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的侦查引导权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侦查和审判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从公诉活动的角度对侦查阶段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进行必要的引导,以保证案件质量,达到公诉目的,确有探讨之必要。在此须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是引导侦查而不是指挥,引导与指挥有本质的不同。指挥具有直接性,指挥者的主观意图体现在被指挥者的具体活动中,由此主导整个行为的过程,指挥者是行为责任的承担者;引导则不同,它只有间接性,是一种引领或规范,引导主体不直接参与,只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按法定要求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视和指正,对侦查活动的程序性进行审查与规范,对侦查取证提出符合诉讼标准的要求,对整个侦查活动从方向上进行把握与控制,而不干涉具体的侦查行动,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则应提出纠正意见。     

试论我国侦查行为正当性的构建

侦查行为是国家侦查权力运行的具体表现,侦查权的运行在我国具有极强的行政性特征,侦查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浓厚的强制性、行政性色彩,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强制性行政调查活动而非司法性行为。侦查行为的非正当实施,常常侵害到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财产所有等多方面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何更好地发挥侦查行为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实现侦查行为的正当性,充分发挥侦查行为的正向作用是探讨的核心问题。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论现代侦查讯问的非强制性本质

通说认为讯问是一种典型的强制侦查方法。从侦查讯问的历史来看,讯问作为最为有效的侦查手段,强制性始终是其突出的特征。现代侦查讯问中自愿到案接受讯问具有明显的非强制性。在经传唤到案讯问与羁押状态下讯问中,犯罪嫌疑人自由决定是否接受讯问、是否供述,侦查人员不得进行任何强制,同样具有非强制性特征。权利制衡、权利告知、强制讯问方法绝对禁止是现代侦查讯问非强制本质的制度构成。为平衡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冲突,现代侦查讯问存在强制性例外情形,但非强制性是其本质属性。     

初查程序废除论——兼论刑事立案机制的调整

初查是指侦查机关为确定案件是否符合刑事立案条件而进行的初步调查活动.该程序机制最早为提高立案质量而设,此后因“实质性的立案审查标准”及“计件式的绩效考核机制”而逐渐发生异变.在司法实践中,初查行为不宜作统一定性,有些“具有社会调查性质”,有些则是“准侦查行为”.司法实践中“以初查代替侦查,侦查阶段前移”的现象时有存在,废除初查程序实有必要.但为保障立案质量,时下的刑事立案机制应作相应调整,包括改革立案审查标准以及改革绩效考核机制.刑事诉讼中“自然演进”所形成的制度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严格以正当程序为依托.     

有组织犯罪侦查策略研究

不同于传统犯罪侦查的被动反应模式,有组织犯罪的侦查活动必须更强调主动掌握先机的调查方式,因而针对犯罪组织的特点,选择恰当的侦查策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阐述了有组织犯罪侦查活动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有组织犯罪侦查中最具代表性的五种策略的涵义、特点以及可行性加以分析与论证,最后提出有组织犯罪侦查活动之重点。     

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侦查对传统侦查模式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数据侦查对司法活动中数据的发现、提取、追踪、储存、研判和应用,开辟了侦查模式的新纪元.文章从多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问题,即全面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特征与价值,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的困境,包括公权力与个人信息权的博弈在法律上很难认定、大数据预测在因果推理中带来的困惑、大数据分析结论在证据形式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大数据侦查的预测性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传统侦查思维模式的阻挠和缺乏复合型司法侦查人才等问题.同时,对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原则问题以及完善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措施等.     

日本诱惑侦查制度的嬗变与理论发展

在日本,根据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划分,诱惑侦查属于任意侦查,不受“侦查法定原则”的制约,但应当符合必要性、紧迫性、适当性的要求;立法对诱惑侦查没有系统的规定,仅有个别法规有所涉及,法院判例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也有不同的解读;在理论上,对诱惑侦查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其标准是什么等实质性问题,形成了“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     

论强制侦查中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

司法审查原则的确立是法治国家的典型特征和核心要素。强制侦查违背侦查相对人的意志、触及侦查相对人的基本权利,为尊重人权、完善诉讼结构、优化权力制衡,在强制侦查之中引入司法审查尤为必要。本文探讨了强制侦查引入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强制侦查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缺位及引入的必要性,并提出建构完善、统一的司法审查制度以实现强制侦查的法制化。     

律师参与侦查“关键阶段”的功能与规则

侦查中存在着关乎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关键阶段,法治国家莫不重视讯问、辨认、搜查、强制采样等关键阶段的律师参与,以保障人权。律师参与侦查关键阶段,还能提高侦查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为审判辩护奠定良好基础,避免冤假错案。受传统侦查观念的影响和旧有侦查模式的限制,我国律师不能参与关键阶段,给侦查带来诸多负面功效,更抑制了刑事司法的保护功效,也影响了它的准确性与正当性。因此,值得在我国探索并逐步推行刑事辨认、现场指认、讯问、鉴定等关键阶段中的律师参与。     

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探讨——兼论侦查程序改革

遵循刑事诉讼运行的基本原理和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取消立案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开端的独立地位。借鉴不同诉讼模式国家的立法例,将其改造为一种犯罪信息登记制度,作为侦查的前期工序,发挥司法统计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功能;建立随机型的刑事诉讼启动模式,吸收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以及实践中“初查”的做法,将其完善为初步侦查(调查)阶段,对案件进行分流。并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制约,尤其要预防强制措施的滥用,提高刑事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水平。     

