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福利理论中的中间道路学派及其影响

欧洲国家福利政策发展的基本轨迹是自由主义福利观——中间道路——新右派——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福利现与新右派、中间道路与第三条道路之间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历史时期不同,后者对前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发展。对中间道路学派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有关福利国家的理论、福利国家的建立及其影响,而且有助于对第三条道路学派的理解与把握。 中间道路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虽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被巧妙调节的资本主义仍是发展经济和社会的最好制度。中间道路学派对福利国家持一种挑剔的接受态度,强调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平衡,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支持再分配,倡导政府参与下的福利经济的多样化。中间道路福利政策的实施在使欧洲各国经济财富大量增加、贫富差距减小的同时,也使各国的福利开支大幅度上升,高福利所导致的高税收和高赤字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长时间的经济滞胀最终导致欧洲“右翼”政府的上台。     

中国残障福利政策模式的战略转型与"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

本文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史角度,依据社会福利理论,主要运用文献回顾方法,以西方国家残障福利制度历史经验为参照,首次系统回顾、总结中国残障福利制度发展规律.笔者认为2010年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残疾人福利是社会福利制度与福利时代的重要内容.中国残障福利制度与服务体系分为两大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尚未成为"独立性"政策议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人道主义式道德化"福利模式,制度化与法制化残障福利制度初见端倪.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宏观社会处境下,道德化福利模式战略转型迫在眉睫,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本文首次提出"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范围内容,指明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最后笔者根据现代杜会福利制度发展变迁普遍规律与历史经验,充分考虑中国的现实状况,针对残障福利工作战略转型,建立"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的状况,提出若干宏观战略思考与政策建议,描绘"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建设路线图与方向,明确阐述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和残障福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主体角色与国家行动议程.     

国家福利功能的演变及启示

作为现代国家干预初始的英国济贫法和继而出现的德国社会保险制度,一起逐渐改进了人民福祉并创立了现代社会保障,但是其本质上都是应资本主义的需要出现的。直到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建立,明确了福利为全体公民的宗旨(普遍主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后,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普遍主义原则提出挑战并对其效益做了无情的批判。九十年代,英美两国首脑推崇第三条道路倡导的竞争国家,结果是市场化、私有化和去福利国家化。为保持福利原则和福利国家的持续有效,北欧国家启动社会投资、社会企业和市场化的改革。但还是出现了不可预见的结果:促进了为富人的有选择的服务,而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缺陷。当今世界的权威力量在2011年达沃斯论坛明确宣布:"普遍主义……最终将要被弃"。对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提出了问题,在社会福利的发展探索中,原则和本质必然要丢失吗?中国在强调建设福利社会、公民社会福利多元化以及探索具体有效服务提供方式的同时,要警惕背离福利国家的核心本质。     

走向新社会政策：社会变迁、新社会风险与社会政策转型

传统福利观念和社会政策因社会变迁而面临新的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等新社会趋势的影响下,现代社会面临许多新的不平等,形成新社会风险。因此,影响人们福利的因素已经超出了传统社会政策的五大领域。反思社会公民身份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扩展社会政策的研究视野并致力于解决新的社会不平等,是回应这些新挑战的基本途径。而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切合中国实际的新社会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吸收借鉴世界现代化文明成果，扎根于中国实际，坚持独立自主探索得来的。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由被动转为主动，走出了一条通往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之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模式，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拓展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

在比较福利体制这一研究领域,人们对于"东亚福利"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东亚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模式,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福利体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东亚福利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即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出发,来考察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形成东亚政策模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提出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为分析东亚福利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东亚社会政策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于这一区域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现代社会福祉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社会需要、社会政策与社会制度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如何将中国版社会福利共识、福利国家形象建构与社会管理创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版社会福利现代化模式成为当务之急。在比较英国和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和东亚福利国家与福利现代化模式基础上,首次提出的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应急、社会救助服务为主体的中国版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实质是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确定社会服务优先领域,描绘中国社会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社会福利实践为社会哲学、福利哲学、现代社会观、福利政治学和福利社会学奠定了基础。     

中国困境儿童研究轨迹：概念、政策和主题

困境儿童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辨明困境儿童概念的基本内涵和演绎，追踪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的拓展，提出困境儿童研究的多元主题，是该领域亟待完成的任务。运用主题内容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困境儿童的研究轨迹和政策发展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弱势儿童到困境儿童的概念演变及发展、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从补缺向普惠演进、困境儿童研究议题从单一到多元化。而在未来一个阶段，其研究议题将转向困境儿童需要、家庭与国家责任、社会福利政策和困境儿童福利关系、困境儿童福利输送等方面。     

社会政策学导引

社会政策是研究国家与其公民的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把国家和社会的作用纳入到个人的"福利组合"中去的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在发达国家尤其在欧洲,社会政策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社会政策学科价值理念如下:以"公平"与"人权"为基本价值观;从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以"公民参与"为基石;以"渐进主义"为发展策略.社会政策的学科建设也表现出四大鲜明的特点:研究领域的边缘性、交叉性和开放性;研究方法的具体化与技术化;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专门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及其价值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和超越性是其成功的关键,更是中国特色之所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破除霸权思维束缚,将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作为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国际关系、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扬弃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真正摆脱资本逻辑控制,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将经济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为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选择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拒绝干涉主义,坚持各国平等原则,在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为世界各国平等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统一,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遵循,唤醒了中华文明的蓬勃生机,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的理论路径与现实选择——基于“公民身份”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遇到了各个领域的巨大挑战,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使福利国家进入了“后福利”的时代。在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进行改革与反思的过程中,“公民身份”(citizenship)进入了理论家和社会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公民身份危机已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凸显出消极的后果,福利国家所处的两难困境就是这种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权利的危机与制度的困境暴露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局限,而公民身份的拓展与延伸在挑战传统自由主义理念的同时,也将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开辟出一条崭新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西方"福利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兼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

