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经学的审美阐释

朱熹的经学阐释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囿于学科界限,其背后的整体精神内涵鲜有人探索。朱熹偏重义理实际与其天道性命心心相传的生命美学追求密不可分。朱熹以心统性情的哲学框架重新结构《诗经》阐释,辨析诗的抒情本质,突显"性情之正"的理想境界,表现出对和谐、审美的存在体验的重视和追求。除此之外,朱熹在《大学》修身工夫上追求"至善",在《中庸》阐释中强调以心传道、"至诚无息",其实也是诉诸生命之美,表达在天地人心的相通中传承生命之存在体验的美学理想。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先秦易学阐释“共同体”对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范式意义

近年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成了学术热点,其中,阐释公共性的研究是这一建构的起点,而公共阐释又以阐释的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经典文本的阐释研究尤其是经典阐释范式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也十分迫切。《周易》经传阐释因其阐释文献的富赡、阐释研究方向的全面、《周易》经传文本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阐释学研究最典范的阐释现象。在历时的维度上,《周易》经传的阐释形成了前后相继的易筮的共同体‘士’易学共同体和儒家易学共同体,反映了易学阐释的时代特征,共同体的梳理更有助于经传文本的研究和当代阐释学的反思。     

阐释的公共性及其原初性

“阐释”本身就是公共形式。阐释对象是公共的,规范也是公共的。阐释的公共性通过“义例”或“体例”的公共性予以呈现。阐释的公共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蕴含性以及社会性表现的虚假性。图书与知识分类对阐释的公共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阐释的公共性总是伴随着阐释的历史性。人类阐释行为的最初形态原本是公共性的。巫师是上古社会公共行为的标本代表。“诗”是最能标识上古社会生存状态的公共性概念。巫师的公共性奠定了诗歌作为人类母语的位置。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最初的阐释学同样是事物注经学,在始源之处即体现出鲜明的公共性。上古时期最典型的公共空间是祭祀场所。由鬼神到祭祀、卜筮、居间说话,最后到文化制度兴起、生活的社会秩序达成,均以公共性的祭祀活动为开端,同时以其为主轴而展开。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阐释的边界——新阐释学视野下格林布莱特“文本阐释”论与利科“文本占有”论的间性弥合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以"商讨谈判"权力话语的自我塑造和"厚度描述"社会能量的流通范式为旨归,呈现出一种向"新阐释学"视域敞开的价值评判维度。格林布莱特将阐释学"‘视域本体’融合"的方法论观念向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整体性开放,从而将主体间性、理解间性和文本间性等多重"视域间性"逻辑并联、内在统筹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要将方法论维度的历史性进一步"历史化和意识形态化"到具体文本(作品)的文化阐释与意义理解上。     

网络新词生成机制的认知阐释

网络新词是语言在网络环境下的一种变体,在其生成背后,有着人类的认知动因。隐喻、转喻这两种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在网络新词的变异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此将从语音变异、词义变异和词性变异三个方面分析网络新词生成机制的认知理据,以期为网络语言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反阐释与过度阐释:文本意义的审美向度之变

作为文学阐释的两种主流形态,反阐释与过度阐释代表着文本意义异化的两种审美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反阐释是对过度阐释的一种纠偏.无论是反阐释,抑或过度阐释都是对追本溯源的一元论阐释思想的消解,但同时抑制阐释的“泛元化”同样是文学阐释的终极目标,由此为阐释设定边界则成为文本意义延展的重要保证,而建构在文本意图基础上的阐释成为延宕文本意义的科学阐释形态,由此,为阐释设定边界成为可能.     

