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在于它不仅结合中国的儒家伦理、实用心理和各地域文化特征,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所导致的阶级阶层变动,而且还有所丰富和发展,受其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自觉重视和解决好日常伦理建设、普重功利的现实及其超越和引导、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一”与“多”的关系以及新社会群体的需要和期待满足等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之于佛教中国化,在传入背景、思想地位、传播过程和学说性质等方面毕竟存在不同,因而要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立足于现代社会实际,科学处理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关系问题。     

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佛教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共通性。二者本质上都牵涉到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扎根、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激荡、涵摄、交融,并在逐渐适应中国特殊实际的基础上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问题。因此,回顾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总结其中规律,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达成"视界融合"、外来文化成功实现中国化的条件和环节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论原始儒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奠基

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定型产生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学习、文人从政、道德关注为例,讨论原始儒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奠基作用。     

儒家“有教无类”与佛教“平等教化”之差异及历史影响

大乘佛教认为,佛性是人与世界的本质,佛性具有超越世俗的特性。以佛性论为基础的"平等教化"摆脱了一切世俗条件的束缚,是一种全面、绝对的教育平等。传统儒家伦理学则不具备这种超越性,因此"有教无类"很难摆脱种种社会世俗条件的限制。在大乘佛教佛性论的启发之下,宋明儒者构建了儒学道德本体论,这使得儒学理论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超越世俗的特性,并最终将女性、愚者纳入儒学教育平等的范围之内。     

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

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隋唐之后,禅宗为什么能够战胜各宗而独盛,进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近现代以来,人生佛教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本文分别从禅宗思想的儒学化、儒学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相互关系,近现代以来新儒学的复兴与人生佛教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经典”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此前儒家典籍已经经典化,但是刘勰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之“文学经典化”。《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主要有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儒家经典文学化,对之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二是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用来讨论更为广泛更为根本的文学问题。     

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影响

儒家伦理是指导安排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群体组织方式。其中,家庭结构模式最为典型,其他社会组织都不同程度地模拟了家庭结构关系,使中国传统社会表现出重视伦理关系、注重整体均衡与稳定、追求和谐等特点。群体的这种组织过程和管理方式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对现代中国的社会组织仍有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下的儒家社会主义

儒家思想中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是儒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主旨,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不断追求的理想社会。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看,儒家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既存在本质区别,也有密切联系。面对当前不断出现的用"儒家社会主义"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舆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儒家社会主义。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与儒道的相互借鉴与影响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具有长时段历史意义并改变中国固有文化结构的文化传播活动。从重复性博弈来看,佛教以合作盈余、优势互补、最小最大相对让步等策略与儒道等文化形态进行长期博弈,逐步实现了中国化;从演化博弈来看,外来佛教与本土儒道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模仿,并不断淘汰其不适应中国化的传播策略;从脱嵌论来看,外来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是以文化脱嵌—文化再嵌—切入文化弹性嵌体的方式实现的;从增长本质来看,佛教中国化是一个能够持续为中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提供有效信息的漫长进程。     

宗教与教化--略论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过程。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其他思想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之后成为“儒教”,是一种伦理型的准宗教。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改变自身的某些伦理观念与宗教习惯,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社会哲学思潮,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足,并生根发芽,这绝不是偶然的文化事件和历史事件,它们彼此之间肯定有着契合之处。当前,在新的历史大环境下,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关联性,将对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最可靠的理论保障。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之处和相互之间的影响,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进行有效梳理和讨论。     

儒家伦理思想对藏族伦理思想的影响研究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伦理与政治学说的一种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想，儒学及其伦理思想一直占据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统治地位，并且对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产生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何以会受到藏族同胞的关注、学习、运用，并吸收其为自己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呢？我们认为，其基本原因有如下几个万面：一是儒家伦理的普世性倾向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二是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主张符合藏民族需要的结果；三是儒家文化本身的亲和力倾向对藏民族产生的强大吸引力的结果；     

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

儒家美学思想对我国的传统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中和”美学思想。“中和”美就是指结构和谐、内部诸因素发展适度的那样一种荚。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反映在审美与艺术上,则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殊风格的形成,如艺术形泉的温柔、敦厚,意境上追求恬淡、宁静、隐秀,表现方式上讲究委婉与喻比,从而也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崇尚含蓄美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回顾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认真总结他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对于当前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应该是有意义的.     

从“六祖革命”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

印度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佛”为本。中国佛教虽来自印度,但经过禅宗慧能的六祖革命,却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这一转变宣告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完成。至近代,太虚大师等人致力于佛教改良运动,将传统重“神”重“死”的佛教改造成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实现了由“人本”到“人生”的转变。到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倡导“去恶行善”的道德精神、“平等慈悲”的平等精神、“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和“人间净土”的现实精神,而这些精神均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所以由近代“人生佛教”向现代“人间佛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佛教实现了由“人生”向“人文”的转变。     

道德修养: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大贡献

毛泽东借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道德和德化教育的特点,结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出一整套极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思想道德的实践哲学理论,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伦理道德个体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不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一大贡献。     

佛教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两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 ,注重对儒、道的吸摄 ,既经历过兴盛 ,也遭受过严重的打击 (法难 ) ,佛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向“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的话语和实践,且必须对中国现实和中国道路做出理论上的审视与观照。通过回向“中国现实”,思考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体验结构,把握“思想中的时代”;通过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及其文化连续性做出阐释,把握“思想中的自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真意。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种学术追求、价值追求,顺着中国人的生命、生活和中华文化的特质、价值,生成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努力创造当代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     

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念、困境和根本出路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近百年来儒学研究中的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为影响深远的儒学现代化的尝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路、争论焦点和面临的困境,深入探究儒学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巨赞法师爱国爱教思想对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启示

巨赞法师爱国爱教思想的形成始终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条件。抗战时期,巨赞法师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与抗日救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师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新中国的佛教建设事业中;晚年“历劫”后,法师在党的帮助下领导新时期中国佛教建设。同时,巨赞法师还通过主编佛教学术期刊、撰写佛学文章推进佛教“学术化”发展。在我国宗教界扎实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巨赞法师爱国爱教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加强佛教徒的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学者型僧才,创办学术性佛教期刊,创建具有佛教性质的文化产业,加强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