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底层记忆的口述历史研究

底层,这个无论存在于现实情境还是学术论辩中的群体,从来都是缺少声音,丧失记忆的.记忆是人的权利,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当拥有属于自身的记忆,社会也当通过这些记忆,对记忆的主体以关照.底层的记忆缺席引来了学界的关注,本文认为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让缄默的底层说话,记录即将消逝的声音;在对记录资料整理基础上形成的口述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口述史料,是底层记忆的真实书写;在记录与整理的基础上,口述历史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进而拆解真相背后的权力秩序结构,为底层赋权与维权.     

试论开展口述历史对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口述历史即广义的人类经验,也是一种求知方法,且是教育及教育学的资源。在没有文字典籍的时代,人类的知识和经验全靠口口相传;有了文字、知识典籍和学校,口述历史仍是多数家庭教育子弟的普通教材教法。在学校体制中,现代口述历史作业实践作为一项教学活动,不仅可以让儿童少年了解父母、家庭、邻里及社区的历史,同时可以让儿童少年接触实际社会生活,积累社会生活经验并训练社交能力、对话能力、倾听能力、观察能力。口述历史在大学教育中,既可以作为专业教育的辅助学科,也可以作为通识教育的一种常规手段。大学设立口述历史学专业系科,不仅可以指导大学生通过口述历史认知社会和人生的实践,更能推进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网络信息时代,人类个体记忆库可以作为社会化教育资源:每个有困惑或好奇心的人,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故事里,了解和学习他人的人生经验和生存智慧。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数据资源挖掘,可以找到影响人类心智的更多要素及其不同的序列结构,从而让教育学研究立足于真正的大数据,洞察人类成长与发展天机。     

文学口述史:理论与实践

口述史与当代文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与传统文学史相比,文学口述史具有人民性、故事性和操作性.这种"活"的文学史不仅讲述鲜活、生动的口述史料和文学故事,而且展现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技巧.文学口述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二是口述史料的综合研究.如果我们将口述史料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拓展出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主要包括比较研究、记忆研究、媒介研究等.     

“口述成史”的学科意义与现实价值

新时代跨学科视阈下口述史成为历史学重要分支,给史学研究与教学带来诸多新境。“口述成史”不仅能丰富和补充史料来源,还能推动史学研究转向强调“诠释视角”,从范式革新意义上重视文本的形成路径与各方因素,甚至还能察及传统史学研究向来不太为人所关注的层面,充分关照社会底层,赋予历史新面向,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口述成史”因其史学属性,能够从根本上追求历史真相,并体现出独特性即“为什么”有如此口述表达。口述史因注重底层关怀,所存口述材料既能丰富社会记忆,也能全景式观察人们关于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口述成史”对史学人才培养中的教学模式有其现实价值,不仅创新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同时也献力于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     

对口述传统的纵横思考

“口述”和“传统”以及“口述传统”一直都存在着诸多争议。从“传统”的建构来看,社会记忆使“传统”通过“现在”而被呈现。从史学角度来看,“口述”与“历史”的携手不仅打破了历史陈述的垄断,赋予历史平民化、大众化的基本特色,而且也促使一些历史学家的史观发生转变。     

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历史学

口述历史是针对个人记忆的对话与叙述.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就是把个人记忆汇聚起来,作为档案收藏,使之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成为公共记忆的基础.历史学是对人类档案记忆的加工,选择、提炼、思索、研究,并对过去的人类故事加以叙述.历史书写是对档案记忆的建构,提出集体记忆及公共记忆的具体叙述范型.在这一层面上,口述历史即个体记忆,不仅可以成为历史书写即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范型的有效补充,能为历史书写提供新的信息资源,还能为记忆的历史书写范型提供新的维度.     

反映人际矛盾是口述历史的一大特点——口述历史性质探研之一

反映人际矛盾,是口述历史的重要特点.无论是政界人物的口述历史,还是文艺界、教育界人士的口述历史,在在展示出这一特点.这种现象,是由人的记忆特点所决定,而且也是由口述历史的独特视角所决定的.口述历史的这个特点,可以促使历史真相越辩越明,也对口述历史的执笔者提出了较高要求.     

