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治史主旨简述

作为名闻遐迩的当代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引起了史学界许多人的注意,中文学界也不例外,但现有的著作比较侧重分析他的论著,特别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及其影响。其实,怀特的治史路径有着几个明显的转折——怀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史学理论家,而是想成为一个"正宗"的史学家,但他自学生时代起,又受到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寻求一个经世致用的理想。他的这一追求称得上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怀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理论,通过历史书写中"叙述"的功用,写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在内的许多论著,为的是实践这一理想,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积极的互动。而到了晚年,怀特又探讨超越"叙述"的新路径,以求历史学展现"实用的过去"。怀特的思想遗产既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亦在于他在革新历史学性质、观念和方法上所做的不懈努力。     

论实用的过去(The Practical Past)

实用的过去由所有那些记忆、错觉、少量不定的信息、态度和价值构成,个人或群体竭尽所能调动起它来,为生命中从事的各类行动辩护、维护尊严、解释、找借口或者坚持下去.政治的、法律的与宗教的过去除非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某种先入之见,通常很少被触及.从"实用的过去"中,我们可以得出教训并将之运用到现在、去期待将来(或至少是近似的将来),为当前将要采取的行动提供理由(如果不是辩护的话),以使得将来好于目前状况.不管历史哲学是什么别的东西,它属于这样一类学科,其意味着将秩序和理性带入"实用的过去"中去,而非职业历史学家在不同研究领域中为同行的启迪而构建的"历史的过去"中.在历史学家构建的过去和历史哲学家构建的过去中做出区分,可以(或似乎可以)洞察当代西方科学文化中特别令人不安的一种关系,也就是文化现代主义语境中事实与虚构的关系(有时指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评当下思想界有关"中国现代性"的三种思路

本文以“中华性”即当代中国民族文化认同为基本问题,对当下中国思想界有关“中国的现代性”的三种重要思路进行了梳理和评论。本文认为,有关民族文化认同的思考,必须将深入思想内里的历史研究和立足现实选择的价值承担结合起来。它必须通过一种严格的知识批判同时沟通历史、现实与行动。     

诗歌史与新世纪诗歌

仅就一般意义上而言,新世纪诗歌通常指2000年至今的诗歌创作,而诗歌史所研究的对象则是已经沉淀为"历史"的那些诗歌作品.何谓"历史",这本身即带给人们莫衷一是的困惑.在笔者看来,"昨天"即已经发生的过去,即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因此,笔者注意到,在新世纪诗歌的创作当中,往往存在着对"过去"或者说"昨天"的书写,诗人们常常呈现出借昨日之事而抒当下情怀的姿态.因此,笔者从诗歌史的角度对新世纪诗歌做了新的解读,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对诗歌史与新世纪诗歌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思考与诠释.     

我国教育方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趋势研究

教育方针是国家根据政治、经济的要求 ,为实现教育目的所规定的教育的任务、培养人才的目标及途径。从过去的教育方针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局限性 ,现在的教育方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而教育方针的未来发展趋势是大家共同关注的。     

历史时间的内涵及其价值

历史时间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旨在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的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的变化。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首先将时间问题引到历史研究中。莱因哈特·科塞勒克借助“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两个概念,考察了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发展了科塞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用历史性体制的演变去展示时间经验的变化,剖析了当下主义的特点与弊端。当前,人们既要超越当下主义,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人们应做的是,重建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意识,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达成平衡。     

"第三项"与"作者之死"的理论去向

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宣告了文学研究从此告别“作品论”的古典批评,进入“文本分析”的新时代。但为了诞生真正的读者,他力主在空间上“作者”应退到舞台的一隅,其形象应不断变小;在时间上“作者”与“书写物”,不再像“父与子”的关系,而是所有“文本”都是“现在·此地的书写”。这一无限消除“作者”在“文本分析”中作用之理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乃至疑惑。日本学者田中实的“第三项”论,在承接此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明确设定“文章的客体自体”即“第三项”,弥补了“作者之死”的理论漏洞,建构了多元世界并置的“后·后现代”理论,超越了“后现代”视野下的文学批评范式。此原理以旧我的瓦解与新我的重构为旨归,为当下文学研究的混乱局面吹来了新风。     

