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佛教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共通性。二者本质上都牵涉到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扎根、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激荡、涵摄、交融,并在逐渐适应中国特殊实际的基础上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问题。因此,回顾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总结其中规律,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达成"视界融合"、外来文化成功实现中国化的条件和环节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汉魏佛教的区域性特色及其人文地理学分析

汉魏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初级阶段,主要分布在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和长江流域.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是皇族和士大夫信仰的佛教,而长江流域的墓葬出土的佛教文物,则表明佛教与民间丧葬风俗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首先草根化.汉魏时期的佛教信仰,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佛教都是一种祭祀工具,日本学者称之为“道教的佛教”.汉魏佛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色,在洛阳和建业的政治中心,佛教的祭祀功能表现为为现实生活祈福,满足上流社会的重生需求,而在长江流域的民间,则表现为祈祷祖先在彼岸世界过上美好生活.祭祀化的汉魏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时至今日,人们普遍地认为,佛教文化并非外来文化,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在于它不仅结合中国的儒家伦理、实用心理和各地域文化特征，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所导致的阶级阶层变动，而且还有所丰富和发展，受其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自觉重视和解决好日常伦理建设、普重功利的现实及其超越和引导、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一”与“多”的关系以及新社会群体的需要和期待满足等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之于佛教中国化，在传入背景、思想地位、传播过程和学说性质等方面毕竟存在不同，因而要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立足于现代社会实际，科学处理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关系问题。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与儒道的相互借鉴与影响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具有长时段历史意义并改变中国固有文化结构的文化传播活动。从重复性博弈来看,佛教以合作盈余、优势互补、最小最大相对让步等策略与儒道等文化形态进行长期博弈,逐步实现了中国化;从演化博弈来看,外来佛教与本土儒道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模仿,并不断淘汰其不适应中国化的传播策略;从脱嵌论来看,外来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是以文化脱嵌—文化再嵌—切入文化弹性嵌体的方式实现的;从增长本质来看,佛教中国化是一个能够持续为中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提供有效信息的漫长进程。     

佛教景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比较

初传中国的佛教、景教既有向中国传统文化依附、妥协、调和的一面 ,又有与之相矛盾的一面。佛教以其积极的态度 ,合理解决矛盾。加之中佛文化在文化指归上的同一性 ,使佛教逐步中国化。而景教未能或难以做到这一点。     

观音造像由男变女的文化阐释

观音菩萨由男变女的佛像造型,不是个别而是整个佛教造像普遍性的艺术作风.作为佛教在民族化、本土化过程中的艺术反映,则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变化.文章着重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这一致思进路,在儒、道、释"三教归一"的内在对接上,进行"旧案新说"的文化剖析.     

中国伊斯兰哲学人性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人性问题是中国伊斯兰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伊斯兰学者以人性思想的研究为契机,为中国穆斯林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持。伊斯兰哲学人性思想源于《古兰经》又深受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学说的影响;同时,还与中国化的佛教佛性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以王岱舆、刘智等伊斯兰学者的人性学说为例深入探讨伊斯兰哲学人性学说的深层价值对弘扬伊斯兰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疑伪经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疑伪经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类佛教典籍。在保持传统佛教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疑伪经融合了中国儒家的重要伦理思想以及道教的修行思想,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同时,从佛教疑伪经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佛教逐步融入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完成了对传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佛教与汉语外来词研究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传入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佛教虽然是外来文化,但它并没有水土不服,而是完美地和中国固有的儒道文化融为一体,实现了中国化。佛教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是巨大的,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佛教词语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现代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基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这个统一体的两面。二者关系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二者既是体又是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内在基础,二者基点上的差异则不断为中国社会价值系统提供养料,成为现代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百年的历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更是从未停止,二者的相互融通都体现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其酝酿、生长和成熟必然要经历长期复杂的过程。为此,我们应以史为鉴,努力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相互融合与相互贯通的正确途径。     

钱穆的禅学研究探析

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他指出,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来看,禅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禅宗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在20世纪关于《坛经》及其作者的争论中,钱穆反驳了胡适的观点,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考据在禅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禅宗思想中的"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无情有性”与“无情说法”:中国佛教山林化的佛学依据

印度佛教属于都市(含近郊)佛教,但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却渐渐地远离都市,走上了山林化的道路,山林佛教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面对中国佛教的这样一种态势,中国的佛教思想家湛然和惠忠分别提出"无情有性"论和"无情说法"论,为"山林佛教"的合法性作论证和辩护,从而为佛教山林化提供了佛学依据。有"无情有性无情说法"以为理论支持和舆论背景,中国佛教的山林化得以不断推进,最终导致了中国山林的佛教化。山林佛教化乃是中国山林的一个重要特征。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佛教中国化与文明交流互鉴

佛教中国化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范例。本文通过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与佛教的圆融思想等进行比较,概括了佛教中国化的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而论述了历史上佛教在道德教化、安定社会民心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佛教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关系,可以对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重要的启发意义。     

佛教果报观与传统报应观的融合

印度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焦点在于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差异。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果报观作出巨大让步，实现了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完全合二为一是在民间信仰，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底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融、相通之处。中国人民求真务实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阴阳流转与"否极泰来"的辩证思维传统、"知行之辨"的认知论传统以及"重民"、"大同"的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整合的"契合点"。     

丝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跨文化道德准则的建构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之路,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传法僧经丝绸之路入华译经传教,中国本土的求法者通过丝绸之路西行求法。佛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源于佛教的中国化选择,佛教戒律是佛教道德准则的集中体现,其主动融合儒家传统道德准则中的忠君、爱国、孝亲等内容,形成中国化的戒律,同时对儒家传统道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五戒中的杀戒不仅使中国佛教形成食素的传统,并对儒家祭祀制度影响深远。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准则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跨文化道德准则。     

佛教伦理:朱熹的认知、偏失及其教训

佛教伦理在中国儒家学者的心中从来就难获认同,在朱熹这里也不例外。朱熹对佛教伦理的审查结论是:在认知上是"不识天理"、在实践上是"不守伦理"、在目标上是"自私其身"、在特点上是"无缘之慈"、在后果上是"绝类止善"。然而,朱熹的这种理解和评判并不尽符合佛教伦理的本貌,与佛教伦理的特性相去甚远。因此,朱熹既不可能准确积极地诠释佛教伦理,也不可能将佛教伦理真正引入其思想世界,更不可能展开所谓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融合之实践。     

中国古代佛教势力发展变化中的皇权政治因素

在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外来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变革历程,是受中国皇权政治的改造日益世俗政治化。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佛教依附皇权政治而发展,其兴衰存亡,制约于世俗君主,受专制皇权所直接控制支配。其二,儒佛合一,佛教接受儒家统治思想的改造而成为皇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份。其三,参与世俗政治,佛教表现出"辅助王化"、服务专制皇权的特殊政治功能。     

论唐宋時期的法曲子

唐宋时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时期,也是曲子词创作、演唱的繁荣时期,在当时的佛教仪式上,使用着大量的、与俗世曲子词相同或相似的曲调-法曲子,这些曲调是佛教仪式歌曲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体现了世俗的音乐文学对佛教仪式的巨大影响。文章以佛教仪式歌曲的中国化为脉络,整理出自佛教传入汉地直至宋末这一漫长岁月中的中国佛事歌曲的发展过程,重点分析了唐宋时期法曲子作品的曲式、调名、内容、应用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