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

“声音景观”和“听觉经验”在当代历史研究中蔚然兴起,但关于战争军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方兴未艾。军歌本身不仅是记忆的媒介,也是媒介的记忆,是一种易被历史表征化的政治声音。作为战争记忆的“同期声”,日本军歌随之兴起,成为昭和战争的“进行曲”,日军形象的“美化剂”,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在1945年宣布战败后,日本军歌作为战败记忆的“回潮曲”,仍依旧传唱复兴。需要警惕当代军歌“怀旧潮”中体现“历史伪饰”的情感共同体、假借“军事趣味”的代际延续、甄别“反战和平”的现实需要。     

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

“口述史”或“口述史学” (Oralhistory) ,是以同被访谈者有目的访谈的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口述资料 ,作为构建或复原历史原貌的重要史料文本的一种科学方法。就其科学性质来讲 ,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口述史学的出现对于民俗学而言 ,既是对本学科田野调查方法论的支持 ,同样也提供了技术层面、方法论乃至科学观念方面的借鉴与深刻变革。这种变革 ,将有力地强化民俗学视点的民间文本调查与研究 ,推进民俗学理论的深化。没有科学、规范的方法论和科学的田野调查技术手段 ,就难以采制出科学、规范、客观真实的研究文本。没有科学、规范、客观真实的研究文本作依据、论据 ,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命题或结论 ,也难以让人信服。尤其是民俗史研究 ,则务必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本文以一个村庄中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 ,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女性在承受生命中巨大的苦难的同时所感觉到的精神快乐正是建立在既是认识又是“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她们的记忆和讲述为理解和洞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开辟了重要的途径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中国口述史研究的现状与走向

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开始兴起,强调关注"人"的历史和"活"的历史,不仅对传统历史学研究范式构成挑战,而且影响很快蔓延至其他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本研究在细致梳理国内口述史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存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两种口述史研究路径,二者之间界限较为分明。正是因为不同学科口述史研究理念的差异,极大限制了中国口述史的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口述史跨学科研究的优势,超越于既有的研究范式,从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拓展并深化口述史研究。同时,口述史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经验,加强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并通过口述史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利用口述历史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与方法

近年来,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几乎同时进入国人的视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之一,理应成为历史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口述历史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应该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传承和研究中有所作为."口述历史"侧重的也是人的语言叙述.它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访谈,记录采集丰富的、鲜活的、客观的史料.它与传统史学所习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另外,由于运用口述史料的悠久传统和口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学科建设,口述历史的介入是其应有之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需要口述史的抢救性保护.与一般史学不同的是,口述史主要关注现实性的问题,现当代的历史事件参与者和当事人是口述史的重要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在史存,人无史亡.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抓紧时间抢救那些"活态"史料,或补文献史料之不足,或独辟蹊径自成一体.     

论民族作为历史性的表述单位

民族学、人类学经常将民族作为表述单位来使用。然而 ,人们在使用的时候却发现它充满矛盾和悖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民族拥有多种语义和多条表述单位的边界。其边界主要有三 :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政治性表述 ;地缘性文化发生形貌和地方人群的历史性表述 ;某一个具体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策略性表述。三者的边界相互交错但不重叠 ,有时甚至发生冲突。在三者的互动过程中 ,“主控叙事”的权力化总是处于主导地位 ,致使民族的历史性表述产生明显的“制造”性质。历史叙事与历史本身存在巨大差异。本文就三种基本的历史性表述进行辨析与讨论     

二战城市历史记忆的改写、遗忘与竞合——以广岛与南京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在1945年,部分城市的二战记忆迄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被改写,其延宕的历史记忆争夺仍在不断上演。广岛,是作为近代日本军都的“廣島”,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地“ヒロシマ”,也是战后构建的日本国际和平城市“Hiroshima”。南京,是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史忆之所,经历了二战后被遗忘与再记忆的过程。2017年南京成功入选为“国际和平城市”。鉴于此,二战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均申报了“国际和平城市”,但“和平”实旨有所背离与伪饰,呈现出当代二战历史记忆的杂糅与矛盾。与此同时,在影像传播和历史口述等领域也展开新一轮记忆竞合。只有把单个国家的二战记忆上升为世界共同记忆,从“跨入战争”的反省到“跨出战争”的实践,才能真正以城市新生促进战争和解与世界和平。     

视域融合视野下的唐德刚口述史学

美籍华裔史家唐德刚对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诸多启示,体现出口述史学视域融合的特点。他认为口述历史不等于口述史料(回忆录、访谈等),而是口述者自我体验与历史记忆,研究者与口述者多重视域的融合。口述史学避免了其他历史研究不在场的距离感,但口述者的在场已不是当下的在场,对口述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原则,才能取得史料和学术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口述史自身的目标。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