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建设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考察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根源，批判了强力意志论、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机械唯物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主张相互合作、主客体统一、和谐以及创造性奉献价值观，以有机主义哲学观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我们要吸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合理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     

新时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策论

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系统性、宏观性、非独立存在的动态体系概念,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文化安全领域的集中体现,其中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新时代,随着以AI(人工智能)与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的革新与应用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文化理论创新不足、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失范与化解西方文化侵蚀乏力等多重挑战。基于此,我国应从国家安全宏观战略规划的高度,发挥理论与实践的同频共振效应,构建"内外联动""攻守兼备"的国家文化安全保障体系。     

国家环境安全观:一种非传统安全观的衍生

"国家环境安全"观是国家安全关注扩大的反映,它将严重的环境威胁本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要求在环境问题上改变传统安全观中"他者是敌人"的意识,以共同安全来推进国际合作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环境问题在当下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总体上仍处于次要的位置."国家环境安全"观是对传统安全观的冲击,也是对国家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双向维护.国家环境安全状况存在国别特点,各国要建立符合自身情况的国家环境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以及在全球化浪潮和非传统安全的推动下应运而生。在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实践中,中国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新安全观,为世界新安全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     

论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表现在:把分散的国家安全论断系统凝练为逻辑严密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之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紧密结合起来,拓宽了国家安全领域;提出国家安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了国家安全主旨的转换;阐述了安全与发展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提出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突出其极端重要性;阐明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创新性、整体性、人民性、实践性等特点。     

战后国际安全观念和安全机制的演变

战后国际安全观念和安全机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安全观念出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新的安全观的结构性变革，与此相适应，国际安全机制先后出现了集体安全机制、共同安全机制、合作安全机制等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不同类型。中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并倡导的普遍安全及机制既涵盖了上述各机制合理内核，又克服了其中的不足，是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种可靠选择。     

自我管理的哲学审视

自我管理是个人通过合理的自我设计、自我学习、自我协调和自我控制等环节,对自己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表现进行的管理实践活动。自我管理凸显人的主体性,是主体回归的管理哲学。自我管理本质上是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化管理,能够满足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体现人的自由个性,丰富人的社会关系,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安全:少数民族地缘文化安全观

少数民族地缘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少数民族地缘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而要维护其安全,就要对少数民族地缘文化安全的基本要素和基本问题有一个总体的认识,这是构成维护少数民族文化安全的安全观的基础.我们所倡导的是和谐安全.这一安全观的提出,具有特定的思想背景和事实背景,具有历史、现实和具体三个方面的必要性.和谐安全观的内容包括:1.维护少数民族地缘文化安全必须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3.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和谐安全;4.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安全;5.维护各少数民族地缘文化系统内部各文化要素的和谐发展;6.要积极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地缘文化.     

试论冷战后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安全、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的影响日益增加 ,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解决机制尚未完善。面对本世纪头 2 0年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应该如何规避战略风险、营造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至关重要。本文将通过对非传统安全的概念界定和主要影响的分析 ,形成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战略构想。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首先需要转变安全观念 ,同时积极参与跨国跨地区的国际合作 ,降低非传统安全危害的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变迁的社会演化论分析

为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文章对中央层面各部委发布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并借鉴社会演化论中“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心机制,梳理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演变逻辑。研究发现,国家安全治理的政策供给往往以国家安全需求为前提,面对系统环境的日益复杂、多变,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侧重安全的单一逻辑,逐渐向发展逻辑与安全逻辑统筹的结构演变。最后,文章就其在理论、现实和方法层面的意义以及议题的拓展空间作进一步讨论。     

社会信息化发展的网络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社会信息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中渗透性、变异性、侵害性、腐蚀性和破坏性的安全威胁表现得尤为明显.自觉有效地维护网络文化安全.需要在提高安全意识、创新监管方式、完善法律制度、掌握核心技术和建设文化阵地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形成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理局面,为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提供安全保障和持续发展动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经济安全探析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经济安全是基础,经济安全与多层次安全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当前,中国的经济安全现状仍然严峻,防范重大经济风险,必须从防范金融风险、贸易风险、能源风险、财政风险、文化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等方面入手。为了能有效应对可能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必须构建起强有力的经济安全体系,坚持“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产业升级,构筑可靠的金融安全体系,从而在发展中重视安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澳门经济发展的四维审视

文章用历史的观点,从制度经济学、从竞争力、从社会和文化结构等角度来分析研究澳门经济发展的现状特点,探讨澳门今后的发展路向,以求真正发现澳门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为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充足的依据     

合作安全——后冷战时代安全思维的理性回归

合作安全作为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赖这一发展大势的必然逻辑,体现出了冷战后国际社会在安全思维上的理性回归.它主张在国家间平等互信的基础上,以渐进、开放、非军事和机制化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安全和综合安全目标.其中,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并践行着的新安全观,作为中国特色的合作安全思想的集中体现,有力兼顾了国家个体安全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安全利益,对于构建和平有序的国际安全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哲学审视

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蕴涵丰富的哲学意蕴,其哲学本质内涵是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原则,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文化资源,以创造与创新为手段,以转化发展为动力,使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与时代相结合,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意蕴、表达方式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提升超越,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须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统一、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以及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坚持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并重、显性宣传与隐性融入互补、生活世界与实践养成相统一的方式方法,坚持加强国民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教化作用、强化宣传普及、创新文化话语体系、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关于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论述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结构严密、寓意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坚持从世情、国情和党情实际出发,精准研判我国政治安全形势,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把握和深刻理解。我国政治安全建设状况事关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政治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必须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人民立场、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来强化政治安全。     

生态安全

何为生态安全？生态安全是在生态问题十分严重、生态风险不断出现的背景下提出来新的安全观。近年来,人类对于生态的破坏越来越严重,水土流失、     

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文化安全体系的构建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稳定和民族生存发展的血脉保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面对来自国际敌对势力强势文化渗透的挑战和来自自身存在的文化安全问题的压力,在全球化语境下,唯有树立以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的新文化安全观,构建全方位高控制的文化安全体系,健全文化传播体系,完善文化安全管理体系,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我国文化的安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