论雷海宗的理论史学与实践史学思想——解析《历史过去的释义》

雷海宗先生的理论史学和实践史学思想基本体现在《历史过去的释义》一文里,他在文中主要谈及或论述三个问题,一、区分“历史”的两种含义,即现实中的历史和史学中的历史;二、分析史学中历史的特性,即主观性、流变性和时代性;三、强调研究历史的现实性及其未来指向性,告诫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不仅要重构过去的旧历史,更要努力创造现在和将来的新历史。     

发现和承担经验的复杂性——论当下汉语诗歌中"民生关怀"的言说方式

近期书写民生关怀的汉语诗歌,在当下历史情境中有不少意识形态内涵可供挖掘。但就诗歌自身的艺术机制而言,不是写作了什么值得重视,而是它的言说方式需要探究。民生关怀的价值在于它发展了一种“新”的言说主体,这种主体对经验的组织和发言,让人们看到了现代性多义、含混的一面,它发现和承担了经验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对写作空间的开放。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海登·怀特的反本质主义历史诗学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充满了强烈的反本质主义色彩,他认为“文学性”的语言建构了多种对象,铸就了各式的想象或概念。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以文学性,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历史修撰中走向融合:用来叙述事件的历史话语充满了隐蔽的诗意内涵;由叙述所形成的历史文本具有深层的诗性结构;在以上基础上建构的历史诗学呈现出明显的诗化形态。     

论"能""好"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

揭示“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行”三大命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遵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要求，看清楚过去为什么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以其灵魂和旗帜决定并促进“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共产党以其历史主体担承“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伟大历史性胜利”对“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能”作出实践证成。三大命题之间表现为“归根到底”的因果必然联系，并对“三大规律”分别作出实践印证。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继续促进三大命题相互砥砺、相互支撑的辩证运动，才能在过去的成功道路基础上继续取得未来更大的成功。     

区分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

本文区分出近代西方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这三种范式分别有着不同的诉求,以进步史为代表的认知性的历史书写,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以民族国家史学为代表的认同性的历史书写,最高目的是服务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以新文化史、微观史、妇女史等为代表的承认性的历史书写,强调的是被忽略、被抑制的他者在历史书写中的在场。不同的历史书写范式各有其优点与缺陷。每一种范式都是不同时代与语境下人们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表达,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使用的是不同的方式,发挥的是不同作用。历史书写中的强求一律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不同的书写范式之间,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以一种范式来否定另一种范式的主张并不可取。     

理论还是文化: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未来走向

长期以来,理论的美学史几乎是中国美学史惟一的书写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的美学史兴起,改变了这一格局,为美学史研究带来新动力。然而现有的文化美学史仍未脱出理论的美学史的窠臼,仍在追求一种虚幻的“全面历史”。这是一种实践上不可能、理论上错误的书写理念。文化的美学史的方向应当是彰显生存的历史性深度,它应是一种包孕着多重性、差异性的整体性构造。     

"民生"诗潮:循环还是再出发?

“民生”题材的诗歌再次成为当下中国诗坛讨论的热门话题。当下许多“民生”诗歌在书写过程中忽略了对个体经验、感觉的想象和创造,在对经验和语言的处理和转化上呈现出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这些诗歌的出现,一方面形象地展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性寻求中的戏剧性矛盾,另一方面又回溯了现代汉语诗歌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     

历史能是真实的吗?叙述主义、实证主义和"隐喻转向"

