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出行时间研究

本文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于2011年对北京市居民进行的生活时间分配的抽样调查,针对北京市居民上下班(学)路途时间消耗情况,分别对不同性别、年龄组、教育程度、职业、周就业时间、家庭情况的人群进行统计分析;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了北京市居民上下班(学)路途时间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缓解北京市交通压力的建议。     

非寿险服务产出核算中调整后已生索赔的测算

按照SNA(1993)的公式计算非人寿保险服务产出,一旦发生大的灾难,按“实际索赔”计算的非寿险服务产出有可能出现负数.SNA(2008)建议采用“调整后已生索赔”替代“实际索赔”,但如何计算调整后已生索赔,尚未提出具体的可行方法.文章以广东实际数据为基础,以预期法为思路,分别采用指数平滑法、移动平均法、随机时间序列模型法和回归模型法计算了调整后已生索赔,为调整索赔的实现做了有益的尝试.     

粮价上涨对生产与消费的影响

粮价上涨对生产与消费的影响徐亚刚粮价上涨，是否激发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广大居民生活消费的承受能力又如何？经调查了解，农民虽看到了种田的希望，但实际收益并不理想，因居民的承受能力不一，绝大部分居民负担困难。一、粮价上涨．使农民种田有了希望，但由于农产品...     

中国非寿险服务产出核算方法改革研究

目前中国计算非人寿保险服务产出的方法与SNA(1993)的方法原理类似,在巨大灾难发生时,计算的非寿险服务产出可能为负数。基于SNA(2008)的修订思路,以广东省数据为基础,分别采用会计核算方法(按照成本费用加期望利润的形式)以及期望方法(运用引入自变量x的ARIMAX模型形式)核算了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研究了采用赔款预提基金方法计算调整后已生索赔的方法,认为采用直接计算法核算非人寿保险服务产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     

多元就业条件下农民就业选择分析

文章分析了多元就业选择条件下农民就业选择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运用2012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对农民就业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自家农业生产、农业打工、非农受雇、非农自雇、家庭帮工等5种就业类型中,农民就业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且做选择时都会受到家庭和个人因素的影响;运用多元Logit模型验证表明,4种家庭因素(家庭总人口、家庭总收入、家庭金融总资产、家庭总土地)和5种个人因素(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均对农民的就业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且对新生代农民和传统农民的影响效果不同.     

卷烟企业生产效率的统计分析

生产效率是指生产单位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出水平，通常用单位时间实际产出与生产单位的单位时间的理论产出比较，表示为相对数。一个生产单位生产水平的好坏，即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由6个方面决定：1.生产管理水平和组织情况及员工的技术水平；2.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与使用年限；3.工艺操作方法；4.产品的结构和质量；5.原辅材料的规格与质量；6.生产工作环境(包括精神环境和物理环境)。 卷烟工业企业生产线一般主要由制丝线、卷接线和包装线等组成。包装线作为生产的最终端，它的生产效率不仅受设备本身和生产管理活动及生产产品和原辅料…     

无偿服务核算研究

一、无偿服务核算的意义本文所谓的无偿服务,主要是指居民(住户成员)为自身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最终消费而提供的没有货币报酬的服务,如房屋和家庭耐用品的清洁与保养、膳食的制作、儿童的照顾和教育、病人与老人的看护等等,同时还包括居民参加义务社会公益活动所提供的服务。根据联合国1993年SNA对生产的定义:“经济生产可以定义为在机构单位的控制与负责下,利用劳动、资本、货物和服务的投入,生产货物和服务的活动。①”无偿服务不同于那些不可能由他人代替进行的人类非生产性活动如为满足自身需要的吃、喝、休息和体育锻炼等,它“属于…     

中国县级政府间财力差距：1993-2003年

 摘　　要:本文利用1993-2003年中国县级地区的财政数据，借鉴收入分配文献中发展出来的地区子集和收入来源不平等分解法，对县级政府财力差距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县级政府财力差距十分悬殊，且财力不均等存在上升趋势；大部分财力不均等是由组内差异解释的，地区间差距对不均等的贡献相对较小；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不但没有起到均等县级财力的作用，反而拉大了财力差异，特别是在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造成了近一半的县级财力差异     