论刑事审前程序改革中的侦查适度公开

刑事审前程序的改革直接影响着整个刑事诉讼改革的方向和成败.而侦查能否公开,则是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核心所在.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侦查不公开的现状及危害,探讨在我国实行侦查公开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侦查公开虽有弊端,但对遏制司法侵权,堵住冤假错案的源头,促使罪犯主动认罪,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以及实现公民对侦查活动的知情权等都十分必要.在我国现阶段实行侦查公开,无论立法,还是司法,都完全可行.当然,侦查公开不能绝对化,必须有适当的、必要的限制.     

先发制人与预防性战争辨析--以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为例

先发制人与预防性战争常常被混淆使用。事实上 ,后者通常被认为是违反国际法的 ,不符合正义战争的要求 ;而前者则被看作是合法的或可以被合法解释的。“9·11”后 ,布什政府对一项总的先发制人安全政策 战略不再加以掩饰 ,这无疑是对先发制人合法化之必备条件的一种挑战。更值得关注的是 ,从安全理念和政策实践均可看出 ,布什政府有意抹杀了先发制人与预防性战争的区别。作者着重分析了先发制人与预防性战争的区别和联系 ,并以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为例 ,试图揭示布什政府混淆概念的动机与实质     

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效能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制度设计上对法律监督原则体现得不够充分,没有建立完善的程序实施机制。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的同步监督缺失,对程序性违法侦查行为制裁不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监督失灵。为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规范侦查权的运行,有必要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及时介入并引导侦查活动的职权及对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侦查手段的审查权,强化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程序性、实体性处分权。     

论我国侦查监督体系的完善

为了保证侦查权的正确行使,应对其作必要的监督。针对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程序中,应确立以任意侦查为主、以强制侦查为辅的原则,实现司法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建立完整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中国式侦检一体化模式,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律师帮助权及沉默权,以确保侦查活动合法、有效、公正地进行。     

严格规则主义及其对中国宪政之影响

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在司法活动中排除自由裁量的观念,我们必须克服它对宪政的消极影响,包括宪法规范重实体轻程序,宪法实施依靠外在强制与监督,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人权不能切实保障及宪政民主程度不高.     

论和谐侦查之法哲学意义

法哲学是法学家提问,哲学家回答,它关涉"究竟"的问题。和谐侦查之侦查权必须具备两个属性:正确性或者恰当性,强制或者强力。前者表达了理想或者批判的一面,而后者则与社会实效相关。侦查之起源与运行蕴涵道德品质,并且面临着道德评价。和谐侦查趋善之外延是动态的,侦查趋善之路径应从侦查主体、手段、目的和结果入手。和谐侦查存在侦查能知道什么、又能做什么和应报何种希望的追问,蕴涵着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与判断力批判之意义。     

身联网时代人身自由理论的数字法革新

身联网智能设备的社会化应用，改变了“人身自由”理论的传统认知，也推动了个人信息保护路径的规范性反思。而对宪法“人身自由”条款的规范性分析业已证明，以技术手段控制身份信息，既符合“搜查人身”的特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减损人身自由的效果。即便身联网企业可以凭借“知情同意”规则来规避“减损人身自由”的合法性难题，但在个人信息保护路径下依然难以区分“减损人身自由”的法律对象和适用范围。因此，身联网时代“人身自由”理论的革新，应当明晰“人身安全先于信息自由”的权利位阶理念，实现个人信息由“渠道治理”向“源头保护”的路径转向；明确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安全互惠关系，增设“责任减免条件”，补充“强制人身保险”与“信息保障基金”等侵权救济机制；围绕“强制许可”设定人身自由的“法律底线”，围绕“知情同意”明确减损人身自由的“上线”。     

规范行使国家监察权:讯问制度的微观塑造

讯问是指侦查或调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向犯罪嫌疑人或被调查人查问案件事实和其他与案件有关情况的侦查行为。讯问存在实践必要性,也具有认知错误、权利侵犯和价值偏差的风险。讯问规范主要是权利抗衡和分权制约。权利抗衡集中在打破讯问人员"绝对优势",塑造平等对话的"权利-权力"格局。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相互分立与制约的模式,是司法领域分权制约的基本形式。事实上,监察委员会对讯问功能定位和讯问要素把控具有较大自由度,分权制约也难以突破结构性认同和封闭式设置。应在监察委员会内部建立起既涵盖讯问运行全过程,又兼容调查人员讯问活动的细密讯问流程,并通过对讯问动态的控制,实现讯问规范化和法治化。     

侦查取证规则基础理论研析

随着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深化,证据规则将逐渐建立,而作为其中必要组成部分的侦查取证规则严格规范侦查取证行为,有效防止违法侦查的发生,从而从源头上避免非法证据的产生,同时,确立侦查取证规则符合刑事诉讼发展趋势。侦查取证规则有其特有的、不同于其他证据规则的法理基础。侦查取证规则的构建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与模式,并主要围绕强制侦查行为即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勘验检查与鉴定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