以海登·怀特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可以被有效地解读为两种类型的实证主义的倒置。首先 ,叙述主义认识论可以被看作是经验主义的一种倒置。其认为叙述起着不含有认知内容的隐喻作用的论点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图像观”知识上的。不仅如此 ,归因于此类叙述的所有非认知观点也依赖于这种知识的图像理论和再现的图像理论。因此被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归因于历史叙述的大部分认识论特征也关系到这种图像理论的问题。再者 ,叙述的解释理论也可以被有效地解读为实证主义覆盖律理论的倒置。在这方面 ,安克斯密特的叙述主义是最基本的 ,因为它在排除叙述主义历史理解中的因果性的同时 ,将叙述和理解的因果模式对立起来。就所涉及的解释理论来说 ,怀特的叙述主义比安克斯密特的更具有混和性 ;不过 ,它也可以被有效地解释为被大量的解释策略所代替的覆盖律理论的一种倒置。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这两种叙述主义中的大部分鲜明特征都是以这两种实证主义为前提的 ,尤其是他们断言历史叙述只具有隐喻的结构而没有真值。但这些主张很难同历史学家们讨论的事实特征相一致 ;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在“隐喻性”叙述主义的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间尚未出现概念性联系的时候。     

"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与"夺取江西全省"口号辨析

本文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和“夺取江西全省”口号,从对时局估量、道路选择和历史验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与辨析,认为“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已有历史定论,无疑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而毛泽东等提出与实行的“夺取江西全省”口号,是以对时局的实事求是估量与判断为依据的,是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又被历史实践验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口号,与“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有本质的区别。     

互为的转写:生成的现代性

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长时段”(longue dur6e)历史中的又一个阶段,改变着横跨所有国家和地区、为人类所共有的世界的面貌,它包含着人类历史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的人类和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一切在巨变中密切相连,差异因此全面凸显。作为现代性一般特征的“分裂的一统”(unity of disunity)及其内在不确定性,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显性化,以其当下的相关性,要求我们展开历史性的反思。一个多世纪前,英国作家E.M.福斯特道出了“唯有相联”(only connect)的祈愿。自此,“(不)相联性”[(un)connectability]的命题持续萦绕在人类的文字和生活世界里。通过选取分析自1890年代以降部分跨中外、跨学科的书写文本、包括一般被狭义理解的与“翻译”论题相关的文献材料和历史事件,笔者将此“唯有相联”的“祈愿”作为以言行事的跨文化践行驱动,探讨蕴含其中“跨界书写”(transboundary writing)的形式特征和“互为转写”(mutual trans-writing)的意义生成,以重访“如何相联”(how to connect)的现代母题及其当代启示。     

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

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是历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有必要以新的视野和新的眼光重新对它们加以梳理和界定。历史认知是人的文化实践活动，而人的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其栖身的社会环境与生活形态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历史认知的多样性，“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历史研究中永恒的图景。但是，历史认知并非漫无边际的想象，它必须受制于历史实然，必须严格限制在史料允许的空间。因为，我们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者视历史为一种虚构的存在，一种文本，而是坚定地相信，过去曾经发生过并肯定发生过，并确信我们有可能在相对真实的意义上重建史实；正是由于相信历史实然是存在的，而非后现代理论所认为的历史书写只是一种文学想象，因此，我们追求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真实”,相信“历史遗迹”比“证词”更有效，“原始”证据比“二手”证据更有效，并致力于借助“原始第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综合、比照和分析，重新获致历史的合理性解释。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因此，诠释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但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特点是“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十分容易陷入“历史辉格主义”,从“过去”中发现现在，由此...     

台湾的大河小说和原住民文学

格局庞大的三部曲式的“大河小说” ,只要是通过家族的兴亡表现出国家民族的命运 ,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 ,那么“外省作家”表现大陆历史沧桑的作品也应计算在内。“大河小说”今后要得到蓬勃发展 ,就必须改变只重视写台湾史而忽视写两岸三地历史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偏见。原住民文学大量的是指以汉文为书写工具刻画民族本性、表现其受压迫受欺凌的沉重叫喊的作品。原住民生活已由过去被汉族作家所书写发展到以原住民自己作为“书写的主体”。这种转变解构了汉人中心论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学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