相悖,而消弭这一悖论的纳什均衡点难以寻求。作者以决策树模型和猎鹿博弈理论,论证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机制——六方会谈的实质是购买朝鲜弃核。本文认为,该机制本身孕育了致使其难以成功的困境,并进而得出朝鲜难以在现存国际体系下和平弃核,以朝鲜半岛中立化机制内化掉朝核问题未尝不是最佳出路。     

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战略探析——兼论其对中国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性和地位看似在下降,但国际发展合作改革的进程则在加快。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国际发展合作的战略化和安全化转向,大国竞争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导性战略;二是塑造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成为美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方向;三是新的制度工具设计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性和战略现实主义特征。美国国际发展合作在战略、模式和机制工具三个方面的变化,具有明确的针对中国尤其是"一带一路"的目的。在实践层面,其具体的抓手包括:一是话语攻击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二是构建和利用多边合作平台限制中国;三是整合现有机制工具并推动制定美国国际经济战略;四是创新发展融资工具。虽然短期看,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战略对中国实质性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其潜在、持续和长远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扩张与收缩：论美国外交的周期性

自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外交即呈现出“扩张——收缩——再扩张——再收缩……”的周期模式。从上一次扩张到下一次扩张或从上一次收缩到下一次收缩的平均时间约为45年左右。迄今为止，美国外交经历了四个半周期。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国际局势的变动、国内思潮的转换等因素是推动美国外交扩张与收缩的主要动力。当前美国外交开始步入第五个周期的收缩期，这将对世界和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发展及其影响

本文从美国重返亚太入手,分析近年美国对亚太政策的调整、变化及其根源,在此基础上探讨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美国重返亚太反映了美国重视与亚洲各国的合作,而不仅仅是在亚太搞对抗。当然,加强与亚洲各国,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才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在重返亚太的过程中,受到经济实力因金融危机而削弱的影响,露骨地使用军事硬实力、挑唆亚洲一些国家对华敌视情绪,不利于亚洲各国的发展,也对美国当前的经济恢复没有好处。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新时期的日美贸易谈判:成果与趋势探析

特朗普执政后,开始实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政策,反对多边主义,主张双边谈判。在美国对日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日本加快扩展对外经贸关系的形势下,美国与日本缔结双边贸易协定、加强经贸合作的必要性明显上升。2019年4月,美日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并在半年内签署了初步贸易协定,其范围基本未超日本所要求的货物贸易内容,仅增加了数字贸易领域,反映出日本与美国欲在新一轮国际贸易体系转型中引领规则与标准制定的战略意向。日美贸易协定对日本的预期经济效果低于CPTPP和日欧EPA,尤其是日本的农业将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依照特朗普政府对日谈判方针,日美今后还将围绕汇率条款、原产地规则、投资及服务贸易等问题展开谈判,日本仍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与挑战。     

中国投资东盟的驱动机制探析

中国自提出"走出去"战略11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总体放缓、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日益严重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决定国际化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中还具有巨大潜力。驱动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因素、生产成本因素、经营发展因素、政策因素等几个方面。     

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

随着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美博弈长期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蔓延,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趋势。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成为制约各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在此形势下,主要国家和地区从安全保障的角度强化经济活动,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近几年,日本不断健全和完善经济安全政策法规,强化政府相关职能,努力提升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战略资源等方面的自主性,同时与欧美等“志同道合国”加强合作,促进形成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实现日本在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及其国家战略。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会给自身、地区及世界带来一些影响。     

美国霸权的历史成因及其现实问题

美国霸权的获得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它既根源于美国超强的国家实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也离不开在国际战略方面对世界霸权的追求和谋划,这其中包括对实力的崇尚、对世界大战的利用、倡导"国际规范"、保持对地缘政治的关注、掌控联盟体系及对潜在竞争者的遏制和打击等。当前,随着美国国内力量基础生变、国际战略调整失误和外部环境的演变,美国霸权正在步入结构性式微阶段,有可能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风险因素,其何去何从引人关注。     

Presidential Direct Action and Policy Continuity: The Case of U.S.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Policy*

Objectiv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modern practice of unilateral presidential policy making in the area of U.S.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policy.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practice in a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tended to limit and constrain direct presidential action in policy making. Methods. The authors conduct their analysis using a variety of qualitative sources, including leading studies on the topics of presidential direct action and U.S.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policy, and government documents. Conclusions. Policy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has been marked by dramatic back‐and‐forth shifts due to the modern practice of presidents making many decisions without legislative involvement. Although not the only policy area in which this practice has become the norm, the case study of U.S.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policy reveals the pitfalls of deviating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design of a system of balanced and constrained power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and US Foreign Aid: As Seen in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The effect of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on Sino-US relations and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We us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whether and how China has influenced the results of US “vote-buying”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through foreign aid. We find that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vulnerability and credibility, Chinese foreign aid has decreased US manipulation of UNGA voting. However, this is not a subjective strategic choice on China’s part but the objective result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the game of Sino-US foreign ai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the entry point and squarely facing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competition that exi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problems and obstacles China will encounter on its future developmental path, but also the necessity and difficulty of risk control in Sino-US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