中国国民核算演变的公共品视角:模式选择、知识生产与体系构建

国民核算作为一种国际标准统计体系的制度安排和一种宏观经济统计信息,具备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而属于一种公共品。本文不是中国国民核算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的全面论述,而是从公共品视角对核算模式选择、知识生产和体系构建补充一些认知。研究提出:(1)中国统计改革起点是口径符合物质平衡表范围的产值指标,从未系统实施过物质平衡表体系;中国国民核算模式转换和体系改革是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国民核算实践发展不够平衡,总体上大致处于1953年版至1993年版之间,部分项目达到了SNA 2008年版的水平。(2)中国学者在国民核算领域的学术增加值主要是论证中国核算模式的确立,对SNA的引进和系统、深入解读,SNA的中国化探索;国民核算的知识生产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质量提升,需要学者坚守阵地、贡献智慧,以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国民核算需要"脑书"Handbook进一步研究学理和方法论。(3)SNA自身面临的困局和中国高质量发展,对国民核算提出了要求,通过中国SNA体系的构建路线图,给出了中国SNA体系化发展的路径。     

内循环视域下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研究

经济内循环是指国内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生产过程，其中消费环节则是经济内循环的战略基点，而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老年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将会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研究内循环视域下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运用动态优化模型进行数理分析，发现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随收入提升呈现倒U型动态变化；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首先，分别采用面板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进行初步计量回归，发现老龄化总体上抑制了居民消费，对消费率进行分解后发现，老龄化可以推动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具体来看主要是通过促进医疗保健费用，抑制文教娱乐和交通通讯费用来实现的，因此，老龄化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效果是“浅层次”的；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并采用不同的老龄化标准进行设定，以及根据不同的收入类型和收入区间进行门槛回归，分别设定控制时间和不控制时间效应，发现老龄化随着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呈现倒U型，由此验证了本文动态优化模型推导的结论；最后，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计量结果十分稳健。     

住户部门卫星账户的构建与理论阐述

 住户生产核算是SNA2008的重要补充和完善。依据SNA2008经济生产的定义,本文界定出住户部门生产核算的范围,既包括住户部门SNA生产也包括住户部门非SNA生产,在SNA住户部门账户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其经济交易项目进行相应的调整,得到拓展后住户部门账户体系的经济交易项目,并由此构建出住户部门的卫星账户。同时,本文还分析了住户部门非SNA生产对经济总体生产水平、收入水平及其对SNA2008体系下政府部门、为住户服务的为营利机构部门相关经济交易项目的影响。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因何而生

本文借鉴Roemer的环境和努力二元因素分析框架,采用CHIP数据,构建相对全面的环境集,然后借助事前法构造的反事实收入来间接测度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程度及其具体生成渠道,并选取年龄、性别和地区三大环境因素,进一步剖析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的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1）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中的23.2%是由环境因素所引致的机会不平等。城镇机会不平等程度随年龄增加而逐步积累,但在51-60岁时有所缓和,呈现倒U型特征;女性的机会不平等程度高于男性;机会不平等程度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2）从生成渠道来看,机会不平等中的78.3%源于环境因素的直接渠道影响,剩余21.7%为环境因素的间接渠道影响。两种渠道的相对程度在不同年龄间差异明显,间接渠道对女性机会不平等的解释力是男性的2倍以上,间接渠道相对程度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旨在缩小机会不平等的政策应致力于补偿年龄、性别和地区等环境因素差异,尽可能使所有人的同等努力得到同等回报。     

机会不平等的衡量：参数测度法的应用与改进

本文在考虑不可测环境和努力变量的影响,以及处理环境和努力变量相关性的基础上,改进机会不平等的参数测度法,并运用这一方法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进行数量测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机会不平等占收入不平等的比例平均达到29%左右;分解结果显示,可测环境变量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占收入不平等的比重维持在27%左右,不可测环境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平均而言只有2%左右。此外,家庭教育背景差异、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性别歧视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居民机会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本文认为,为降低中国居民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程度,政府应对因外部环境不利而陷入贫困的居民进行救济和补偿,为弱势群体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创造条件和提供平台。     