本文追溯西方"福利社会"理论和实践的缘起和发展.探讨了"福利社会"作为取代"福利国家"的政治改革口号;作为福利国家改革的一种理论思潮;作为福利国家的改革实践的基本内涵,同时,还进一步关注在全球化下,"福利社会"的"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和"社会质量"取向,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反观当今中国社会建设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本文从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和发展政策的整体性两个方面,提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在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均衡的多元分担机制、普遍的国民待遇、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在发展政策上的整体性:目标干预上的整体性、发展维度上的整体性和能力建设上的整体性.     

福利国家模式、增长悖论与再平衡：对中国现代化及共同富裕的启示

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创造,福利国家模式确立的初衷旨在达成兼顾效率公平的社会进步秩序。但这种基于福特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自身蕴含了一个增长悖论,即经济增长可能引致更多的福利支出需求,福利负担的加重反过来会削弱经济增长和福利支出的基础。19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服务化、老龄化使得增长悖论凸显,各国不得不在财政约束、收入公平和就业增长“三难困境”中做出权衡,由此持续至今的结构改革加剧了福利国家模式分化。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福利国家模式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有诸多启发价值。     

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路径

近年来,学术界通过中西比较,从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发展等角度,对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展开了讨论,但对全球化背景下福利社会的一般特点、进而对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基本内涵、建设的历史维度和发展路径所涉较少,对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缺乏系统梳理。实际上,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项社会政策,但更偏重后者,它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表现形式,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着眼,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政府主体作用,做到共建共享,以加强社会整合,提高民族凝聚力。     

基于参与式福利理念的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之启示简

在全球化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参与式福利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福利理念,主张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以该理念为指导,中国福利制度建设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变福利济贫为教育培训,解决弱势群体能力贫困,提高其发展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减少福利依赖;注重公民“心理利益”的培育,提高民众幸福感、成就感与满足感,变工作与生活负担、风险为机会与福利;提供机会提高民众在福利政策中的参与性,以提升中国的社会质量,共同促进福利改革;重视家庭、开发并扶持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多元福利内容的提供,加快感性实践与感性选择下的福利社会化发展,从而建设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公民多元福利需求的特色福利体系。     

"蒂特马斯典范"与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理论综介

蒂特马斯是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其福利理论为福利国家奠定理论基础,已成为世界闻名的"蒂特马斯典范".蒂特马斯信奉费边社会主义理想,将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理论与政策实践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本文采取文献回顾方式,从代表人物和机构、理论渊源、核心价值、国家角色、市场作用、社会的观念、对福利与福利国家态度和影响福利发展因素等层面,开创性地在中国全面详细介绍了蒂特马斯典范与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理论,以期为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启迪.     

东亚福利体制研究述评

伴随着东亚经济奇迹与社会政策领域亚裔学者的增多,以东亚福利体制、发展主义福利体制及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等概念为核心的东亚社会政策研究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迎来了一个高潮。学术界关于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缘起、东亚福利体制的核心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解释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目前的研究当中存在着判断标准缺乏、东亚福利体制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及有关东亚福利体制的动力学研究不充分等三个方面的不足。     

包容性增长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构建

包容性增长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与近年来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一脉相承,体现了对国家未来思考的系统性和理论探索的延续性,它不仅提供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也提供了一种政策胸襟和发展手段,作为新的执政理念和战略思想,包容性增长将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中国发展模式".包容性增长是对贫困认识的深化和对中国式失衡充分反思后的结晶,强调公民权利,反对社会歧视和排斥,倡导人们机会平等、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强调共享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目标路径相契合,从而也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理想路径.     

论福利国家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方法

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比较研究面临很多挑战。比较研究方法应用在对福利国家研究和社会政策实践的分析中,积极推动了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同时,福利国家的研究与实践也反过来促进了比较研究方法的发展。比较研究方法在福利国家研究中有三个重要发展:第一,将国家作为比较分析的单位,依托米尔方法发展了三个比较分析模式。第二,在比较研究方法的框架内发展了对福利国家的初始外部分析和内部分析、进一步的外部分析与内部分析。第三,福利国家比较研究实践并发展了截面研究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时间序列和截面的合并分析方法、事件历史分析方法等。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立法的战略地位与体系特征

2010年是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元年,标志中国进入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时代。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立法框架成为国家立法议程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本文简要界定社会立法内涵外延与基本涵义,从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角度界定社会立法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概述现代社会立法在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分析其体系性特征。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建设,尤其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框架基本建成的宏观制度背景下,社会立法成为中国国家立法议程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社会立法在国家立法议程中的战略性优先地位明显。现代社会立法具有价值观化、政治化、争议性、社会福利理论为基础、福利财政化、经济利益化、社会性、福利性与生活福利化、伦理道德化、文化化、立法过程曲折漫长、专业性、发展变化性、立法社会影响广泛深远等14个体系性特征。如何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妥善合理处理政策与法律关系,强化社会立法是时代赋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