知性:科学和信仰的界线

康德批判“独断论”对人类认识能力未加考察以前就断定人们无需经验 ,单凭理性就能得到绝对无误的证明。他认为人类获取知识靠先天经验 ,“感性”、“知性”“理性”是三种先天认识形式。“感性”“知性”只能认识现象界 ,不能认识“物质体”。康德在科学和信仰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先秦易学的“公共阐释”——兼论从春秋“士易学”到“儒门易”的演变

当下的阐释学大讨论,已经从概念的探讨进入理论建构阶段,实现了由“破”到“立”的转化。在此背景下,以典范的阐释现象为研究范本,将当下热议的一系列阐释学范畴融汇到中国阐释学实践中很有必要。先秦易学便是这样的鲜活范本。对《周易》经传关系的梳理,可以探讨传统易学中那些暌违了历史事实的所谓“非历史阐释”的表现形式和衡量尺度;对春秋“士易学共同体”的描绘,可以寻绎公共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更创造性地启发了先秦易学阐释的“士易学”阶段,为易学阐释史的分期断代提供新角度、新思路;而考察“士易学”到“儒门易”阐释范式的转变,正可印证“公共理性”的历史性及其“隐”与“显”等议题。总的说来,注重阐释效应的“公共阐释”研究,为先秦易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这种“自下而上”的阐释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文学阐释学的鲜活样例。     

论哲学史阐释的公共性路径

阐释的公共性奠基于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和方法论指导,而哲学史阐释的公共性和历史性建立在现实社会因素的整个梯级结构上。由此出发,哲学史阐释的当代路径有必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即在存在论基础上,要以社会存在论会通唯物史观与哲学史阐释;在知识论视域上,要以大历史观确定哲学史阐释的语境;在规范性维度上,要以交往和对话的有效性要求为公共性法度;而其方法论路径则要以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的平衡推进哲学史阐释的公共性。     

阐释的公共性与客观性——兼论对马克思的先验阐释

阐释的真理性基于它的客观性,而阐释的客观性则必须落实为阐释的公共性。因为在人文科学领域,阐释的客观性表现在阐释的说服力之中,并将自身实现为阐释的公共性。真正具有说服力的阐释都是自由的、即携带着创造性理解的阐释,但这种"自由的创造"必须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就来自阐释的公共性。有关马克思学说本质的先验化阐释,看上去像是一种主观性阐释,但其最终的理论诉求却是阐释的客观性和公共性。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同一性追求与多元化生成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者们通过多种方式来追寻诗人本意,无一不是为了回归作者创作的真实意图,恢复创作的最初视野;而这种对诗歌同一性理想的追求又往往受到阐释学另一种观念即见仁见智的挑战。从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同一性追求、多元化生成以及同一性与多元化的意义这三个方面辩证全面地论述诗歌阐释的同一性及多元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阐释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追求,本不应该束缚于某种僵化的观念和方法,而应本着动态开放的精神来阐释,这样就会使文本本身以及作者、读者在众多纷论中展现出新的景观和更多的丰富性。     

新时代农村产业空心化的内涵阐释与践行路径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技术、知识、资金等资源也随之大量流失,农村产业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日益匮乏,逐渐形成了农村产业空心化的局面,深挖破解农村产业空心化的现实意义、内涵外延和践行路径,将对有效实现农村资源合理化配置、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哲学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初论

深刻理解与论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这是新时代中国法学界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就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哲学阐释,深入探讨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创造性地阐发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悉心把握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趋势,科学揭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统一规律和交流互鉴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命题,深刻确证当代中华法治文明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历史性生成的内在必然性;创造性地论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为重构全球秩序体系确立了价值基石,指明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前行方向,从而彰显了科学法治理论逻辑的真理性力量。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问题不但历史久远,也非常复杂,它既关涉到阐释者是否合格问题,也关涉到作品的原意问题,更关涉到阐释是否有标准问题。而关于是否存在合格的阐释者、是否存在固定的作品原意、是否存在适度的阐释,历史上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但从各个派别对上述问题的阐述中,还是可能看出其间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这其中,刘勰和葛洪提出的避免阐释者的"知多偏好"、"爱同憎异";新批评学派提倡的"作品的原意"就在作品本身;日内瓦学派倡导的意识批评,尤其是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为解决文学阐释的失度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中西方对人类理想社会状态的设计与阐释

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不同文明及文化间对话和交流的多样性和互动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因此,我们用超越民族-国家层次的视野,寻找人类真善美的滥觞,把握世界精神的脉动,其实就是在做推动世界和平的工作。不仅如此,正是在挖掘这些思想资源中,我们发现了西方社会所彰显的核心文化元素——人权、自由、民主、法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的齐鲁文化,在其思想资源中同样能找到它们的基因。     

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