基于人口特征的收入差距分解分析——以重庆市为案例

 摘　　要:本文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重庆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同时采用基于人口特征的收入群体分解和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来源分解二种方法考察了重庆市居民的各种人口特征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差异是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城乡居民之间受教育机会、职业选择上巨大的机会不平等将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生长期的影响。     

增值税“扩围”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分配效应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分解方法,并运用2007-2011年我国城镇分组家庭的消费支出数据,分析了增值税“扩围”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增值税“扩围”后不同收入等级的增值税税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增值税对食品、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领域具有不均等效应,而对衣着、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等领域具有均等效应。我国增值税总体上呈现不均等效应,但不均等效应逐步减弱,其中平均税率和消费支出差异的分配效应是决定因素。     

教育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借鉴Beach提出的分位数法构建时间系列模型,利用中国农村1993-2007年的数据,从受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程度两个方面考察了教育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或者说教育的均化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收入不平等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当前我国农村整体教育水平仍然落后,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模式仍处于倒U型的左边。上述结论对农村的收人分配政策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含义。     

时间和收入来源对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对深圳市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大多是静态的测度某一时点的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缺乏对收入随时间变化的模式和收入来源结构的深入研究。本文使用深圳市2005年和2006年的城市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结构进行了研究。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从本质上反映了机会公平的程度，深圳市的实证数据表明，现阶段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使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小于短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小于单一收入来源的不平等程度。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关注机会公平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非市场服务生产、非市场服务交易与非市场服务产出

一、问题的提出国内生产总值是“总量”指标 ,但是 ,如何理解总量的范围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有些人将GDP总量的范畴理解为市场性货物与服务的产出和非市场性货物 ① 的产出上 ,将非市场性服务的产出排除在GDP所含范围之外。表现在 :1 仅将GDP总量或GDP发展速度与实体经济或市场性服务联系在一起。如在预测GDP增长率或制定GDP规划时 ,仅列出了工、农、建筑业或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中介等服务行业的增加值或增加值发展速度 ,未包括教育、体育、文化、卫生等非市场性行业增加值的发展规划 ,现在很多人甚至是高层或有学历的人…     

中国住户生产核算的范式设计与理论阐释

住户生产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根据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实际,依据联合国SNA1993,界定了住户生产核算中住户的概念、核算主体和核算范围,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住户生产核算中综合账户、综合矩阵的设计思想和结构,勾勒了中国住户生产核算的基本框架。     

Stochastic dominance amongst swedish income distributions

:Sweden's income distribution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 and for subgroups, including its immigants,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The interest in this area has grown with increasing availability of data, including panels. The previous studies are based on indices of inequality or mobility. While indices are useful for complete ordering and have an air of "decisiveness" about them, they lack universal acceptance of the value judgements inherent to the welfare functions that underlay any index. In contrast, uniformpartial order relations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which rank welfare situations over very wide classes of welfare functions. We conduct bootstrap tests for the existence of first and second order stochastic dominance amongst Sweden's income distributions over time and for several subgroups of immigrants. Analysis of immigrant's income is motiv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come for immigrants has been different and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ir length of residence and countries of origin. We consider several non-consecutive waves of a panel of incomes in Sweden. Two income definitions are developed. One is pre-transfers and taxes, gross income, the other is a post-transfers and taxes, disposable income. The comparis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two variables affords a partial view of Sweden's welfare system. We have focused on the incomes of Swede's and immigrant groups of single individuals identified by country of origin, length of residence, age, education,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other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We find that first order dominance is rare, but second order relations hold in several cases, especially amongst disposable income distributions. Sweden's incomes and welfare policies favor the elderly, females, larger families, and longer periods of residency. We find, in general,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the higher is the burden of this equalizatio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